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理学的积极意义 宋朝理学的负面影响
新之助 2016-03-14
朱熹
理学的发展历史悠久，在宋朝产生了很大影响，后来人研究宋朝历史，或多或少的不可避免的都会注意到理学的历史。理学到底对宋朝产生过哪些影响呢？
宋朝理学的积极意义
在经过了宋代儒者的努力，由朱熹集宋代程朱理学之大成建立了程朱理学。但是，朱熹虽一生志在树立程朱理学，使之成为统治思想。但因理学初出，影响不深。尽管在他的努力讲学和修筑书院传播程朱理学，使书院盛行，程朱理学几乎取代官学但是，朱熹在官场上因品性耿直而得罪权臣，像他在南宋孝宗、宁宗时期倍受中用。南宋宁宗更是全面肯定了程朱理学，称朱熹为“儒宗”。可是，他多次弹劾贪官、得罪权臣、批评朝政。最后被免官，程朱理学也被斥为“伪学”。宁宗也一改旧态，下诏命凡荐举为官，一律不取“伪学”之士，科举取士，凡涉程朱义理不取。
程朱理学真正成为官学是在元朝，在仁宗的时候，即1313年设立的科举法，由此开始以经义取士，程朱程朱理学才终于上升到官方意识形态的至高地位。早在成吉思汗和蒙哥从欧洲回师东向，征战中原的时候，蒙古统治者就注意网络汉族知识分子或已严重汉化了的少数民族知识分子以为己用。像耶律楚材、元好问、郝经、郝枢、杨惟中等。而在这些儒学大师的大力推荐下，元朝统治者也顺理成章地进一步推行汉化，适度地尊重儒学，逐渐认识到了程朱理学对统治的益处开始大力推行它并为此设立科举选拔人才。等到了明朝，统治者认识到程朱理学对统治对维护封建制度的作用，非汉唐时期的儒学所能比拟。早在明初开国伊始，即有刘基、宋濂等程朱理学家，与明太祖朱元璋论道经邦，议论礼乐之制，以孔孟之书为经典，以程朱注解为规矩。其后，解缙等人对明成祖朱棣的讲筵、入对，更是君臣唱和。遂于永乐年间，在朱棣的御临下，以程朱为标准，汇辑经传、集注，编为《五经大全》、《四书大全》、《性理大全》，诏颁天下，即所谓“合众途于一轨，会万理于一原”，作为治国齐家的统一法理和准则。程朱程朱理学遂取得了独尊的地位。在程朱理学的发展中对中国影响甚大，对人的性格、思想、行为对社会的风气等有重大影响。
程朱理学在对人的性格的塑造教育人们知书识理、陶冶人们的情操。它强调通过知性反省达到理想人格的建树，强化了中华民族注重气节和德操，注重社会责任和历史使命的文化性格。如朱熹的名言“守正直而佩仁义”就教导我们要做人要存正直之心，行仁义之德塑造良好的道德品格；在行为方面则要求“诚能体而存之，则众善之源，百行之本”则教我们要保持一颗诚实的心这是人生美好的源头，行动美好的根本。但是，程朱理学的思想又教导人们凡事要以圣人言语为准则，墨守陈规，使人呆板迂腐，束缚了人的思想的发展，最终导致思想的僵化。
在思想上程朱理学以"存天理，灭人欲"、三纲五常为主体。在发展之初，是为了为当时的封建社会重建秩序而服务的。而在后来的元朝、明朝封建政治的统治和为社会的稳定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后来的理学家过度讲究忠君孝亲、男尊女卑、丧制礼服、修祠续谱、建坊树碑，大批的"贞女烈妇"、"孝子贤孙"为传统礼教而殉身，再加上统治者为了加强统治故意曲解，一部分人为了迎合统治者的心意断章取义将程朱理学变为为封建统治者服务的“御用文学”，致使理学发展越来越脱离实际，成为于世无补的空言，成为束缚人们手脚的教条，成为“以理杀人”的工具。
在行动上程朱理学主张以“内圣”控“外王”，它要求人们不管做什么事，必须先学会修身做人。它提倡“格物、致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一经世模式。而程朱理学的修身做人先要从“格物、致知”做起，即先认识天地万物来提升自己，得到智慧。明代诸多科技论著如《本草纲目》《天工开物》《徐霞客游记》《物理小识》等的出现也是受到这种思想的影响。如”明朝末年李时珍的《本草纲目》，今天已经是世界闻名的伟大著作。他的儿子李建元在《进〈本草纲目〉疏》中说，此书‘虽命医书，实该物理’。简单的说，这就是一部探求物理的著作”。
宋朝理学的负面影响
宋代理学对知识分子负面的作用，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首先，理学本身具有一种内省性和收敛性，这一特性与南宋以后内外交困的政治形势相结合，就凸现了黄仁宇所说的理学“长于纪律，短于创造性”的缺陷。理学的用意主要是卫道，对有些问题不能不采取守势。吕思勉认为：“宋学是不适宜于竞争的，而从十一世纪以来，中国的文化却受其指导，那就无怪其要迭遭外侮了。”当然，理学对宋代社会的消极影响，总体来说还不特别严重，因为理学真正成为官学，是在南宋中后期，它的消极影响要到明清时期，才真正严重地呈现出来。
另外，我们知道，理学也称道学，在其学术传播与师生传承的过程中，过分强调道统和门户，总认为自家学说才是一本正经，而别人都是异端邪说。以这种道统观，去处理与其他学派士大夫的关系，就会出现自视甚高、责人太苛的结果。不在自家门户或道统之内的人，往往认为他们不是君子。这样，在理学还没有正式确立为官学以前，就容易激化为类似庆元党禁那样的党争；在理学认定为官学以后，很容易滋生出一批应景的假道学。这是从理学本身来考量。
从外部来看，宋代最高统治者对宋学各派所取的态度，不外乎接受、压制与调和三种选择。宋神宗起用王安石变法，可以视为接受的模式。南宋前期，对王学以及洛学，采取不同程度的压制方式，其极端就是庆元党禁。第三种是调和的模式，从宁宗后期起到理宗时期，国家权力把理学确认为官学，吸纳进主流统治思想里。理学官学化以后，在政治权益方面，知识分子似乎争取到了一定的话语权，获得了某些自己所追求的东西；但在思想的创新度与开放度上，却饱受官学化胜利后所带来的负面后果，盛极而衰，开始走下坡路。一方面，由于受到主流意识形态的约束与干预，士大夫知识分子在言论自由度上，反而大打折扣；另一方面，由于受到官学优越感的左右，他们也习惯压制思想政治上的不同声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