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山舰事件真相 中山舰事件始末

　　如果说“四二一政变”是蒋介石打击共产党、夺取革命领导权的一次正式的行动，那么，“中山舰事件”可以说是一场演习。通过这场演习，蒋介石多少知道了中共方面的可能动向，于是他才开始了彻底的夺权行动。所以，“中山舰事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件。究竟“中山舰事件”的始末和真相如何呢？
　　针对苏联顾问和共产党人的小型暴动
　　1926年3月，在蒋介石同国民党右派的共同策划下，一场针对苏联顾问和共产党人的事变在广州爆发。
　　3月18日，黄埔军校驻省城广州办事处主任欧阳钟通知海军局代局长、共产党员李之龙，称奉蒋（介石）校长的命令，速派有战斗力的军舰到黄埔听候调遣。当李之龙派中山舰开到黄埔后，蒋介石却否认有过调舰命令。此时广州城内谣言四起，说苏联顾问和共产党员要劫持蒋介石。
　　3月20日，蒋介石突然宣布在广州实行紧急戒严，并派兵逮捕李之龙，监视和软禁大批共产党人，解除省港罢工委员会工人纠察队的武装，包围苏联领事馆，监视苏联顾问。这就是“中山舰事件”。
　　事实上，“中山舰事件”发生前早有征兆。
　　此前，1926年2月初，联共（布）中央委员、红军政治部主任布勃诺夫率领“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使团”成员离开莫斯科来到中国。3月10日，布勃诺夫使团一行抵达广州。此时，广州的政治形势正处于动荡之际。反蒋传单不断出现，“共产党要倒蒋”、“共产党与苏俄顾问要挟持蒋介石去俄国”等谣言四处流传。
　　时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的周恩来，发现蒋介石这一时期神色异常，便将此情况告诉了中共广东区委宣传部长张太雷。当布勃诺夫等人参加中共广东区委会议时，张太雷在报告中特意指出：现在的形势与谋杀廖仲恺前的形势相仿，到处是谣言和传单，看来国民党右派准备采取行动了。然而，张太雷的这些警告未能引起布勃诺夫应有的重视。
　　就这样，在布勃诺夫的眼皮底下，蒋介石制造了一场针对苏联顾问和中国共产党人的“小型暴动”——中山舰事件。
　　对于布勃诺夫来说，蒋介石的突然袭击完全是始料未及的。当包围广州苏联顾问住处的士兵撤退后，布勃诺夫立即令苏联驻广州顾问团负责政治工作的副团长拉兹贡去找蒋介石，询问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蒋介石神色沮丧地表示“对俄国人遭软禁表示歉意”。
　　事件发生的当天，晚上8时左右，布勃诺夫与拉兹贡一起去见蒋介石。蒋介石把他对拉兹贡说过的话重复了一遍，然后补充说：我最近收到许多匿名信，威胁要对我行刺。我还收到李之龙的信，信中要我在三个月期限内把广东的所有工厂收归国有，否则就枪毙我。
　　苏联人决定向蒋介石让步
　　中山舰事件发生后，不仅毛泽东、周恩来、陈延年等共产党人主张对蒋介石坚决反击，就是一些国民党人，也对蒋介石的行为大为不满。李济深以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参谋长的身份，亲自到苏联顾问的住处道歉。甚至一向对苏联顾问和共产党人不太友好的国民党人，也纷纷表示出亲善的态度。
　　在一片热闹的讨蒋声中，布勃诺夫却格外冷静。作为一名在政治风浪中长期磨炼的布尔什维克，他深谙斯大林中国政策的核心，也了解斯大林和托洛茨基在中国问题上的矛盾。他知道，此事件如果处理不当，就有可能导致国共关系破裂。这样一来，斯大林在中国的政策就会彻底破产，这不仅给托洛茨基等人提供了攻击斯大林的口实，更重要的还可能影响到苏联在远东的利益和世界革命力量的变化。为了避免这种不利的前景，必须将国共关系继续维持下去，必须尽快使广州回复到事变前的状态。所以，不能对蒋介石下手，只能采取缓和的策略。
　　主意已定，布勃诺夫立即召集了紧急会议，经过一番讨论，最后决定对蒋介石采取让步措施，决心撤掉俄国顾问团中不受蒋介石欢迎的苏联驻广州军事顾问团团长季山嘉、副团长罗加乔夫和拉兹贡的职务。
　　布勃诺夫向蒋介石作出让步，使得广州的另一位重要人物大为失望，此人就是汪精卫。汪精卫本来指望布勃诺夫会作出打击蒋介石的决定，不料，布氏不仅毫无反抗的表示，反而同意召回与汪精卫关系密切的季山嘉。蒋介石的翻脸和布勃诺夫的退让，使汪精卫感到自己受到了侮辱，随即称病不起。
　　曾在事变的当天提出要与蒋介石斗争的各军军长，也因为布勃诺夫的让步而改变了态度，纷纷倒向了蒋介石一边，对于蒋介石提出的制裁苏联顾问和共产党的办法，均表赞成。
　　将事态化解到最小程度后，布勃诺夫对事件的有关问题进行了调查。3月24日上午，在广州苏联顾问团全体人员大会上，布勃诺夫整整作了长达6个小时的报告，条分缕析地指出了苏联顾问团工作的失误和应该采取的工作方针。
　　布勃诺夫认为，苏联顾问团最大的失误是在军事方面。他指出：蒋介石发动中山舰事件，是一次针对俄国顾问和在军队中从事政治工作的共产党人的小规模准暴动。由于顾问们在军事工作中所犯的一些大错误，而将原来的矛盾复杂化和尖锐化了。
　　苏联人的态度影响了共产党的决策
　　3月24日傍晚，布勃诺夫一行带着离职的季山嘉、罗加乔夫和拉兹贡等十余人，乘船离开广州前往上海。
　　3月27日，布勃诺夫给正在返回广州途中的鲍罗廷写了一封长信。布勃诺夫之所以决定向蒋介石让步，其指导思想正如他在给鲍罗廷的信中所说，就是“我们应当设法以自己受点损失和作出一定的牺牲，来挽回失去的信任和恢复以前的局面”。从这个指导思想出发，布勃诺夫给中国共产党制订的方针是：以“巩固革命势力的统一”相号召，尽快弥合此次事件在国共两党间造成的裂痕，稳定广州局势。
　　受布勃诺夫就近指导的中共广东区委，在没有征求中共中央意见的情况下，便自行决定了自己的态度：认蒋介石为“革命领袖”，将中山舰事件的发生归为反革命势力分裂革命队伍的阴谋，强调国民党和共产党团结和统一。
　　中山舰事件发生后，上海的报纸很快也作了报道。一时间，什么中山舰图谋不轨啦；蒋介石动用军队扣留俄国顾问，包围省港罢工委员会，甚至苏联人的住宅被包围啦；什么周恩来和邓中夏已经被捕，广州军队开始杀人啦……传言四起。
　　陈独秀从报纸上看到有关报道后，心急如焚，不知道广州究竟发生了多么严重的事情。直至3月底布勃诺夫一行回国途中在上海逗留时，陈独秀等人才从布勃诺夫的谈话中得以了解事件的有关情况。布勃诺夫告诉陈独秀：广州确实发生了事变。事变发生时，军队包围了省港罢工委员会、苏联顾问的住宅等，这都是事实。不过，蒋介石表示，他此次举动只是防止有叛乱之事发生，他本人并不反俄反共。目前蒋介石已经明白共产党并没有搞什么阴谋，广州局势已经归于平静。
　　听了布勃诺夫的介绍，陈独秀的心才归于平静。但面对这样的局面，共产党该持何种态度？陈独秀经过一番思考，于3月29日以中共中央名义向党内发出指令，指出蒋介石的行动是极其错误的，但他是受了右派的挑拨，事情不能用简单的惩罚蒋的办法来解决，而是要将他从陷入的深渊中拉出来。
　　共产党“军事上的大让步”
　　中山舰事件后，如何对待蒋介石，如何正确处理国共关系，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是一个事关全局的大问题，需要中央慎重考虑，拿出决策，然后再在全党统一贯彻。但由于联共（布）中央与中共中央的特殊关系，就决定了布勃诺夫的特殊身份。
　　在当时，布勃诺夫理所当然地成了中国共产党的决策者和指导者，而无论是中共广东区委成员，还是陈独秀和中共中央领导人，都丝毫没有对他的地位提出任何异议。如此一来，他们先是被动地认可布勃诺夫对事件所作的处理，接着又按照布勃诺夫所确定的调子，向蒋介石、国民党和国民政府表态和呼吁，倾诉中共忠诚合作的愿望。
　　1943年春，周恩来在一份报告中称，中共中央对“中山舰事件”的处理，是向蒋介石所作的“军事上的大让步”。他说：当时谭延闿、程潜、李济深都对蒋介石不满，朱培德、李福林有些动摇，各军都想同蒋介石干一下。如果这时党中央的政策是给蒋介石以有力的回击，毫无问题，事情是有办法的。但当时却采取了继续退让的政策……
　　中山舰事件后，蒋介石又开始了新的阴谋，进一步提出整理党务案来排挤共产党人，从而加速了国共第一次合作的破裂。
　　（据《世纪桥》  姚金果/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