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第一次国共合作共产国际的东方战略和国共两党的利益
非我族类 2018-01-08
一、国共合作服从于共产国际的东方战略
共产国际于1919年3月正式成立。当时苏俄正处在帝国主义包围之中，列宁将注意力主要集中在西方，希望西方爆发革命以减轻压力。第一次世界大战激化了资本主义的各种矛盾，1918年开始，欧洲革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高潮。当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成立不久，列宁认为：“匈牙利的革命终于证明，苏维埃运动正在西欧发展起来，它的胜利为期不远了。”他甚至预言：“你们亲眼看到了匈牙利共和国、苏维埃巴伐利亚和第三国际即共产国际的成立，你们很快就会看到世界苏维埃联邦共和国联邦的成立。”
但是形势并没有如同列宁所预料的那样发展，匈牙利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仅存在133天，斯洛伐克的苏维埃政权仅存在3星期，巴伐利亚苏维埃政权仅存在2星期。
对西方革命的希望落空，迫使苏俄不得不把目光转向东方。1920年远东共和国成立，成为苏俄同各国联系的前哨基地。为此，迫切需要中国政府的支持，需要在中国寻找盟友。当时苏俄正处于帝国主义包围之中，迫切需要远东边界的安全，因此需要一个与苏联结盟的中国政府。当时中国政治舞台上最具实力和最有影响的领军人物为吴佩孚、孙中山、张作霖。直系的吴佩孚直接控制着北京中央政权，国民党孙中山的影响主要在南方，奉系的张作霖的军事势力在东北、内蒙一带。张作霖历来被看成是日本的走狗，而日本与俄国是世仇，所以苏俄从来不把张作霖列入考虑范围。
在选定孙中山之前，苏俄最先看中的就是吴佩孚。早在1920年初，莫斯科就对吴佩孚予以特别关注。苏俄极力想促使孙中山和吴佩孚联合，越飞在1922年11月7日致信马林，认为：“现在，最重要的是孙积极插手北京中央政府事务并与吴和解”。但是孙和吴是死对头，根本不可能联合。由于吴在中东路和外蒙古问题上的强硬立场，苏俄最终圈定了孙中山。
既然苏俄选择了国民党，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合作也就势在必行。而国共合作的政策基础是莫斯科的东方战略，其实质是国苏合作。
二、国共合作符合两党的利益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的合作，是两党共同要求实现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的结果。国共合作，体现了共产党率领下的工农群众和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革命联盟，体现了全民族的利益。由于有了第一次的国共合作，就有了大革命和北伐战争。
早在五四运动期间，陈独秀就与孙中山有了联系。孙中山积极支持五四运动，欢呼：“此次学生运动，于此甚短期间，收绝伦之效果”，“社会遂蒙绝大之影响。虽以顽劣之伪政府，犹且不敢撄其锋”。北京学生被捕的消息传出后，孙中山致电北洋政府，强烈要求释放被捕学生。当陈独秀因为散发《北京市民宣言》被捕后，孙中山大力声援陈独秀。而陈独秀也多次称赞孙，赞扬其“富有革命性”。1920年5月，陈独秀邀请孙为《新青年》五一节纪念专号题词。孙欣然写下了“天下为公”四个大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个工会――上海机器工会召开成立大会时，陈和孙一起出席，分别发表了演讲。中国共产党在筹建时期，一些国民党人参与了其中的活动。国民党人董必武、林伯渠、邵力子等还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最早的跨党党员。社会主义青年团在上海成立时，国民党元老柏文蔚、张继还给予帮助。1920年夏，陈独秀已经认识到：在民主革命时期无产阶级应该援助资产阶级民主派。1920年12月，陈独秀应孙中山领导的广东国民政府的邀请，出任广东省教育委员会委员长。
1922年6月15日，中共中央通过了《第一次对于时局的主张》，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军，为无产阶级奋斗，和为无产阶级革命的党。但是在无产阶级未能获得政权以前，依中国政治经济的现状，依历史进化的过程，无产阶级在目前最切要的工作，还应该联络民主派共同对封建式的军阀革命，以达到军阀覆灭能够建设民主政治为止。”《第一次对于时局的主张》详细叙述了“目前的奋斗目标”，并提出了反帝反封建的11项原则，指出这些原则“决不是在封建式的军阀势力之下可以用妥协的方法请求得来的；中国共产党的方法，是要邀请国民党等革命的民主派及革命的社会主义各团体开一个联席会议，在上列原则的基础上共同建立一个民主主义的联合战线，向封建式的军阀继续战争；因为这种联合战争，是解放我们中国人受列强和军阀两重压迫的战争，是中国目前必要的不可免的战争。”《主张》还对国民党的历史作了分析和正确评价，指出：“中国现存的各政党，只有国民党比较是革命的民主派，比较是真的民主派。他的党纲虽不完全，而表示于公众的三民主义和发展实业计画，都是民主主义的色彩――但他们的党内往往有不一致的行动及对外有亲近一派帝国主义的倾向，对内两次与北洋军阀携手；国民党为保存他在民主革命上的地位计，这种动摇不定的政策，实有改变的必要。”《主张》提出了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原则，而统一战线是我党克敌制胜的三大法宝之一。
国共合作是无产阶级的需要，也是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的需要。
辛亥革命之后，孙中山遭到一次次的挫折与失败，他处于“遥遥前路，罔知所届”之中。俄国十月革命爆发后，他看到了新的希望。他曾致电列宁和俄国政府，表示中俄两党团结共同斗争的愿望。
陈炯明叛乱后，孙中山濒临绝境，于1922年8月到达上海。在他处于极端艰困的情况下，“几乎只有中共向他表示好感，中共公开宣言要与孙先生合作，指斥陈炯明为反动；而且采取行动上不惜处分在广州支持陈炯明的少数共产党员。这使孙中山为之感动，认为中共确有诚意与他合作。”“由于孙中山在广州的失败，迫使他不得不按照发展现代群众运动的路线来考虑问题，其次，考虑从俄国取得援助。”
孙中山已经认识到单靠国民党，是无力实现革命任务的，必须寻找新的革命力量联合，因而确定了同中国共产党合作的方针。宋庆龄回忆说：当时她问孙中山，为什么作出这个决定，孙中山在回答时把国民党比作一个就要死的人，说这种合作将会加强和恢复它的血液的流动。这是保证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取得胜利的唯一道路。
三、党内合作损害了中国共产党的利益
1922年3月，马林在上海向中共中央提出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加入国民党的建议，他提出以党内合作的形式实行国共合作，遭到中国共产党的竭力反对。陈独秀在1922年4月6日致信维经斯基，陈述反对理由。同年5月，陈独秀提出共产党与国民党等党派在劳动运动中“相互提携，结成一个联合战线”的主张。
1922年8月，马林再次来华，召集中共中央执行委员在西湖开会，指出中国无产阶级力量还很小，不可能立即把中国革命领导起来，提议无产阶级加入国民党的组织来实行国共合作。当时陈独秀、李大钊、张国焘、蔡和森、高君宇一致反对党内合作的提案，主要理由是：“党内联合乃混合了阶级组织和牵制了我们的独立政策”。但为遵守共产国际纪律，中国共产党还是接受了加入国民党的提议。
西湖会议后，陈独秀、李大钊等在上海分别拜会了孙中山，向他介绍了关于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的决定。李大钊和孙中山讨论“振兴国民党以振兴中国之问题”和两党联合问题等，“畅谈不倦，几乎忘食”。
几天后，陈独秀、李大钊等即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并开始帮助孙中山筹备改组国民党。
1923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正式通过了国共合作、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方针政策。
经过改组，国民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力量大大加强。共产党员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但是两党之间的矛盾也愈演愈烈。究其原因，与党内合作这个形式有很大关系。
（一）党内合作剥夺了无产阶级领导权。党内合作的方式并不是平等的合作方式，实际上就是从体制上确定了剥夺无产阶级领导权。孙中山之所以要党内合作，就是要争取苏俄的援助（物力）和中国共产党的青年（人力），来为自己的三民主义服务。他认为：“彼共产党成立未久，已有青年同志二百万人，可见彼等奋斗之成绩。”引入这批青年，为国民党输血，同时坚决反对在中国搞共产主义运动和苏维埃制度。中国共产党人既要按中共中央的指令办事，又要服从国民党的纪律；要加入国民党，又要实行既联合又斗争的策略、保持自己的独立性，谈何容易？国共合作统一战线的指导思想是三民主义，实质就是资产阶级掌握革命领导权；中国共产党在组织上必须服从国民党的领导，李大钊曾作出保证:“倘有不遵守本党政纲，不守本党纪律者，理宜受本党的惩戒”；国民党掌握了政权和军权，共产党则一无所有。列宁早就指出：“共产国际应当同殖民地和落后国家的资产阶级民主派结成临时联盟，但是不要同他们融合，甚至当无产阶级运动还处在萌芽状态时，也绝对要保持这一运动的独立性。”这很清楚，联盟是暂时的、相对的；而无产阶级运动的独立性才是绝对的、长期的。
（二）党内合作激化了两党间的矛盾。如果不实行党内合作而是党外合作，两党就是平行的合作关系。由于两党的领导人早先有一定联系，有过交往与合作，建立一定的友谊，应该是合作双赢的局面。即使以后发生矛盾，也是好聚好散，进退自如。然而当共产党人加入了国民党，因双方政治信仰和思想行为诸方面的差异，必定极大地刺激双方的矛盾冲突。当双方都把本阶级和政党利益放在首位，阶级的鸿沟使双方的关系剑拔弩张，矛盾激化，国民党右派借机掀起反共恶浪。不要说国民党右派，就连孙中山也难以接受。他认为：“像陈独秀那样在他的周报上批评国民党的事再也不许发生。”他明确表示：“共产党既加入国民党，便应服从党纪，不应该公开的批评国民党，共产党若不服从国民党，我便要开除他们；苏俄若袒护他们，我便要反对苏俄。”如此下去双方变成了水火不容。本来孙中山的存在是国共两党合作博弈的均衡点，他虽然批评中国共产党，但对国民党右派的激烈反共也予以制止。他以其崇高威望居中调停，排解纠纷。所以，孙中山在世的时候，还能掌控局势，稳住局面。一旦他去世，则均衡被打破，矛盾就激化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
（三 ）党内合作暴露了共产党的力量。国民党组织原先主要集中在海外华侨中，在国内发展并不快，有些地方根本没有组织。国共合作以后，有国民党组织的地方，中共党员“一并加入”；没有国民党组织的地方，共产党帮助建立基层组织，这引起老国民党员的担心。大量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使党的力量在国民党眼中暴露无遗。于是一旦合作破裂，国民党实行清共，就损失惨重。
（四）党内合作使大革命欲速则不达。第一次国共合作，使中华大地从大中城市乃至穷乡僻壤，掀起了国民革命的巨浪，有了打击帝国主义势力和摧毁北洋军阀统治的叱咤风云的北伐战争。但是大革命兴起得快，失败也快。表面上看是轰轰烈烈，而实际上早就埋下了失败的根子，党内合作就是根子。共产党人纯粹是为国民党做苦力，为他人做嫁衣，到头来却面临被斩尽杀绝的一片白色恐怖。
最后，蒋介石终于冒天下之大不韪，发动了“四一二”政变，由新右派彻底变成了反动派，国共合作终于破裂，大革命也失败了。
由于共产国际的错误指导，中国的大革命遭到失败，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又成了新的博弈。1927年7月15日汪精卫叛变后的第二天――7月16日，苏联的《真理报》声称“联共（布）中央和共产国际执委会执行的是唯一正确的布尔什维克路线，到目前为止，在中国革命的所有基本问题上都是正确的”，而中共中央却执行了一条“有害的、机会主义的投降路线”。很不幸，中国共产党又一次成为共产国际错误路线的牺牲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