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国共合作中的周恩来：国民革命的中流砥柱
非我族类 2018-01-18
国民党驻欧支部代理执行部长
20世纪20年代初，年青的周恩来在法国勤工俭学，除却留学生的身份外，他还被天津《益世报》聘为驻欧记者，以撰写旅欧通讯获得稿费，维持旅欧期间的生活。他在近3年的旅欧生活中，多待在法国，也曾因新闻时事观察，去过英国和德国，为《益世报》《新民意报》撰写了许多国际新闻通讯。
几乎同时，北大讲师张申府也应法国里昂中法大学之聘到达法国。此前，张申府已是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成员。旅欧期间，他受陈独秀、李大钊的委托，在旅法华人中发展共产党的组织。
张申府与妻子刘清扬一道来到法国。刘清扬与周恩来同是觉悟社社员，张申府在国内时就与周恩来有过来往。他们都比周恩来大，周恩来以小弟自居，常和他们聚会，探讨各种主义与问题。据1985年5月13日《中共中央组织部关于重新确定周恩来同志入党时间的报告》中称，1921年春，经张申府、刘清扬介绍，周恩来加入中国共产党。
五四运动过后，中国有2000多名青年在法国勤工俭学，他们多是忧国忧民的热血青年，其中尤以赵世炎杰出，他1920年夏来法国前，已在上海加入共产党。他与上海的中共中央一直保持通信。他与张申府、刘清扬和周恩来都有密切的交往。1922年6月，旅欧青年共产主义者在巴黎西部布伦森林召开会议，成立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会议选举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三人，赵世炎为书记，周恩来负责宣传，李维汉负责组织。次年1月，陈独秀给他们复信，建议他们改称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
此时，国内的政治形势发生了重要变化，变化的主要标志是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实现。1923年6月，中共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决定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以实现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孙中山关注海外国民党的改组，派王京岐到法国筹组国民党支部。王京岐也是名留学生，而且也曾是留法学生中的活跃分子，因积极参加占领里昂中法大学的正义斗争，同蔡和森、李立三等被强行遣送回国。王京岐一到法国，周恩来就与他取得了联系，初步讨论合作的问题。
1923年3月10日，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举行年会，原则同意加入国民党或与国民党合作。王京岐在与周恩来的会谈中，为其合作的诚意所感动，立即致函国民党本部：“旅欧共产主义青年团共八十多名。月来探其组织颇称完善，而其行动亦与吾党相差不远。”表示旅欧共青团加入国民党的条件已经成熟。6月16日，周恩来与尹宽、林蔚等来到里昂，与王京岐达成协议：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团员全部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
国民党旅法支部由于有旅欧共青团的加入，使成员发展到德国和比利时，因此，原先确定的国民党旅法支部遂改为旅欧支部。周恩来在给王京岐的信中，对于实行国共合作提出了切实的建议： “我们能和国民党人合作的，在现时的欧洲大约不外下列三事：一、宣传民主革命在现时中国的必要和其运动方略；二、为国民党吸收些留欧华人中具革命精神的分子；三、努力为国民党做些组织训练的工作。本着上述三种原则，我们可随着时势变迁而计划我们当前所要做的工作。”
周恩来很快受到孙中山的赏识，不久，孙中山和国民党总部委任他为国民党巴黎通讯处（后称巴黎分部）筹备员。
在国民党驻欧支部的成立大会上，王京岐被选举为执行部长，周恩来为执行部总务科主任，李富春为宣传科主任，聂荣臻为巴黎通讯处处长。王京岐回国期间，周恩来作为代理执行部长主持国民党驻欧支部的工作。
不走到第一步何能走到第二步
1924年1月在孙中山的主持下，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会议确立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正式形成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局面，从而揭开国民革命的新篇章。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为适应形势的发展变化，将机关刊物《少年》改为《赤光》，以“改理论的《少年》为实际的《赤光》 ”。周恩来在《赤光》第1期上发表《军阀统治下的中国》等文章，指出：“只有全中国的工人、农民、商人、学生联合起来，实行国民革命”， 才能救中国。在《赤光》第2期，他发表《革命救国论》，提出国民革命中敌与友的问题，指出帝国主义列强、新旧军阀、封建余孽、买办官僚是“我们共同的敌人”，华侨、工人、知识分子、新兴工商业家和农民，“是中国国民运动中最值得注意的革命势力。”他们如能在“一个革命的政党的统率之下，则国民革命的成功必不至太为辽远。”
1923年12月，曾琦、李璜等国家主义派在巴黎成立中国青年党。他们标榜“国家至上”，否定阶级斗争，破坏国共两党的合作关系。针对国家主义派的责难，周恩来在《赤光》发表了30多篇文章，系统地回答了诸如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关系、中国革命的当前任务和远景等理论和实践的问题。在这些文章中，他肯定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在国民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同时又对国民党提出建设性的意见：“今后当注意于国民运动中五派可靠的革命势力之发展团结和引导，千万再不要误认新旧军阀的四派势力之调和可以得到那骗人的和平统一！”
国家主义派还挑唆，共产党人信仰共产主义，怎能真心实意地同国民党人合作进行国民革命。周恩来认为，在国共合作局面的初创时期，这种错误观念，还是具有一定代表性的，所以，他立即发表《再论中国共产主义者之加入国民党问题》，文章说：“不错，我们共产主义者是主张‘阶级革命’的，是认定国民革命后还有无产阶级向有产阶级的‘阶级革命’的事实存在。但我们现在做的国民革命却是三民主义革命，是无产阶级和有产阶级合作以推翻当权的封建阶级的‘阶级革命’，这何从而说到‘国民革命’是阶级妥协？且非如此，共产主义革命不能发生，‘打倒私有制度’、‘无产阶级专政’自也不能发生。不走到第一步，何能走到第二步？”
第一次国共合作的路途并不平坦，一开始就受到国民党右派的责难和抵制，他们联名上书孙中山，反对联共改组，要求弹劾共产党。留学生中的国共两党出现了少有的联合合作的统一战线的好形势，可是，这一切却惹恼了留学生中的右派。据当年的留学生回忆：“面对这种情况，国民党右派分子极端恐惧，大肆攻击我党。因周恩来领导中共和共青团员对他们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国民党右派对周恩来恨之入骨，在一次会议上，右派分子竟拿出手枪对准周恩来，幸亏我们同志手疾眼快马上将手枪夺过来，使他们的刺杀阴谋未能得逞。”
1924年7月20日，周恩来出席在巴黎举行的国民党驻法国总支部第二次代表大会。这是他最后一次参加国民党驻法国总支部的活动，他奉命就要回国了，迎接他的将是更为汹涌澎湃的革命浪潮。
此时广州，经过国民党改组，国共合作致力于工农运动，俨然成为革命的大本营。形势发展很快，急需大批干部，周恩来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奉命回国参加工作的。1924年7月下旬，由法国直接乘船启程回国，和他同行的有刘伯庄、周子君、罗振声。临行前，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执行委员会给他作了这样的评语： “周恩来――浙江，年二十六，诚恳温和，活动能力富足，说话动听，作文敏捷，对主义有深刻的研究，故能完全无产阶级化。英文较好，法文、德文亦可以看书看报。本区成立的发启（起）人，他是其中的一个。曾任本区三届执行委员，热心耐苦，成绩卓著。”
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
当时，在孙中山三大政策的指导下，广州出现了前所未有的革命形势，可是，正是在这种日渐高涨的主流下面，暗暗地潜藏着一股逆流，这便是拥有12800人的广州商团，他们自恃有英帝国主义的支持，正积极密谋以武力推翻孙中山的政府。国民党内部不少人对此没有深刻的认识，还心存侥幸，甚至想同商团妥协。
周恩来一到广州便看出问题的严重性，公开表明自己的态度：广州商团总头目陈廉伯之流，“是帝国主义直接的御用人”，应是国民革命的对象。他还在公开场合发表演讲，严重警告反动商团。
当孙中山决定以武力平定商团叛乱时，周恩来被抽调入临时军事指挥部。在工农群众的积极援助下，商团军迅速被革命军击溃，广东的局势转危为安。周恩来回国后的工作表现，引起国共两党的高度重视，尤其是中共中央更委以他重任，10月，中央决定重新建立中共广东区委，由周恩来担任委员长兼宣传部部长，这是他回国后，在中共党内担任的第一个职务。几乎与此前后，他又被聘为黄埔军校政治教官，主要讲授政治经济学。
1924年5月，孙中山接受共产国际代表的建议，在广州黄埔建立陆军军官学校（简称黄埔军校）。11月，26岁的周恩来就任军校政治部主任。他展示出引人注目的才华，稳健快捷地对军校政治部实行整顿。建立起一套完整的工作秩序和制度，政治部内设指导、编纂、秘书三股；加强军校学生的政治教育，统计学生成绩；出刊物、办墙报、教唱歌，军校内立即呈现出生气勃勃的新气象。时任政治部指导股主任的王逸常回忆：“从此以后，黄浦军校的政治工作蓬蓬勃勃地开展起来了。周恩来每日除了用少量时间浏览我们为他准备的报纸剪辑、工作日记，批阅来往函件外，大量的时间都花在找人谈话和抓工作落实上。他思考事物周密，处理问题敏捷，原则性和灵活性掌握适度。他经办的事没有不水到渠成的。”
周恩来任中共广东区委委员长期间，孙中山授命他组建大元帅府铁甲车队，周恩来和后来的陈延年负责铁甲车队成员的配备与调动，安排和布置铁甲车队的工作任务和活动。周恩来亲自选调军校特别官佐徐成章和一期毕业生周士第、赵自选，到铁甲车队担任队长、副队长和军事教官。党代表和政治教官由中共广东区委选派廖乾吾、曹汝谦担任。铁甲车队队员也多是由广东区委从工人、农民和青年中选拔的。这是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的最早的一支革命武装，也是之后叶挺独立团的前身。
孙中山北上后，盘踞东江流域的军阀陈炯明乘机作乱，企图推翻广州政府。1925年1月15日，广州政府号令东征讨伐陈炯明。黄埔军校以两个教导团和第二期学生总队，总计3000人组成黄埔校军，随许崇智的粤军参加右冀作战。周恩来以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的身份，同校长蒋介石及苏联军事顾问加伦等率领黄埔军踏上东征的行程。一路上，黄埔校军纪律严明，不拉夫拉役，不扰民害民，深得民众拥护。革命军每到一地，人民都自愿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后勤工作。
黄埔校军到达东莞时，周恩来出席东莞商务分会举行的欢迎大会，他在会上发表演说，指出革命军队不同于旧军队，今日“军士之打仗是为人民而打的，”革命军队如无“人民援助，仍不足负重大责任”。希望东莞人民帮助革命军，促使革命成功，并约定：（一）为革命军向人民宣传解释，使之了解人民与革命军的关系；（二）实行民治，县长民选；（三）各界均组织坚固的团体。并告诉与会者，民众如有什么痛苦和要求，可以随时向政治部反映。他还参加了东莞县国民党党部召开的市民联欢会，在会上再次发表了类似的演说。
东征途中，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任命周恩来为东江各地党务组织主任，并授权他委派各团、营、连、排党代表为组织员，凡是东征军攻取的地方，便立即着手组织国民党支部。在筹建基层国民党支部的工作中，他有意识地动员政治上较成熟的同志加入国民党，以扩大革命力量，争取革命先机。他亲自派共产党员鲁易、杨石魂为潮州、汕头、梅县一带的国民党党部特派员，指示他们到职后，一面做“国民运动的事情”，一面着手筹建中国共产党和共青团的组织。
国民革命的胜利发展，激起了国民党右派的恐惧和报复心理，他们尤其对国民党左派领袖、中共的真挚朋友廖仲恺恨之入骨。1925年8月20日，廖仲恺在广州遇刺身亡。周恩来知道后，立即赶往医院，并与陈延年、邓中夏等商讨对策。在军校举行的追悼大会上，周恩来和何应钦联名撰写祭文，文章说：“总理逝世，骤失重心，承继统率，端赖先生，先生革命，凡三十年，躬行实践，不尚空谈，尤任劳怨，不避险艰，扶持正义，反抗强权，万流共仰，如日中天。”他还在追悼会后发表《勿忘党仇》，痛斥敌人的罪恶行为，为失去“国民党历史上仅存的有数领袖之一”的廖仲恺，而痛心惋惜，指出：“我党自改组后，最显著的革命势力便是革命军之组织和工农群众之参加国民革命，这两种伟大事业的做成，多部分的功绩要属于廖先生。廖先生亦因此而见忌、见恨于反革命反工农群众的分子。”“我们要勿忘党仇，誓报党仇！”
第一军少将政治部主任
第一次东征取得胜利，陈炯明受到重创，可他贼心不死，仍想重新燃起战火，再占潮州、汕头，并向广州进攻，于是，国民革命军只得进行第二次东征，以彻底消灭陈炯明部，统一广东。1925年10月1日，国民革命军开始第二次东征，第一军军长蒋介石为东征军总司令，周恩来为第一军政治部主任，授少将军衔。随着战事的发展，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又任他为国民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党代表。在第一军三个师的党代表中，两人是共产党员，9个团的党代表中，7个是共产党员。这些共产党员在东征中的政治鼓动和组织宣传工作中起了关键性作用。
不久，周恩来又任东征军政治部总主任，全面负责前方政治工作。他到任后，调配几十名共产党员到政治部任职，还组织了160多人的政治宣传队，以鼓舞官兵的战斗士气，瓦解敌军和宣传民众。他亲自指导制定政治宣传大纲，提出：肃清东江残敌，统一广东；打倒陈炯明，拯救东江人民；废除苛捐杂税，不拉夫，不筹饷；恢复农民协会，组织农民自卫军等口号。他尤为关心工农运动，东征前夕，曾秘密乘船来到广西梧州，召集相关负责人开会，详细询问广西军队内部的派系斗争，了解梧州工农运动的情况。一再叮嘱，不能忽视农民运动，更应注意对工人的教育，布置完工作后，他又悄然回到广州。国共两党开创的国民革命新局面，使第二次东征捷报频传。从10月1日东征誓师，到11月8日收复潮汕，仅仅一个多月的时间，第二次东征便取得胜利。这是国共两党共同努力的结果。
周恩来是个有心人，更注意在细微处做政治工作。他在河婆中华医院看病时，发现医院里过往军人很多，已经影响了正常的医疗秩序时，便立刻让人张贴布告，规定军人“一律不得侵犯”医院。期间，还去大同医院看望伤病员，向院长赠匾“造福军民”。东征军每到一地，政工人员都遵照周恩来的指示，开展工农运动，从而使国民革命深入人心，所以，东征军每收复一地，都受到当地老百姓的欢迎，可谓“码头欢迎者数万人，沿途各巷路为之塞。”
东征军收复汕头后，国民政府任命周恩来为东江各属行政委员，管辖惠州、潮州、梅县和海陆丰下属25个县的行政工作。这是第一次由中国共产党人担任地方行政主要领导职务。当时由于前方战事吃紧，周恩来不能马上就职，只能以东征军政治部总主任的名义过问地方行政工作。期间，他的工作仍是头绪繁多，除却军队的政治宣传外，还以国民党东江各地党务组织主任的身份，出席并主持国民党惠、潮、梅、海陆丰各县党部大会，听取关于党务工作的汇报，批判和谴责“西山会议派”的反共分裂活动。
1926年2月1日，在东征军事行动告一段落后，周恩来正式宣誓就任东江各属行政委员，公布《东江各属行政委员公署组织大纲》，任命该署职员。他出色的行政管理才华得以初步展现。他指出，东征胜利后，百废待兴，应“以总理建国方略为依归，首重物质建设，疏河筑路，开港筑堤，先谋交通之方便，再期实业之发展”。他在任的一个半月中革新行政，实行民主政治，惩办贪官污吏，建立革命秩序，统一财政，帮助地方建立党团组织，发展文化教育等事业。
在宣布他为东江行政长官后，他曾多次提出“事繁责重，不能兼顾”的客观原因，要求免去他的行政委员。3月16日，国民政府突然接受他的请求，免去他东江各属行政委员的职务，而此时正是他有步骤地推行各项改革的时候。此外，他还继续担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副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17日，他从汕头回到广州。距此仅3天，蒋介石一手炮制了中山舰事件，国共合作面临严重挑战。
早在东征途中，蒋介石的野心就已暴露，他在连以上的军政人员联席会上，要周恩来将黄浦军校以及军队中的共产党员、加入共产党的国民党员的名字告诉他。周恩来以此事关系重大，须请示中共中央而予以拒绝。第二次东征胜利后，他意识到国民革命已到生死攸关的时刻，便同陈延年、鲍罗廷相商，准备全部撤回第一军中的共产党员，另组国共合作的军队，可却没有得到中共中央的同意。
中山舰事件后，蒋介石的胆子更大了，公然给中共提出两个条件：一、共产党员退出第一军；二、不退出的要交名单。陈独秀等胆怯了，答应了蒋介石的条件。于是，250多名共产党员从第一军中退出。周恩来也被迫辞去副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职务。1926年12月，他奉中共中央的指示，秘密来到上海，任中央组织部秘书兼中央军委委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