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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朝初期政治家如何治理腐败?

山南慕北 2016-02-25
周公

周公
  周本是臣属于殷商的一个偏远小邦,后来逐步强大并最终取代殷商的统治地位,这在当时是一个巨大的社会变化。殷商末年,商朝的一些政治人物已经预感危机的来临,向商纣王提出警告,而商纣王则认为他受命于天,不以为意。周灭商之后,周既面临殷商遗民的反抗,又面临重蹈殷商灭亡覆辙的危险,这种危机与忧患引发了周初统治者的思考。殷商为何败亡?周政权如何巩固?如何才能避免重蹈殷商灭亡的覆辙?
  在新形势的激发下,周初形成了明晰的“宜鉴于殷,骏命不易”(《诗经·大雅·文王》)的观念,并从历史思考中重新认识了天命的意义。这种思考在周初得到反复强调和深化。《诗经·大雅·荡》说:“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这里所说的“殷鉴”,是指殷商应该以夏的灭亡为鉴戒,这自然会引导出周应该以夏、殷为鉴的历史认识。《尚书·召诰》所说“我不可不监于有夏,亦不可不监于有殷”,即将夏、商兴亡的历史引为借鉴。“殷鉴”是周初统治者提出的概念,表达了周初政治家们对历史的思索与总结,就是要以前朝历史的经验和教训作为行政的借鉴。
  《尚书·无逸》是周公归政于成王之前对成王的告诫,规劝成王要勤于国事,不能贪图享乐。所谓无逸,就是指不要纵酒、淫乐、田猎、嬉游。从当时社会来说,纵酒、淫乐、田猎、嬉游就是典型的腐败行为。《无逸》篇还讲到统治者要体察民间疾苦,施惠于民,关爱鳏寡孤独,慎罚于民,只有这样才能防止民怨。民怨反映人心的向背,周初统治者对此予以格外重视,认为“怨不在大,亦不在小”(《尚书·康诰》),臣民怨恨的事都不能做,国家事务都必须认真对待,听到民怨,应更加“敬德”,这样才能使不顺从的小民变得顺从。这些诰语虽然着眼点在于如何巩固周的政治统治,但也看到了腐败所造成的危害,并在这个意义上强调德治,反对纵酒淫乐,这表明周初统治者已经有了反腐败的自觉意识。
  把腐败与国家衰亡联系在一起是先秦时期许多人的共识。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对腐败的认识在不断深化。荀子更清楚地看到了腐败与亡国的关系,他指出君主贪利必然导致亡身亡国:“人君者隆礼尊贤而王,重法爱民而霸,好利多诈而危,权谋、倾覆、幽险而亡”(《荀子·强国》)。韩非从个人和国家两个方面认识到腐败的后果。从个人方面说,如果想用贪污纳贿来满足个人私欲,那是不可能的,只会落个身败名裂的可耻下场(《韩非子·奸劫弑臣》)。从国家方面说,一个国家如果君明臣贤,政治清明廉洁,那么这个国家就会安如磐石,兴旺发达(《韩非子·八说》)。反之,如果昏暴之主在位,奸邪之臣当道,“贤者懈怠而不劝,有功者隳而简其业,此亡国之风也”。因此,韩非对政治腐败的危害极为重视,他在《亡征篇》中曾经列举了47种可能导致亡国的征兆,其中绝大部分属于政治腐化和经济腐败。
  官吏的廉洁与否,是关系到政权存亡、国家兴衰的根本问题。管子说:“国有四维。一维绝则倾,二维绝则危,三维绝则覆,四维绝则灭。倾可正也,危可安也,覆可起也,灭不可复错也。何谓四维?一曰礼,二曰义,三曰廉,四曰耻。”《管子·牧民》把“廉”看作是关系到国家兴亡的四根柱子之一,这就不是一般的见识了。
关键词: 商朝 周公 腐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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