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朝时期的高句丽是怎样的 隋朝时的东北亚局势
新之助 2016-03-22
高句丽战争
高句丽立国五百年来一直在四面拓土扩张，隋时高句丽北面的靺鞨有7大部落，各有酋长，不相统一，常遣使朝贡中原，并南下侵寇高句丽。高句丽王征讨不过想招抚他们，但力不从心。高句丽西面的契丹、奚、霫和西北面的室韦等游牧民族也互为雄长，难以驯服。其中契丹有8大部落，而以大贺氏最强，《辽史.太祖纪》追溯契丹先世出自炎帝，但现代语言学已确认炎黄子孙的汉族属汉蒇语系，从语源上看与东北亚及蒙古草原各族阿尔泰语系民族并无语族亲缘关系，所以契丹自封炎帝之后只是自吹而不确切。其时契丹的文明程度也较奚、霫诸部要低，最为“无礼顽嚣”。与契丹同族类的室韦文明程度更低，民众贫弱，分为5大部，不相总一。所有这些部族皆依附于东突厥，启民可汗置官吐屯设总领他们，并得到隋朝的认可，高句丽对此当然很不高兴。
高句丽谋求东北亚地区霸权的野心不仅使百济、新罗恐慌，而且不见容于隋朝。隋建立后，东北亚诸国都关注中原局势的发展，争相朝贡，想借助隋天子的威权为自已谋取好处。如高句丽王汤在北周武帝扫灭北齐后即“遣使朝贡，武帝拜汤上开府、辽东郡公、辽东王”。至隋文帝“受禅，汤复遣使诣阙，进授大将军，改封高丽王。岁遣使朝贡不绝”。不甘落后的百济王余昌也遣使朝贡，被封为“上开府、带方郡公、百济王”，与高丽王汤平起平坐。东北亚各民族也纷纷主动向隋贡献方物，据《隋书.高祖纪上》：
开皇元年（581）秋七月庚午（二十三），靺鞨酋长贡方物。冬十月乙酉（初九），百济王扶余昌遣使来贺，十二月壬寅（二十七），高丽王高阳遣使朝贡。
开皇二年（582）春正月辛未（二十七），高丽、百济并遣使贡方物。十一月丙午（初六），高丽遣使贡方物。
开皇三年（583）春正月癸亥（二十四），高丽遣使来朝。五月甲辰（初七），高丽遣使来朝。五月丁未（初十），靺鞨贡方物，八月丁丑（十一日），靺鞨贡方物。
开皇四年（584）夏四月丁未（十六日），宴突厥、高丽、吐谷浑使者于大兴殿。五月癸酉（十二日），契丹主莫贺弗遣使请降，拜大将军。
开皇五年（585）夏四月甲午（初八），契丹主多弥遣使贡方物。
开皇初年高句丽几乎每年都来朝贡，有时一年遣使二次，表现最为主动积极。但值得注意的是，百济和高句丽同时也向江南的陈朝朝贡。史载陈后主至德二年（584）十一月戊寅（二十曰）和至德四年（586）九月丁未（三十日），百济国两次遣使向陈献方物。至德三年（585）十二月癸卯（二十一日），高丽国遣使向陈献方物[16]。高句丽和百济在交接隋朝的同时没有中断与南朝的交往，并在交往中互通情报，同时根据各自的利害，寻找战略伙伴。
隋文帝时对四夷的方针是息事宁人。其时败亡的北齐宗室高保宁据有营州（今辽宁朝阳市），连结契丹、靺鞨兴兵反隋，文帝“以中原多故，未遑进讨，以书喻之”。契丹与靺鞨互相劫掠，文帝与来朝的靺鞨使者说：“我怜契丹与尔无异，宜各守土壤，岂不安乐？何为辄相攻击，甚乖我意”。但文帝君临天下为四夷主的立场也是坚定的，称：“朕视尔等如子，尔等宜敬朕如父”。时隋对外主要敌手为突厥和陈朝。值得注意的是，开皇九年（589）灭陈后，高句丽等国的朝贡使者与隋的往来断绝了好几年。特别是高丽王汤闻陈亡，“大惧，治兵积谷，为守拒之策”。南朝与北朝汉晋时本为一家，辽东在汉晋时也为中国统辖，隋灭陈统一中国，原亦为中国郡县的高句丽自然感到震恐，高丽王预感到隋兵锋将转向自已，于是开始了备战。
隋臣中最早提议灭高句丽的为吴人陆知命，他曾直诣朝阙上表，请求出使高句丽，说：“陛下当百代之末，膺千载之期，四海廓清，三边底定。唯高丽小竖，狼顾燕垂，王度含弘，每怀遵养者，良由恶杀好生，欲谕之以德也。臣请以一节，宣示皇风，使彼君面缚阙下”。隋文帝虽没有派陆知命出使高句丽，但对他的言论是赞赏的。
直到开皇十一年（591）春正月辛丑（十八日），高句丽才又遣使入隋朝贡，五月，高句丽又遣使贡方物，恢复了与隋朝的朝贡关系。这年高句丽来朝两次，但以后就很少来了，与开皇初“频有使入朝”的情况判若两人。同年十二月丙辰（初九），有靺鞨遣使贡方物。开皇十二年（952）十二月，靺鞨又遣使贡方物。十三年（593）春正月丙午（初五），契丹、奚、霫、室韦并遣使贡方物，其中契丹在开皇十年（590）十一月丙午（二十二）亦曾朝贡一次。十三年七月戊申（初十），靺鞨遣使贡方物。开皇十四年（594），新罗遣使贡方物，隋文帝拜新罗王金真平为“上开府、东浪郡公、新罗王”。隋统一后东夷各族都来朝贡，以靺鞨最为积极，高句丽来得显然少了。直到开皇十七年（597）五月己巳（二十三），高句丽才又一次遣使贡方物。说明隋与高句丽的关系已呈紧张。
隋文帝既对东夷采取怀柔政策，所以始终没有主动出击征讨各部，时韦冲任营州总管，“怀抚靺鞨、契丹，皆能致其死力，奚、霫畏惧，朝贡相续”。对于高句丽的治兵积谷拒隋举动，文帝派出使团往高句丽“抚慰”，美其名曰：“欲问彼人情，教彼政术”，实际上是进行侦察。但高丽王却将隋使置之“空馆”，“严加防守，使其闭目塞耳，永无闻见”。开皇十七年（597），文帝给高丽王汤修玺书一封加以责备。高丽王汤收到隋文帝的玺书惶恐万分，将奉表谢罪，却因病谢世。太子高元嗣立，文帝又册封高元袭爵辽东郡公，高元奉表谢罪，请求封王，文帝又再册高元为高丽王。
但史载开皇十八年（598）高元竟率靺鞨之众万余骑入寇辽西，被隋营州总管韦冲击退[28]。隋未先击高句丽，高句丽何以敢先举兵侵隋？这件事颇值得思量，高元恐怕不致如此鲁莽。据史书记载，有原依附于高句丽的“契丹别部出伏等背高丽，率众内附，高祖纳之，安置于渴奚那颉之北”。看来，高句丽率靺鞨之众讨击背己入塞依附隋朝的契丹，而不是侵犯隋疆，才是事实的真相，这反映了高句丽试图让契丹、靺鞨之众依附于已，虽未敢冒犯隋廷，但其追求东北亚地方霸权的野心与隋朝利益发生了冲突。高元追击契丹不仅入侵了隋边疆，而且违背了文帝“自化尔藩，勿忤他国”的训示。为此，开皇十八年（598）六月丙寅（二十七），文帝下诏黜高丽王元官爵，大兴问罪之师，命汉王杨谅为元帅，宰相高颎为元帅长史，总领水陆二路30万大军讨伐高句丽。由于准备不足，王师不振，损失惨重，而高元亦“惶惧”，遣使谢罪，上表称“辽东粪土臣元”。于是罢兵，隋恢复对高元的册封，高句丽也恢复了对隋的朝贡。
隋还曾联络百济国夹击高句丽，百济王昌也“遣使奉表，请为军导”。但战事很快结束，文帝乃下诏给昌：“往岁为高丽不供职贡，无人臣礼，故命将讨之。高元君臣恐惧，畏服归罪，朕已赦之，不可致伐”。隋与百济陆地上不接壤，关系处理得好一些，平陈之役，隋有一艘战船飘至海东聃牟罗国（今济州岛），被送到百济，百济王昌资送他们回国，并遣使奉表祝贺隋平陈成功，受到文帝褒扬，其情形与高句丽正好相反。但高句丽得知百济与隋的这些交往，即“以兵侵掠其境”，使听命于隋的百济国蒙受了损失。
开皇二十年（600）正月辛酉（初一），突厥、高丽、契丹并遣使贡方物，时契丹别部又背突厥降于隋，文帝“悉令给粮还本，敕突厥抚纳之”。这表明隋文帝对边境四夷的政策始终还是安境保民。到隋炀帝即位，国家殷富强盛，朝野皆以辽东为意，唯独刘炫以为辽东不可伐，作《抚夷论》以讽，已是绝无仅有的少数派。
隋文帝晚年和炀帝大业初年何以朝野皆以辽东为意呢？
从地缘政治来看，高句丽立国己五百多年，在东北亚局部地区己建立了霸权，百济、新罗不能抗衡，倭国的干涉也被击退，靺鞨、室韦俯首称臣，契丹虽叛附不一，亦不能兴风作浪，特别是高句丽西联突厥，又曾南结陈朝，在东北边境出现了俯瞰中华的态势。一旦中原有乱，则有如后来的与高句丽有血亲关系的满洲女真人，入关灭明席卷中原易如反掌，其势真可谓“狼顾燕垂”，虎视眈眈。所以大业三年（607）隋炀帝在塞外突厥启民可汗牙帐见到高句丽使者，即引起了警觉。更何况隋炀帝的对外政策顾问裴矩所谓：“高丽本箕子所封之地，汉晋皆为郡县，今乃不臣，别为异域”。孰不可忍。而当大业全盛之时，“安可不取？使冠带之境，遂为蛮貊之乡乎”？其时隋的北方劲敌东、西突厥均己俯首帖耳彻底臣服，西突厥处罗可汗亲诣长安朝贡，炀帝对他说：“譬如天上止有一个日照临，莫不宁帖；若有两三个日，万物何以得安”？隋不能容忍东北边境强大的高句丽独立存在，正如其不能容忍北境蒙古草原上强大的突厥政权一样，突厥已破，兵锋自然转向了高句丽，而且成为隋唐百年来对外征服战争的焦点，高句丽不亡，征战不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