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河口会议参加人员 两河口会议的历史作用

　　两河口会议之前，红1方面军和红4方面军开始回合，但双方中央代表却在情势认识上出现了很大的分歧，为了解决分歧双方便一起召开了两河口会议。这场会议的参加者共有16人，都是当时中央重要领导人。这场会议历史作用极大，它最终确定了以后红军的发展方向，就是北上抗日和领导全国抗日运动。
　　两河口会议参加人员
　　为了统一战略思想，党中央政治局于1935年6月26日在懋功以北的两河口举行会议。出席会议的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有：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张闻天、张国焘、王稼祥、博古、刘少奇、凯丰、邓发，以及刘伯承、彭德怀、聂荣臻、林彪、林伯渠、李富春16人。
　　两河口会议的历史作用
　　两河口会议对红军以后的发展和新的根据地创建奠定了基础，起了重大的历史作用。
　　第一，两河口会议的召开，使党中央初步识别了张国焘分裂党的阴谋。众所周知，两河口会议召开及松潘战役计划制定之际，也是蒋介石判断红军一、四方面军会合后可能入西康、青海或北上陕甘，并防止红军向东之时。因此，当时中央估计国民党军的部署是企图阻止红军入甘南和岷江东岸，并防堵红军复渡大渡河，利用川北广大草原封锁和困饿红军。针对蒋介石的兵力部署，中央认识到，红军必须争取时机，要迅速、机动、坚决地消灭松潘地区的胡宗南部，并控制松潘以北及东北各道路，以利北向作战和发展。但是，会议召开之后，张国焘并没有坚决执行中央确定的正确方针，而是阳奉阴违，不传达中央会议精神。不仅如此，还借题发挥，在红四方面军中煽动对中央的不满情绪，离间两个方面军的团结，乃至公然向中央要权。这次会议可以说是张国焘闹分裂主义的开端，也是他个人野心膨胀的显露。两河口会议的分歧之争则使中央及大多数人初步觉察到张国焘闹分裂的野心。
　　第二，两河口会议的召开进一步加强了红军的团结。关于两军会师后如何增强团结的问题，在两河口会议上也即显突出。当时，张国焘曾私下问周恩来一方面军现有多少人？当听到回答还有不到3万人时，他膨胀的野心随即显现。张国焘自恃拥有8万多人，拥兵自重的心态油然而生。而中央在如何进一步搞好两个方面军的团结这一重大问题上一直是非常重视的。早在两军会师之初及会师之后，《红星报》就连篇累牍地发表文章，号召两大革命主力打成一片，“将我们战争经验结合起来，严整我们的武装，加紧我们的军政学习，在中央的统一指挥下，大大发挥我们百战百胜的威风，进行革命的比赛”。为加强两军部队建设，相互学习、交流作战经验，两个方面军还派出干部相互参观访问，由此充分体现了两军兄弟般的战斗友谊。徐向前说：“如果中央红军上来，两军的力量加在一起，北上消灭胡宗南一部分主力，争取在川陕甘边创造根据地，与通南巴的游击区打通联系，再图发展，似为上策。”然而，1935年7月5日，张国焘在杂谷脑召开四方面军干部会议，肆意歪曲中央路线，挑拨一、四方面军之间的关系。7月8日，他抓住凯丰在《前进报》上发表的《列宁论联邦》一文中批评“西北联邦政府”这一问题，大做文章，散布对中央的不满情绪，攻击中央一些同志对他的批评。此外，他还在四方面军中怂恿一些人向一方面军挑衅，以致发生抢粮、抢枪、打人、武装包围等极不正常的现象，并策动“川康省委”和四方面军领导人，以向中央建议加强军委领导为名，直接指名要由张国焘出任中央军委主席。虽然中央拒绝了他的这些无理要求，但为顾全大局和增进两大主力红军的团结，中央军委于7月18日仍任命张国焘为红军总政委。因此说，两河口会议为统一北上思想，排除张国焘分裂干扰，加强两军的团结起了非常重要的先导作用。第三，为巩固中央确定的北上方针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如前所述，两河口会议解决了党内出现的北上还是南下之争，会议作出了北上的战略决定。为贯彻中央的北上方针，进一步纠正张国焘南下的错误主张，中央在两河口会议之后又接连召开了“芦花会议”、“沙窝会议”、“毛儿盖会议”等一系列会议，主要针对红军行动方向问题和纠正张国焘错误主张，以及制定战役计划等等。这些会议及战役计划应该说是两河口会议决定北上方针的继续、巩固和推动。这些会议的目的一是为了增强一、四方面军的团结和信任，进一步统一两大主力红军的行动，决定组织前敌总指挥部；二是讨论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形势、任务和解决组织问题，进一步重申了两河口会议确定的北上战略方针，强调创造川陕甘根据地是当前红一、四方面军面临的历史任务，坚持决定红军分两路继续北上；三是着重讨论红军的行动方向具体安排问题。而在这一期间，张国焘一方面继续想攫取党的最高领导权，向中央发难，并公开宣布中央实行的是机会主义路线；一方面继续坚持其南下的错误主张，进行分裂党和红军的行动。针对张国焘的错误主张，中央始终坚持采取党内斗争的正确方法，继续强调：“创造川陕甘的苏区根据地，是放在一、四方面军前面的历史任务。”并坚持认为：“这个根据地的造成，不但是红军作战的后方，而且是推动整个中国革命前进与发展的苏维埃国家的领土。”因此，“必须在一、四方面军中更进一步的加强党的绝对领导，提高党中央在红军中的威信。”中央号召全体党员和红军指战员应像一个人一样紧密团结在党中央周围，完成创建川陕甘苏区的历史任务。可以说，两河口会议为中央确定的北上方针的实施乃至后来与张国焘分裂主义的斗争起了重大的历史作用。两河口会议的召开已过去70余年，其产生的历史作用和重大意义不言而喻，至今仍然是值得人们思考的问题。笔者认为，中国工农红军在艰苦卓绝的转战中，实现了空前的战略大转移。然而，当年红军踏上战略转移的长征时，战略转移落脚点的选择，即新的革命根据地建立在哪里这个关系长征的成败和中国革命前途的重大问题当时并没有明确的答案。在长征途中召开的两河口会议及后来召开的一系列重要会议，是党中央依据敌我情况的变化，坚决贯彻北上方针，同张国焘分裂主义进行不妥协的斗争，适时改变建立根据地的原定设想和计划，作出
　　第三，为巩固中央确定的北上方针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如前所述，两河口会议解决了党内出现的北上还是南下之争，会议作出了北上的战略决定。为贯彻中央的北上方针，进一步纠正张国焘南下的错误主张，中央在两河口会议之后又接连召开了“芦花会议”、“沙窝会议”、“毛儿盖会议”等一系列会议，主要针对红军行动方向问题和纠正张国焘错误主张，以及制定战役计划等等。这些会议及战役计划应该说是两河口会议决定北上方针的继续、巩固和推动。这些会议的目的一是为了增强一、四方面军的团结和信任，进一步统一两大主力红军的行动，决定组织前敌总指挥部；二是讨论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形势、任务和解决组织问题，进一步重申了两河口会议确定的北上战略方针，强调创造川陕甘根据地是当前红一、四方面军面临的历史任务，坚持决定红军分两路继续北上；三是着重讨论红军的行动方向具体安排问题。而在这一期间，张国焘一方面继续想攫取党的最高领导权，向中央发难，并公开宣布中央实行的是机会主义路线；一方面继续坚持其南下的错误主张，进行分裂党和红军的行动。针对张国焘的错误主张，中央始终坚持采取党内斗争的正确方法，继续强调：“创造川陕甘的苏区根据地，是放在一、四方面军前面的历史任务。”并坚持认为：“这个根据地的造成，不但是红军作战的后方，而且是推动整个中国革命前进与发展的苏维埃国家的领土。”因此，“必须在一、四方面军中更进一步的加强党的绝对领导，提高党中央在红军中的威信。”中央号召全体党员和红军指战员应像一个人一样紧密团结在党中央周围，完成创建川陕甘苏区的历史任务。可以说，两河口会议为中央确定的北上方针的实施乃至后来与张国焘分裂主义的斗争起了重大的历史作用。
　　两河口会议的召开已过去70余年，其产生的历史作用和重大意义不言而喻，至今仍然是值得人们思考的问题。笔者认为，中国工农红军在艰苦卓绝的转战中，实现了空前的战略大转移。然而，当年红军踏上战略转移的长征时，战略转移落脚点的选择，即新的革命根据地建立在哪里这个关系长征的成败和中国革命前途的重大问题当时并没有明确的答案。在长征途中召开的两河口会议及后来召开的一系列重要会议，是党中央依据敌我情况的变化，坚决贯彻北上方针，同张国焘分裂主义进行不妥协的斗争，适时改变建立根据地的原定设想和计划，作出的符合实际情况和有利于革命发展的正确抉择。红军长征三大主力最后胜利会师陕甘，为陕甘根据地的建立和开展西北抗日的新局面，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