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化运动新在哪里 新文化运动的历史意义

　　新文化运动之所以被冠以“新”的字眼是因为它相较于之前中国的文化运动确有其“新”的地方。新文化运动的“新”主要体现在指导思想、内容、形式以及历史作用四个方面，它的“新”同时也使得它在中国历史上有着非同一般的意义。
　　新文化运动新在哪里
　　新文化运动之所以新，首先在于其指导思想新。新文化运动兴起于20世纪初的中国，是在资产阶级的维新变法和辛亥革命相继失败的情况兴起的。新文化运动的领导人认为中国要真正建立民主政治，必须彻底批判中国的封建思想和伦理观念，他们用欧洲启蒙运动所宣传的民主、平等思想和达尔文的进化论为武器，对传统的封建思想进行了猛烈地抨击。陈独秀第一个提出“德先生”（民主）、和“赛先生”（科学）这个口号。《新青年》明确宣告：“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在当时，这个口号不仅新鲜，而且反对专制，反对愚昧迷信的进步性理是显而易见的，对科学事业发展起了推动作用。新文化运动发展到后来，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取得了伟大胜利，使社会主义理想在一个大国内变为现实，它给中国先进知识分子以巨大的鼓舞和启发。他们抛弃了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迫切地期待以俄国为榜样来改造中国。在中国大地上，李大钊第一次举起社会主义的大旗。五四运动后，马克思主义宣传成为思潮的主潮，为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所接受，成为拯救国家、改造社会新的指导思想。
　　其次，新文化运动之所以新，在于其内容新。前期新文化运动与维新变法运动、辛亥革命都属于资产阶级反封建性质的斗争，目的都是要求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建立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在方法上都是向西方学习，但主张上各有侧重。维新变法运动主要学习西方的君主立宪政体，挽救民族危机；辛亥革命则主要是学习西方的共和制度，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无论维新变法还是辛亥革命都是要建立民主政治的表层结构。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们要建立近代社会深层次的政治文化，即近代民主生活背后的价值观念体系。以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鲁迅等人为代表的先进知识分子，以《新青年》为阵地，明确提出“提倡民主与科学，反对专制和愚昧、迷信；提倡新道德，反对旧道德；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把斗争的锋芒指向维护封建制度的孔教，新文化运动向前迈了一大步。后期传播的社会主义思想，为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创造了有利条件。可见，新文化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规模最大的启蒙运动，也是近代中国民主思想发展一个重要的里程碑。
　　第三，新文化运动之所以新，在于其形式的新。新文化运动不仅是一场思想革命，还是一场文学革命。中国近代史上，严复、章太炎宣传西方“平等”、“民主”、“革命”思想时，影响并不大，反对的人也不多。原因之一就是严复、章太炎用的是艰涩的古文，或是半白半古文，因而大大削减了他们革命思想、思想的影响力。而陈独秀、胡适倡导白话文，提出了对文学作品从内容到形式进行变革。1916年《新青年》先后发表了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文学革命由此开始。可见新文化运动不仅在思想，道德，文学等领域进行了深入的思想解放运动,而且对传播思想的手段——文学作品的写作形式也进行了革命。新文学的创作反映了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们希望将这场运动引向全社会的强烈愿望。这就给了广大的人民群众群众一种便捷的工具，民主与科学凭藉这对翅膀飞遍社会的各个角落，其影响力成千上万地扩大了。所以这场运动不仅是一场思想解放运动,而且是一场文学革命。
　　第四，新文化运动之所以新，在于其产生的历史作用。新文化运动之前，各派在宣传各自主张时，都没有彻底批判封建思想。洋务派搞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强调维护封建正统思想观念不动摇；康、梁维新派“托古改制”，披着孔子的外衣去干那“离经叛道”的事业；革命派大造革命舆论，进行推翻清朝统治的革命斗争，拿起的主要思想武器并不是“民主”、“科学”，而是带有浓厚的“反满革命”的色彩，什么“扬州十日”、“嘉定屠城”等等。新文化运动民主主义激进派把斗争矛头直指封建礼教，提出打倒“吃人的礼教”的口号，这是戊戌变法时的维新派和辛亥革命时期的革命派所不敢说的。新文化运动猛烈地抨击了具有二千年历史的封建专制的理论基石——以儒家为代表的旧道德、旧文化，使人们思想得到空前的解放。在新文化运动中，中国知识分子受到一次西方民主和科学思想的洗礼，启发了民众的觉悟，这对五四爱国运动起宣传动员作用。后期传播的社会主义思想，启发了先进知识分子，使他们选择和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作为拯救中国、改造社会和推进革命的思想武器。这是新文化运动最重要的成果。
　　总之，新文化运动以“民主”、“科学”为旗号，以儒家传统道德为其矛头所向，以新文学为其进行思想解放斗争的工具，深入的批判了封建正统思想，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为中国民主革命的胜利开辟了新的天地。
　　新文化运动的历史意义
　　新文化运动是辛亥革命在思想文化领域的延续，形成空前的思想解放。它在政治上和思想上给专制主义以空前沉重的打击，动摇了传统礼教的思想统治地位，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开辟了道路。“五四”以后的新文化运动，更是成为宣传马克思主义及各种社会主义流派的思想运动，使旧民主主义的文化运动，转变为由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的新民主主义的文化运动。在“五四”以后，全国各地的进步报刊和进步社团，如雨后春笋，脱颖而出。“五四”以前，倡导新文化的刊物，只有《新青年》、《每周评论》和《新潮》等少数几种。“五四”后的一年里，全国新出版的期刊猛增至400余种。其中影响较大的有：上海的《星期评论》、《建设》、《民国日报》副刊《觉悟》；北京的《少年中国》、《曙光》、《新社会》；天津的《天津学生联合会报》、《觉悟》；湖南的《湘江评论》；成都的《星期日》；武汉的《武汉星期评论》；浙江的《浙江新潮》，等等。“五四”前的进步社团较著名的有：北京的“少年中国学会”、“国民杂志社”、“新潮社”、“北京大学平民教育讲演团”；湖南的“新民学会”；湖北的“互助社”等。“五四”以后一年中出现的进步社团，约有三四百个，较著名的有：北京的“工读互助团”；湖南的“文化书社”、“俄罗斯研究会”；湖北的“利群书社”、“共存社”；广东的“新学生社”；天津的“觉悟社”，以及各地建立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这些报刊和社团的活动，传播了马克思主义，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创造了条件。新文化运动从内容到形式的深刻变化，是旧民主主义革命向新民主主义革命转变的重要标志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