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一二政变前后的杜月笙 四一二政变如何体现杜月笙的政治投机性
非我族类 2018-01-30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上海，以青帮为代表的黑社会势力无所不在，作为上海滩三大亨之一的杜月笙也正是在这一时期个人势力急剧膨胀，逐渐位列上海滩三大亨之首，成为国共两党各自争取的对象，而杜月笙却一直表现出两面皆不得罪的态度。但是，随着国共两党关系的逐渐破裂，杜月笙越来越倾向于能给他的个人利益带来保障的国民党，特别是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反动派决定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屠杀共产党，蓄意破坏国共合作，建立独裁政权的前夕，杜月笙最终倒向了国民党反动派，并且在“四一二”政变中，扮演了反共急先锋的角色，充当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帮凶。
“四一二”政变之前的杜月笙
杜月笙，1888年8月出生在上海浦东高桥镇，是个地道的上海人，在他四岁的时候母亲去世，六岁的时候父亲去世，父亲去世前因无力抚养，被迫将杜月笙的妹妹送给了别人。可以说，杜月笙的童年是艰辛的，生活是辛酸的。但是，到了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时候，这个昔日的穷小子凭借其灵活的头脑，圆滑的手段，小心谨慎的处世方式，赫然跻身于上海滩三大亨之首，身份地位和实力均已超过昔日的上海滩大亨黄金荣。
然而，发迹后的杜月笙并不满足于做上海滩黑社会的老大，他要进一步提高自己的身份地位和政治地位，以便实现他多年一直想跻身上流社会的愿望，这就需要杜月笙能够在短时内积累足够的政治资本，提高自己的社会威望。而1925年“五卅运动”就给予了杜月笙这样一个机会。
1925年5月15日清晨，上海内外棉七厂日商借口原料不足停工，工人与厂主交涉，厂主答应停工期间付给工人一半的工资，工人这才散去。下午5时，夜班工人前来上班，同样被拒于厂门之外。七厂工人、共产党员顾正红代表工人与日本工头交涉，要求按日间办法发给一半工钱。日本工头拒绝了顾正红的要求，突然以铁棍、木棒袭击工人。两名日本大班元木与木村竟向工人开枪射击，顾正红头部、腹部连续中弹，另有7人被打成重伤，数十人受轻伤。顾正红因伤势过重，于17日凌晨去世。这就是“五卅运动”前夜的“顾正红事件”。
事件发生后，国民党员马超俊联络上海绅商学工各界，决定于5月30日在九亩地召开群众大会，向日本人公开提出抗议，筹备组希望杜月笙给予支持。在这一强大爱国潮流面前，杜月笙审时度势，顺应潮流，慨然允诺。他给手下分配的任务是：“尽可能派人出席九亩地大会，尽可能保护马先生及国民党人的安全，尽可能维护会场秩序的安宁，无异议赞成国民党人的一切意见。”
同日上午，上海大学、南洋大学、同文书院、复旦中学、同济大学等学校的学生进入公共租界进行演讲，学生慷慨激昂，听者无不动容。工部局派出大量巡捕驱赶、逮捕学生，驱散听演讲的群众。有数十名学生遭到逮捕，被拘押在南京路老闸捕房内。学生和市民闻之后十分愤怒，大量聚集在老闸捕房前，要求释放被捕学生。到下午3时，捕房门前已汇集了10000多人，与数十名全副武装的巡捕对峙。下午3点45分，英国捕头突然命令群众在10秒钟内散去，否则开枪。霎时枪声大作，手无寸铁的学生和市民毫无准备，一时血肉横飞，惨不忍睹。据事后统计，这次屠杀，共有13人遇害，数十人受伤，轻伤者不可胜数。另有53人被捕。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
“五卅惨案”之后，上海各界成立了“工商学联合会”，领导上海的罢工、罢市、罢课斗争。在这场声势浩大的群众爱国运动面前，杜月笙也参加了马超俊等发起召开的上海各界紧急会议，商讨救援被捕人士的办法，并积极支持上海工商学联合会提出的十七项条件中的释放被捕人员、抚恤、道歉、取消码头捐、取消印刷附律、收回会审公廨等六项要求。当有关方面发起募捐以接济罢工工人生活时，他带头捐了大笔款项。他的行为获得了爱国人士的赞扬。惨案过后，杜月笙的个人声望扶摇直上。
就在这个时期，不论国民党还是共产党，出于经济、政治、阶级等方面原因的考虑，为了能够控制上海滩这块战略重地，也都积极争取杜月笙，希望能把他拉到各自的阵营中来。如当时的上海市总工会委员长、共产党员汪寿华为了有效地开展工人运动，减少工人运动的阻力，曾多次与杜月笙会谈，并且曾以杜的“门徒”的身份进行活动，其他共产党员中也有一些利用帮会身份在帮会群众中活动。这样，帮会与中共通过杜月笙与汪寿华保持联络。杜月笙曾多次向汪表示“愿保护工会”，欢迎中共“尽管到法界工会与设立机关”，如有人被捕，“他可想法释出”。
“四一二”政变中的杜月笙
“四一二”政变尽管是蒋介石发动的，但是随着近些年对“四一二”政变的深入研究，越来越多的史实证据表明，青帮势力在“四一二”政变中作用极大，作为青帮头目的上海三大亨，尤其是杜月笙在这次政变中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根据相关史实，我们可以将杜月笙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中所扮演的角色分为三类：
一是组织协调者的角色。蒋介石在发动政变之前，曾多次派人到上海与上海滩三大亨联系，要求上海的帮会势力要拒绝帮助共产党，离间共产党与工人的关系，同时要维持上海的秩序，准备打击共产党。杜月笙等人按照蒋介石的要求，积极行动，筹划成立流氓武装组织“中华共进会”，而且成功地帮助蒋介石得到了租界的援助和支持。一切准备工作就绪，只待蒋介石一声令下，向共产党开枪了。
二是流氓骗子角色。在蒋介石决定在1927年4月12日发动政变后，杜月笙不顾黑社会十分注重的“情义”道德，派其管家万墨林于4月9日下午以“有机密大事相商”为理由，通知上海总工会委员长、共产党员汪寿华于11日晚上8点到杜公馆赴宴。由此将汪寿华骗至杜公馆，汪寿华刚进门就被杜月笙的手下架上汽车，拉到沪西他们事先选好的一片人迹罕至的树林里活埋了。
三是打手帮凶角色。将汪寿华活埋之后，杜月笙在4月11日深夜与黄金荣、张啸林、王柏群、杨虎、陈群歃血为盟。12日凌晨2时半，上海滩三大亨的徒子徒孙们按照预先的安排，身着蓝色短装，臂缠黑底“工”字袖章，纷纷从租界各预定地点倾巢出动。法租界将机动车辆无条件地供他们征用，公共租界则将预定的通往华界的路障全部清除，准备完毕的流氓在杜月笙等人的指挥下，向工人纠察队扑去，打响了“四一二”政变的第一枪。
12日晚上，杜又从隐匿在纠察队中的奸细那里得悉工人第二天将举行罢工示威，他立即通知陈群，使前来“维持秩序”的国民党二十六军有充分准备，在宝山路屠杀革命群众。13日，杜月笙与黄金荣、张啸林联名发表宜言，咒骂共产党，这就是臭名昭著的“真电”。接着又发表反共言论，散发10万份《警告工人书》，这些反动言论，是全国反动势力公开反共的先导。他们通宵达旦追捕革命者，查封共产党机关，被捕和被戳害的革命者数以千计。
4月18日，南京国民党政府宜告成立。蒋介石论功行赏，大力表彰杜月笙在政变中的贡献，6月10日蒋介石特授予杜月笙为“陆海空军总司令部少将参议”、“副司令部顾问”。杜月笙由此捞取了一笔可观的政治资本，一跃成为上海滩乃至全中国黑社会的第一号“大亨”，也进一步打通了杜月笙流向上层社会的渠道。此后的杜月笙在南京国民政府内有了自己的名分，而且得到了蒋介石的看重，上海黑社会势力也成为蒋介石政权的一个“帮凶”。
但是，杜月笙并没有就此与共产党等革命进步力量彻底决裂，相反，在此后的不同的时期里他还经常与共产党人接触，并且做了一些有利于革命的工作，甚至在后来的解放战争时期，面对国共两党真枪实弹的交锋，杜月笙也没有彻底堵死与共产党接触的道路，相反，他还掩护了一些地下共产党员并对上海解放之后社会秩序的迅速平定做了一定的贡献。
“四一二”体现杜月笙的投机性
杜月笙终其一生在政治方面的投机性都表现得很明显，究其原因，可以从以下三方面加以分析：
第一，杜月笙所处的时代，正是中国风云变化，各种政治势力相互角斗异常激烈的时代，对于中国未来的走向没有人能够做出精确的预测。特别是杜月笙在上海滩叱咤风云的时期，也正是国内各种政治势力特别是国共两党由合作走向分裂的非常时期，以杜月笙为代表的上海黑社会势力为了生存和发展下去，必须要在各种政治势力的斗争中保持“相对中立”，同时也要向各种政治势力示好，为自己留后路。
第二，杜月笙为代表的上海黑社会势力因其人数众多，分布于社会各个阶层，影响地域广泛，不得不引起国共两党的注意，也由此成为国共两党分别积极争取的对象。在这种情况下，国民党的政治取向对杜月笙来说更有利，也正如杜月笙在“四一二”政变之前所说的“共产党胜利了绝不会对他们有好处，只会和国民党同归于尽，倒不如全力与国民党合作反共，将来在政治上才有地位”。
第三，尽管青帮在形成初期是以“义”字立身，然而，随着社会的发展，环境的变化，青帮逐渐脱离了“义”，而更倾向于“利”。特别是到了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滩“三大亨”为了“利”，经营了多种黑道生意，如开妓院、办赌场、公开经营鸦片公司，同时还组织徒子徒孙参与偷窃、抢劫、敲诈等各种黑社会活动，用以满足他们内心无休止的欲望。可以说，近代上海黑社会在政治态度和选择上表现出多面性、投机性，与青帮近代逐渐摒义取利的蜕变、不择手段地追求利益最大化是不无关系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