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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国农业经济发展如何

山南慕北 2016-03-01
楚国农具

楚国农具
  楚人由北而南,后又辟在荆山、睢山一带,故自商、周至春秋初,农业生产仍属刀耕火种,以种粟为主。楚武、文王以后,楚国向南、向东开拓,逐渐占据江汉流域,又向当地居民学会火耕水耨,掌握了植稻的生产技术。《史记·货殖列传》载:“楚越之地,地广人稀,饭稻羹鱼,或火耕而水耨。”东汉应劭释:“烧草,下水种稻,草与稻并生,高七八寸,因悉芟去,复下水灌之,草死,独稻长,所谓火耕水耨也。”(见裴骃《史记集解》。)古代先民烧荒,这是很普遍的,故无论种粟植稻,都要先烧草作为肥料。水稻又得“水耨”,除去杂草,沤于水中,既作肥料,又保证水稻生长。江汉平原,古代农业历来先进,屈家岭、石家河文化遗址中,均有稻壳出土。
  春秋时期楚国青铜器冶炼业已很发达,除了制造礼器、兵器和生活用具外,也制造出了不同用途的农业生产工具。见于考古发掘资料,主要生产工具有锛、镰、斧、削、锥等(参见《河南省淅川县下寺春秋楚墓》、《襄阳山湾东周墓葬发掘报告》、《南阳市西关出土一批春秋青铜器》、《秭归官庄坪遗址的试掘》等有关发掘报告。)铜镰的出现,说明农作物产量大为提高。当时各国奴隶主贵族由于役使奴隶大众劳动,故制造青铜生产工具较少,楚国亦不例外。
  春秋晚期或春秋战国之际,楚国不仅能锻造“熟铁”,而且还能冶铸“生铁”,在冶铸铁器方面,居于领先地位。出土的铁器,计有铁削、剑、凹口锄、鼎等(见于考古发掘资料,计湖南常德德山楚墓出土铁削一件、长沙龙洞坡楚墓出土铁削一件、长沙识字岭楚墓出土铁凹口锄一件、长沙杨家山楚墓出土剑、削、鼎形器各一件、淅川下寺楚墓出土铁剑一件、长沙丝茅冲楚墓出土铁凹口锄一件、长沙窑岭楚墓出土铁鼎一件。)铁器的使用虽然处于初期阶段,迄今为止出土的铁器数量还不多,但铁器作为一种新的生产力因素,对开垦土地、兴修水利,最终导致新生产关系的产生,都起了重大的推动作用。一般说来,随着铁农具的使用,牛耕这一新的耕作方式,也应该出现了。但楚地还未见有犁出土,故难断定春秋时期,楚国已使用牛耕(犁耕)。不过,楚庄王灭陈为县,申叔时以“蹊田夺牛”予以讽喻”(《左传·宣公十一年》。)、楚康王时有一大夫复姓师祁、名犁(《左传·襄公二十四年》。)的,从当时尚牛尚犁耕看,也不是偶然现象,故楚国与中原各国一样,开始使用牛耕,不是没有可能。
  《史记·河渠书》说:“于楚,西方则通渠汉水、云梦之野,东方则沟江、淮之间。”楚武、文王以后,南进东拓,在江汉、江淮间,修沟开渠,为楚国水利事业和水路交通,均奠定了基础。
  见于史料记载,楚国最早出现的大型水利工程,是楚庄王时期孙叔敖主持兴建的期水陂和芍陂。前者如《淮南子·人间训》说:“孙叔敖决期思之水,而灌雩娄之野,庄王知其可以为令尹也。”其灌区在期思、雩娄周围,即今河南固始一带。这是我国古代最早的大型水利灌溉工程。后者孙叔敖筑芍陂,王象等撰《皇览》谓战国楚顷襄王时期,楚大夫子思造芍陂。如《后汉书·王景传》、《水经注》载,在今安徽寿县南。
  这项工程,楚亡后,历代不断维修利用,成为“淮南田赋之本”(《读史方舆纪要》卷二十一。)《史记·循吏列传》裴骃集解引《皇览》说:“孙叔敖激沮水作云梦大泽之池也。”沮水,即古睢水,与漳水汇合注入长江。这项沮漳水下游的大型水利工程,对包括郢都在内江汉沃野的农业生产,显然是极为有利的。另据《七国考·楚食货》载,孙叔敖还“截汶坟之水,作塘以溉田”。
  《庄子·天地》载,子贡“南游于楚,反于晋,过汉阴,见一丈人方将圃畦,凿隧而入井,抱瓮而出灌”,子贡劝其用桔槔提水,那丈人答道:“非吾不知,羞而不为也。”反映了楚国确已普遍凿井灌田,并已使用桔槔这一先进的灌溉工具。
  从上述史料可见,春秋时期楚国的水利事业是很发达的,既引水作池(陂塘),蓄、灌并用;又凿井灌田,就地取水。公元前522年(楚平王七年),伍子胥蒙冤出奔,楚平王悬赏捉拿,按“楚国之法,得伍子胥者赏粟五万石,爵执”(《史记·伍子胥列传》。)伍子胥及至吴后,助吴王阖闾攻楚,公元前506年吴人入郢,“烧高府之粟,破九龙之钟”(《淮南子·泰族训》。其他如《新书·耳痹》、《博物志》等亦有类似记载。)这些记载,都说明楚国粮食充足,有储藏粮食的“廪”、“高府”,动辄赏粮五万石,这在春秋时代各国中是十分罕见的。
  据《史记·楚世家》载,公元前519年(楚平王十年),楚、吴还为两国边境民间女(小童)“争桑”而动用军队,相互攻打,足见在江淮一带,楚国的种桑养蚕业,亦得到普遍发展。至于其他农副业,上述《庄子》所记的“圃畦”,就是指的种植蔬菜果木一类的园圃,可见楚国农副业和经济作物,也有很大的发展。
关键词: 楚国 经济 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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