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旗生计问题：从高福利到穷困不堪
新之助 2015-11-30
八旗子弟
八旗制度是清朝特有的制度，它对满族的形成和发展，对清朝军、政、财、经、文等各个方面产生了强大的影响。八旗生计问题是康熙年中期以后困扰着统治者和旗人子弟的问题。
“八旗生计”问题，指的是入关以后的八旗正身旗人，尤其是大多数旗兵和余丁的生计艰难，而且日益严重，成为长期困扰清朝统治者的问题。
旗人的“高福利”待遇
其实，八旗的正身旗人生计本来应当是充裕的。入关以前，正身旗人的收入主要是计丁分田的田地耕耘所获及出征时分取的人畜财帛，将士没有兵饷。顺治元年清帝君临天下后，给将士定了俸饷制度。
顺治元年(1644年)定，八旗前锋、护军、领催、马甲，“每名月给饷银二两”;顺治六年定，“步兵月给饷银一两”，后增为一两五钱;顺治九年三月定，前锋、护军每月饷银增为三两。康熙九年定制：前锋、护军、领催，“月给饷银四两，甲兵月给饷银三两”。旗兵还有饷米。前锋、护军、领催、马兵，“每岁给饷米四十八斛。步兵给二十四斛”。
清初几十年的频繁战争，八旗兵丁大量伤亡，而买马置械，又要支出很多银两，因而兵丁贫困者多。顺治十六年七月，翰林院掌院学士折库纳专上密疏，奏述满洲兵丁困苦情况说：“年来用兵，披甲人买马制械，奴仆逃亡，生业凋零，艰难日甚。我国家初定中原，凡官属兵丁俱计丁授田，富厚有力之家，得田每至数百垧，满洲披甲人或止父子，或止兄弟，或止一身，得田不过数垧，征役甚烦，授田甚少，殊为可悯。”
清帝认为“八旗甲兵，国家根本”，因此从顺治帝福临起，历经康熙帝玄烨、雍正帝胤禛、乾隆帝弘历，为抚恤旗人解决八旗生计问题都采取了不少措施。归纳起来，清帝采取了六项重大措施。其一，增加甲兵月饷和岁粮。其二，归并余丁，新编佐领。其三，代还旧债，颁发赏银，设立管库。其四，增加兵额。其五，回赎旗地与“井田”和拉林垦地。其六，汉军人员出旗为民。为了减轻八旗人口的压力，保障满洲八旗人员的生活，乾隆帝施行了允许汉军八旗人员“出旗为民”的政策。
八旗兵缘何潦倒
康雍乾时期，尽管三朝皇帝都关注“八旗生计”，先后投入几千万两银子，用以赏赐兵丁、代偿积逋、回赎民典旗地、实行“井田”、拉林移垦等等，但始终解决不了八旗生计的艰难问题，而且问题日益严重。造成这种局面的因素有好几个方面。
其一，元气大伤。清初40余年，由于战争频繁，伤亡惨重，八旗兵丁尤其是满洲八旗兵丁的大多数都遭到了严重打击。
其二，人口激增。康熙二十年以后，征战时间不长，社会比较安定，康熙帝又实行“抚恤”旗兵的政策。在这些因素的影响下，八旗人丁数目急剧增加。到康熙六十年，满洲八旗有667个佐领，蒙古八旗有203个佐领，汉军八旗有268个佐领。若按每佐领辖丁130~140丁计算，满洲八旗当有9万余丁，蒙古八旗有3万丁，汉军八旗有8万余丁。
其三，旗地典卖。八旗兵丁贫窘难熬，债主逼迫，无可奈何，只有典卖计丁领取的免赋旗地。早在顺治年间，即已有典卖旗地的行为。尽管清帝严禁旗地典卖与民，但没有效果，到了康熙年间，更形成旗地大量典卖与民人的高潮。旗地典卖殆尽，使绝大多数正身旗人(主要是旗兵、余丁，也包括一部分祖先曾任中下官将现已没落的子弟)丧失了最基本的不动产，断绝了重要的生活来源。
其四，恶习庸俗害人。康熙中叶以后，清朝进入“康乾盛世”，此期百业兴旺，城市繁荣，王公贵族达官富商和大地主大兴土木，他们奢侈浪费，鲜衣美食，挥霍无度，大讲排场，虚吹浮夸。这种坏风恶习也影响到旗兵余丁，很多人逐渐地沾染上了陋习，好逸恶劳，讲吃讲穿，比阔斗富。雍正帝胤禛多次对此严厉申斥，他降谕说：“满洲本性，原以淳朴俭约为尚，今渐染汉人习俗，互相仿效，致诸凡用度，皆涉侈靡，不识撙节之道，罔顾生计”。
八旗制度是入关以后体现和执行基本国策的重要制度，清帝通过八旗制度，把全体旗人编制并控制起来，佥丁披甲，建立起一支20余万人的八旗军，使他们为“拱卫宸极，绥靖疆域”而效劳卖命。清帝又制定了优厚的旗兵兵饷，一名护军一年的收入远远高于开个普通店铺的商人和雇佣三几名工人的小作坊主，而且这份兵饷还是雷打不动的被人们称为“旱涝保收”的“铁杆庄稼”。
旗人当上护军、亲兵、前锋、马甲还有机会往上升迁，遇有征战立下军功，或者差使干得好，讨得上司欢喜，便可晋升护军校、亲军校或前锋校，这可是比七品县太爷的官衔还高的正六品武官。地位高了，俸银也多了，因此已经披上甲的旗兵都愿意长期当差;未曾佥兵的余丁中，绝大多数人的唯一希望是谋求当兵，种上“铁杆庄稼”，而不愿或开店设坊或经商办厂，更不屑于沿街叫卖以佣工为生了。他们要开大店铺，办大矿，却既无本钱，又无这方面的能耐;要读书，从书中寻找“黄金屋”和“颜如玉”，却既没有钱长期上学，又没有毅力。这样一来，因为高不成低不就，他们只有得过且过，混一天，算一天，生计焉能不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