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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晚清彩票议案

山南慕北 2015-11-05
晚清彩票

晚清彩票
  1909年11月20日,江苏谘议局第一届年会召开。会上,以议员姚文柟、穆湘瑶为代表,认为“彩票亦秕政之一也”,“坏民风、损国体莫此为甚”,并详陈彩票之贻害有四。第一,伤国体。传统中国标榜以义理治国,尚义轻利为传统主流价值形态,国家一面禁赌一面又收彩票之利,实与国体有碍。第二,害社会。彩票泛滥,诱民以赌,实于民风社会大有关碍。“未尝不叹民之愚而恨彩票之害人深也。……今之社会生计如蹙而独嗷嗷焉,日翘首一冀豚蹄篝车之幸财,此不可不严禁者。”第三,有碍地方自治。地方自治是晚清新政推行的一项重要内容,而地方自治与民风习俗紧密相关,彩票以“迹近赌博”之属性与地方自治相悖。第四,牵涉国际,贻笑外人。鸦片战争以来,国人开始“睁眼看世界”,重新评估自己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与形象。时人认为彩票禁而不止势必影响晚清政府的国际声誉及形象。如上海西人工部局会议曾言:“中国官场之无信。彩票一项禁而仍弛,西人一言禁字即力持到底。今禁烟恐亦如是。”
  正是鉴于彩票的上述危害,江苏谘议局议员提出“永远禁革彩票”议案:永远停止江南安徽之彩票,湖北广东厦门北山六闱票一律停止,严罚私售彩票之人。“禁绝彩票”议案在江苏谘议局首先出台,一方面在于其时江苏不仅是中国近代商办彩票首创之地,而且也是彩票泛滥之地,受累最深;另一方面在于江苏是近代中国资本主义最为发达的地区之一,新兴力量比较强大。
  按照规定,谘议局作为地区性的民意机构,其所提兴革之事需获得所在区域行政长官的批准,方可在本区域内施行。对谘议局的禁绝彩票议案,江督持支持合作的态度,声明:“查停办彩票,自是正办。”只是事涉他省在苏销售的彩票,要从根本上予以禁绝,“必须联合各省同时停办,方于事体有裨”。为此,江督一面咨商有彩票销往苏省的他省督抚,希望联合禁止,一面饬令立即禁止本省彩票——江南票的发售。江南票从1899年江南义赈彩票创设开始(1899年—1905年5月),到后为南洋筹捐官彩票(1905年5月—1907年1月),再至江南赈捐公益彩票(1907年1月—1909年7月),最后到江南筹捐公益彩票(1909年11月—1910年4月5日),经历十余年的发展,终于在立宪新政的浪潮中寿终正寝。
  然而禁绝销至苏省的外省彩票,则并非易事。以湖北官办签捐票为例。首次接到江督为谘议局议禁外省运售彩票事而来的咨电后,鄂督只同意“年减票额三分之一,迨三年限满,决计停办。”这显然与江苏谘议局所要求的“立即禁绝”大有差距。1910年4月,江苏谘议局先后第二次、第三次“复议永远停止彩票案”,一再强调依照法令禁绝彩票,并要求将议决结果公布于南洋官报。这是力图运用法律武器以及舆论媒体的力量来进行斗争的策略,在一定程度上也获得了成功。江督旋即就谘议局所复议之事项进行了书面答复。
  在接到江督要求停止签捐票往苏销售的咨商之始,湖北当局再三交涉,原因在于签捐票为湖北当局创收不菲,“溯开办迄今历时九载,票额由二万张推广至六万张,盈余由十余万元加增至六十余万元。”尽管湖北当局一再搪塞,但在苏省谘议局的坚持下,江督也不得不予以拒绝。缓禁之路行不通,签捐票也因“江浙等省禁售骤形滞销,领票商人莫不大受亏折,兹七月份彩票领销者遂只半数”。无奈之余,湖北当局只得再次咨商苏省当局,“请展缓至六月份一百零三会为止,俾便票商已领之票得以销售,以后不再发销。”最终鄂省彩票被同意缓至六月底,嗣后一体禁销。
  与此同时,安徽铁路彩票为保障已有的经济利益亦试图缓停、免禁。尽管在苏省首次议决“永远停止彩票”一案之后,随即就有安徽谘议局言安徽铁路彩票“业已自行停止”。然而,时至宣统二年(1910年),安徽抚台却仍坚持继续发售安徽铁路彩票,并以该票系“商部核准”,“外虽以彩招徕,内实代积股本,于路本固大有裨需,而于民力亦无所损”,何况“此次彩票向未派销,购否听人自愿,既系劝股性质亦且贸易自由”。由此,皖抚认为“他省自无禁销之理”。针对这一情况,江苏谘议局要求“仍查案通行禁售,仰见除恶务尽之至”。最终,在江苏谘议局的一再议决下,江苏率先宣布于宣统二年六月为期,禁绝一切来苏销售之彩票,“各属如至六月晦日后尚有私售彩票之店铺,即由各地方官或巡警照案治罪”。这时,其他省份谘议局也纷纷议决禁止彩票,从而在全国掀起禁绝彩票的浪潮。
关键词: 清朝 彩票 赌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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