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地理学研究成果
山南慕北 2015-11-05
清代地理学
清代的地理学可分为两部分，一是传统的地理学，另一是西方地理学的传入和吸收。
明末清初，正是西方近代地理学产生前的酝酿阶段。中国也有类似的酝酿工作，这就是从徐霞客开始的一批主张“经世致用”，研究大自然奥秘的地理学者所做的工作。
清初，顾炎武（1613—1682）把地理学作为经世的工具，用以探求有益于国计民生的方略。他认真考察和研究“山川风俗疾苦利病”，特别是在军事上可能会起重要作用的地理位置，这也是他为反抗清朝统治所作的一种准备。他的著作《肇域志》100 卷，专讲地理沿革、建置、山川、名胜。《天下郡国利病书》120 卷，专论地方利病。此外，还著有《昌平山水记》、《营、平二州地名记》和《日知录》等。
顾祖禹（1631—1692），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经过三十多年的奋斗，写成《读史方舆纪要》130 卷。他写书的目的，有说是“为民族光复之用”，也有说是“有意为反抗清朝统治的军事行动作参考”。他本人的行动也证明了这点。康熙十三年（1674）乘三藩之乱，他只身入闽参加耿精忠起事，以图反清复明，但失败了，后又拒绝在清朝做官，直到去世。 刘献廷、孙兰、梁份等人则为“经济天下”而研究地理。刘献廷认为：“学者识古今之成败是非，以开拓其心胸，为他日经济天下之具也。”他研究《水经注》，完全从当时的民生利病出发来考虑如何加以利用。他说：“西北水道，莫详备于此书。水利之兴，此其粉本也。虽时移世易，迁徙无常，而十犹得其六七..有斯民之志者，不可不熟读而急讲也。”他对过去的地理著作只讲疆域沿革而不谈天地之故的作法提出批评，并建议在地理著作中增加新的科学内容。这种思想对促进中国传统地理学的进步和发展是非常宝贵的。
在孙兰的地理学思想中，极力主张地理著作不仅要志其迹，记其事，而且要“说其所以然，又说其所当然，说其未有天地之始与既有天地之后”。即探求自然现象的来龙去脉，前因后果和发展规律。这与近代地理学发展的指导思想是一致的，可惜在中国由于封建统治的桎梏而未能实现。
古代地理学文献的考释
清代中期，由于封建统治者加强了对思想、文化的控制，大兴文字狱，使得学术思想沉闷，学术活动走上了脱离实际、脱离生产的道路。不少有名的学者，难以积极探索自然规律，开拓新的科学领域，而只能按照封建皇朝的严格限制，去做一些校注与解释经典的工作，形成了以考据见长的乾嘉地理学派。如在校勘《水经注》上取得突出成就的有全祖望、赵一清和戴震等。他们的著作《全校水经注》、《水经注释》和《殿本水经注》，在学术上都有一定的贡献。但这种研究学问的方向很不利于新学科的发展。清末，杨守敬以毕生精力对《水经注》作疏，写成《水经注疏》。但最后完成书稿的是他的学生熊会贞。
清代，给《禹贡》和《山海经》作注释的人不少，其中以胡渭《禹贡锥指》、毕沅《山海经新校正》、郝懿行《山海经笺疏》最为有名。
边疆地理和域外地理
清代学者研究边疆地理的目的，在鸦片战争前是为了满足扩大地理视野和管理边疆的需要。比较有名的著作有：杨宾《柳边纪略》，吴桭臣《宁古塔纪略》，西清《黑龙江外记》，椿园氏《西域闻见录》，傅恒《西域同文志》，祁韵士《西域释地》、《西陲总统事略》，徐松《新疆识略》，松筠《西招图略》等。鸦片战争后，由于边患日渐严重，学者们痛感边疆地理知识的不足和外国地理知识的贫乏，于是，为了祖国边防的安全，积极开展了边疆和域外地理的研究。比较有名的著作有：张穆《蒙古游牧记》，姚莹《康輶纪行》、《东槎纪略》，何秋涛《朔方备乘》，黄沛翘《西藏图考》，曹廷杰《东北边防辑要》、《东三省舆地图说》，魏源《海国图志》，徐继畬《瀛环志略》等。姚莹在写《康輶纪行》时特别声明：“喋血饮恨而为此书，冀雪中国之耻。”黄沛翘写《西藏图考》时也说：“今英吉利占据五印度..是则南界之防，尤今日之急务也。”
关于水系的专门研究
清代还出现了一批专门论述水系分布和状况的著作，如黄宗羲《今水经》，齐召南《水道提纲》，戴震《水地记》，万斯同《昆仑河源考》，徐松《西域水道记》，孙彤《关中水道记》，李诚《云南水道考》，蒋子潇《江西水道考》，纪昀《河源纪略》等。其中以《水道提纲》最有名，全书共28卷，约30 万字，成书于1761 年。齐召南根据康熙《皇舆全览图》并参考大量方志和一些内府秘籍撰写，记载了当时全国实有的山川脉络，都邑城址。每写一条水时，都从源头说起，以主流为纲，其纳受支流为目；写全国水系时，以大河为纲，小河为目。该书记述的水系范围相当广阔，包括北纬18°—56°，东经73°—145°，超过历史上任何水系著作。所记河流数目为《水经注》的四倍，达到5980 条。描述水系的方法和分类体系比前人也有明显的进步。在写法上完全打破行政区划界线而纯以自然水系为准，从上源到河口，顺着河水一泻千里，水系支架历历在目，脉络清晰。记载河流会合点、河曲和峡谷时，不仅注明地名，而且注明经纬度，这种作法为齐召南所首创。第五节方志学清代是方志学大发展的时期。从数量上说，全国现存地方志8100 多种中，清代约有5600 种，占70%；从种类上说，有一统志，通志，府、州、县志，厅志，卫、所志，土司司所志，合志，乡镇志，识略，山水志，湖堤志，水利志，盐井盐场志，宫殿志，寺观志，祠宇志，陵墓志，风俗志，名胜古迹志等。就方志学理论而言，经过方志学家章学诚等的努力，建立了较为完整系统的方志学理论。
清朝各级政府都很重视编写方志，积极倡导但严加控制。特别是康熙、乾隆、光绪三朝编修最多。从地区上看，北方的河北、河南、山东等省所编志书超过江苏、浙江等地，突破了自宋以来南志多于北志的格局。同时边疆省区也开始修志。政府严加控制修志活动，州、县以上志书几乎全是官修，私人编修的极少。在写法上，清代志书的最大弊端是隐恶扬善，书美不书恶。清代的《一统志》一共修了三部。第一部是康熙二十四年（1685）开始纂修，乾隆八年（1743）才完成，共342 卷。第二部乾隆二十九年（1764）开始纂修，四十九年（1784）完成，共500 卷。第三部始于嘉庆十六年（1810），道光二十二年（1842）完成，共560 卷。由于第三部的材料截止于嘉庆二十五年，所以通称嘉庆志，即《嘉庆重修一统志》。此志汇载全国各地情况，以省和特别地区为单位立卷，最后附录有外交关系的世界各国。所记地理现象是汇集全国方志的内容，资料非常丰富，超过以前所有一统志，受到人们的重视。
各省通志的写法有两种，一是以府、直隶州为单位，分述各项制度和人物传记；二是以志为纲，再分述各府州县的情况。
所有志书的共同点是都采用志、传、图、表的表达方式，这种基本体例来源于正史，是“志仿史例”的结果。
章学诚提出的方志理论，主要有如下几点：第一，方志属地方史，“志属信史”，而不是像他以前的学者那样，一直把方志归入地理类。第二，修方志求其实用，应该“详近略远”。第三，方志的内容分三个部分，“仿纪传正史之体而作志，仿律令典例之体而作掌故，仿文选文苑之体而作文征”。第四，方志的体裁为四体，一是纪，二是传，三是考，四是表和图。第五，修志的方法，“乘二便，尽三长，去五难，除八忌，立四体，归四要”。第六，方志辨体，即分清各种地方志编纂的体例，划清各类方志的内容界限。这些理论观点，现在看来不够全面，特别是把方志纳入史学范畴后，削弱了方志的地理学内容，影响了地理学的发展，这是不足取的。但在当时，他的理论为建立中国方志学奠定了基础，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