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朝姓氏 商代的姓氏制度分析
山南慕北 2016-02-24
简狄
商人是长期生息在我国黄河流域东部地区的氏族联盟，建立商朝统治后，政治经济重心从西北向黄河中下游东移，伴随着活动领域的扩大，新的姓族不断进入视野，生活在淮河下游和海边的“淮夷”、“东夷”也逐渐融入华夏民族大家庭。《左传·定公四年》记载了商代姓氏中的“殷氏六族”，即条氏、徐氏、萧氏、索氏、长勺氏、尾勺氏；又有“殷氏七族”即陶氏、施氏、蘩氏、錡氏、樊氏、饥氏、终葵（锥）氏。这些氏族中有不少是在今天的皖北和苏鲁一带形成的。
到了商代中期，伴随着几次迁都，商王朝所控制的疆土规模及所影响到的地域不断扩大，商朝中后期聚集在它旗帜下的姓氏部落已逾百数，后人形容当时的状况有所谓“八百诸侯”之称，如殷氏、来氏、萧氏、宋氏、时氏、黎氏、空相氏、耿氏、北殷氏、微氏、箕氏、阮氏等，都是在夏以后出现的。在《尚书·盘庚》中，商朝统治者将这些有姓氏的贵族诸侯总称为“百姓”。
在今天的历史界中，殷商时代的“百姓”这一概念，是有歧义的。多数专家认为：当时的“百姓”，并非如我们今天所指的“庶民大众”，而是指商王宗室之外的贵族阶层，即各地姓族的族长，他们是商朝统治集团的基石，所谓“百姓千官”，百姓的位置居于千官之前，拥有姓氏本身就是高贵的标志。直至周末战同时期，诸侯兼并，封国灭绝，大量有姓氏的贵族流落成平民，越来越多的平民因军功及其他原因获得了姓氏，最后姓与氏合二为一，天下庶民大众无不有姓，这时候，原来专指各地部落首长的“百姓”才逐渐成为庶民大众的统称，并沿用至今。
随着社会的发展，商代的氏族统治开始发展为国家的雏形，渐渐改变了原来单一家族统治的模式，开始接纳异族人才进入统治集团。在古代典籍中我们注意到，夏代以前的统治者往往称氏，商以后则称人，这很可能表明：夏代以前的统治者属于同一家族，而商以后的统治层中结合进了异家族的人，已不能完全用氏来指代了。如商朝一代名相伊尹，就不是商的宗室。而在朝廷之外的各个不同地域，也委派当地著名的姓氏大族进行管理，如周文王姬昌就被商朝封为西伯，负责西北方的部落联盟，这样初步形成了以姓氏为中心的分级统治模式。
正是在这样的社会环境和历史条件下，我国特有的姓氏礼仪习俗在商代后期遂渐初现端倪。
在商代的金文及甲骨文中，开始看到较多的人名。能够在铜鼎甲骨文上留名的人，大多是位高权重的统治集团成员，或与祭祀有关的人员。铭文中的商代帝王权贵，往往以天干取名。
所谓天干，是远古人们命名日子的符号。华夏民族崇拜太阳神，当时相传天上有十个太阳，分别被命名为：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每天一日轮值，十天就为一旬。夏、商时代的帝王出生于某一日，就以这一日的符号作为名字，为了避免重复，就在前面再加上“大（太）”、“中（仲）”、“小”或其他字符。如夏代帝王中有孔甲、胤甲、履癸等（注：夏代帝王中有太康、仲康、少康，据陈梦家先生在《殷墟卜辞综述》考证，即为大庚、中庚、少庚。），而殷商的三十一代帝王名，全部都与天干有关，如大乙、大丁、外丙、中壬、盘庚、小辛、武丁、帝乙、帝辛等。
除了帝王之外，近年来的考古资料表明，殷商时代王室之外的其他权贵中，也多用天干取名的，如保定南乡出土的商代勾刀上，就有“大祖曰己，祖曰丁，祖曰乙，祖曰庚，祖曰丁……”等铭文，勾刀主人的几代祖先，都是以天干为名的。这种取名，相当于我们今天的数字排行。
由此看来当时社会上对取名还处于一种质朴自然的阶段，人们仅仅将名作为一种辨识记号，没有去刻意取名。商代贵族男子名多为单名，或加前后缀。有单用氏的，也有单用私名的，氏与私名连用的较少，又表明当时人们在社会交往中并未把姓氏与名连在一起称呼，形成一个完整的“名字”。商代男子在社会上一般不称姓，女子则往往在姓后面缀以氏作为称呼，未见有名。
她们在出嫁时冠以父姓，以表明她是从属于某族、具有该族血缘的女子；婚后则改冠夫姓，又表明已是从属于丈夫所在姓族的女人了。殷商时代妇女的地位极其低下，她们的个体不被重视，其名称只是反映其所属的族，当姓用于女子时，往往就将姓族名女化，或加女旁，以作为“某姓族女子”的略缩，久而久之，就造成了古姓多从女旁的独特现象（注：参见雁侠《中国早期姓氏制度研究》）。
当时妇女不参与任何公众行为和社交活动，她们的姓名很难被记载下来，因此在早期甲骨文中，凡是以姓族名加女旁或女化的字，几乎都是在祭祀仪式中被用作人祭的女子，如甲骨文《录》303中“帚于小乙三姜”，其内容就是询问要不要用三个羌族女子来祭小乙。商代中期以后，王室贵族女子的地位有所提高，在当时的铭文龟辞中，偶尔出现殷商王室的后妃或贵族女子之名，多见于求医问卜中，如商王的妃子“好”，就留下了多处记载，但仔细分析，“好”也未必就是她的名字，可能仅只是表明是王室“子姓”的女人罢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