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代十国帝王的奇葩绰号 五代十国为何流行养子？
山南慕北 2016-03-16
我们唐亡后中原地区一次更迭的五个政权、以及其余十个主要政权合称为五代十国。五代疆土则以后梁最小，后唐最大。而十国的疆土则南平最小，南唐最大。
五代十国帝王的奇葩绰号
历代中国帝王中，名字之外还有外号、诨名、绰号的不乏其人，如一心向佛、四度出家的梁武帝萧衍被人称作“皇帝菩萨”(《魏书·萧衍传》)；如不辨是非、爱和稀泥的唐中宗李显被人称作“和事天子”(《资治通鉴》)；再如晚上纵酒、白天大睡的辽穆宗耶律璟被人称作“睡王”(《资治通鉴》)；至于人们所讲的“赤脚大仙”宋仁宗、“促织天子”明宣宗、“虾蟆天子”弘光帝等等，笔者在正史中没有查到出处，只能一笑而过。通过对比各个朝代，帝王绰号出现最活跃、最频繁的时期，莫过于五代十国。
虎父无犬子，李克用的长子李存勖大概就承袭了父亲的战斗细胞，“及长，善骑射，胆勇过人”，难怪唐昭宗见了他不禁赞叹“此子可亚其父”，李存勖的“亚子”，即“李亚子”(《旧五代史》)的绰号由此而来。除了作战勇猛，李存勖还有一项别的爱好，即《新五代史》提到的“尤喜音声歌舞俳优之戏”。李存勖不光喜欢看戏，有时还亲自登台过过瘾。一次，他与伶人敬新磨同台演出，自称扮演的角色为“李天下”，敬新磨上去就给了他两巴掌，“新磨遽前以手批其颊”。敬新磨解释道：“李天下者，一人而已，复谁呼邪！”意思是说，只有皇帝才能称李天下，你一个小小的演员竟敢大言不惭，这不是要谋反吗？可能是敬新磨太投入了，竟然忘了眼前这位就是皇帝。李存勖一听，非常高兴，看到敬新磨对自己忠心耿耿，不但没有怪罪，反而“赐与新磨甚厚”，“李天下”的诨名也由载入史册。
在黄河流域的五代统治者中，还有一位有绰号的皇帝，即后周开国皇帝郭威。据《新五代史》记载，“周太祖(郭威)少贱，黥其颈上为飞雀，世谓之‘郭雀儿’”。因为脖子上有这样一个不雅的刺青图案，郭威巧妙地瞒过了政治对手刘崇，最后如愿以偿地当上了皇帝。后汉隐第刘承祐死后，大权在握的郭威不敢贸然自立为帝，而是派人迎取刘崇的儿子刘贇为皇帝。对此，刘崇曾对郭威的诚意表示过怀疑，并派使者找郭威问个究竟。郭威对刘崇的使者说：“自古岂有雕青天子？幸公无以我为疑”(《新五代史》)。意思是说，自古以来有哪位皇帝的脖子上有刺青，回去告诉刘崇不用怀疑我，我是真心要立刘贇为皇帝。刘崇一心想当太上皇，被郭威的花言巧语所蒙蔽，因此错过了起兵对付郭威的良机。不久，郭威派人害死刘贇，建立后周政权。
十国中的吴越政权的开创者钱鏐也有绰号，而且有两个，一个是“婆留”，一个是“海龙王”。严格的说，“婆留”是钱鏐的小名。当初，钱鏐的母亲怀他时，“家中时常火发；及至救之，又复不见”；不久，他的父亲又看见“一条大蜥蜴，在自家屋上蜿蜒而下……忽然不见”，认为这都是还在腹中的钱鏐在作怪。钱鏐刚一出生，父亲便要将其溺死，奶奶王婆“倒身护住，定不容他下手”(《喻世明言》)。就这样，钱鏐就得了“婆留”这个小名。长大后，钱鏐取字具美，但乡邻们仍习惯叫他“婆留”或“婆留喜”。后来，钱鏐当上了节度使，衣锦还乡时，人们还是不改口。成为吴越国王后，钱鏐非常注重在国内兴修水利，农业持续发展，稻谷连年丰收，“两浙里俗咸曰‘海龙王’”(《旧五代史》)。同时，钱鏐还是个穷奢极欲的国君，在任期间，他修建了很多亭台水榭，把自己的住所修建得富丽堂皇，像传说中海底龙王的宫殿一般。所以说，“海龙王”的绰号，也包含了人们对他腐朽荒淫生活的斥责。
荆南是十国中最特殊的政权，这个小王国既没有建立年号，也没有设立皇帝，其统治者全是无赖之徒。谈到无赖，笔者想起了刘邦。刘邦曾对大臣们说：“始大人常以臣无赖，不能治产业，不如仲力。今某之业所就孰与仲多？”(《史记》)这段话提到的“大人”即太上皇，也就是刘邦的父亲，“臣”是刘邦在太上皇面前的谦称。刘邦称自己“无赖”，是说自己没有本钱、生活没有着落，不能像哥哥刘仲那样能“治产业”过正常日子，而不是像时下所说的奸刁撒泼、地痞流氓。不少人说刘邦是无赖，实乃断章取义。与刘邦相比，荆南的统治者才算的上是真正的无赖。高季兴、高从诲父子经常对途经荆南的各国使者“掠取其物”，据为己有，倘若他国因此致书谴责或发兵征讨，他们马上奉还贡品，毫无愧色。当时的俚俗语“夺攘苟得无愧耻者为赖子，犹言无赖也”，诸国国君都很蔑视他们，所以便送了他们爷俩一个绰号“高赖子”(《新五代史》)。
五代十国时期还有一些帝王有绰号，如“以屠牛、盗驴、贩私盐为事”的前蜀高祖王建被称作“贼王八”(《新五代史》)；热衷对别人施以“刀锯、支解、刳剔”酷刑的南汉高祖刘龑被称作“真蛟蜃”(《新五代史》)；把女巫奉为国师的后汉后主刘鋹被称作“太子皇帝”(《新五代史》)等等。此外，五代十国时期还出现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认贼作父的“儿皇帝”石敬瑭，和第一个认贼当叔的“侄皇帝”刘崇，这些绰号和骂名无不反映着那段特殊历史时期的血腥残忍、道德滑坡和伦理丧失。
一个人的绰号，与其容貌、举止、言行、习惯、爱好、性格等因素有着密切关联。一般情况下，好的帝王是没有反面绰号的，只有那些荒唐、奸诈、滑稽、无耻、淫奢的帝王才会获此殊荣。绰号的产生，往往是根据社情民意而来，也是人们对他们为人、为王、为政的另类抨击。往事越千年，当我们再次揭开这段血腥的历史，解读这些雷人绰号背后的隐情，仍能领略到当年政治舞台上那一幕幕丑恶行径和一幅幅歪曲面孔。也正是有这么一批帝王的存在，才使得五代十国时期更加黑暗，才被史学家们称为“五季”，也就是末代，最差的，最糟糕的。看来，欧阳修在《新五代史》里常用“呜呼”二字开头并非装腔作势，而是有感而发。
五代十国为何流行养子
唐、五代的假子类型
（1）第一种类型是真正的养子型。其假父子之间的“父子”关系很明确,收养的数量较少,一般是一两名或数名。这类假子在家族中的地位与真子几乎没有区别,他们不但改从姓名,被委以重任,而且还享有继承权。
（2）第二种类型是亲兵型。这一类型假子数量多达数百乃至数千。如高开道有亲兵数百人，皆勇敢士，号为“义儿”；安禄山养同罗、及降奚、契丹曳落河八千余人为假子；田承嗣募军中勇武者三千人，号外宅男；李希烈养子千余人；李克用将一时雄杰之士，往往养以为儿，号“义儿军”。这类数以百千计的假子或义儿，决不可能对其假父、养父都存在很明确的“父子”关系，也不可能都改从姓名。其实这是模拟少数民族部落亲兵制度的传统，故此也并无继承权。
（3）第三种类型是介于前两种类型之间，也可以说是第一种类型的扩大化。这一类型的假子收养数量也比较多，一般都有数十人乃至上百人，但不是亲兵性质。其假父子之间的“父子”关系也比较明确，假子们都改从姓名，委以重任，但由于收养数量较多，所以人伦关系、继承权等方面不可能如第一种类型那样严正。
产生的原因：
唐五代如此盛行假子制度,绝非我国封建社会中一般的养子现象，是有一定的历史根源和社会条件的。据以上所引史料来看,唐代最初流行假子制度多与胡人有关，而且在胡汉杂居的河朔地区最为流行。我们知道，当时北方少数民族社会历史发展进程大大落后于中原汉民族,正处在原始部落制后期，过的还是一种落后的游牧生活。从“父兄死子弟妻其群母及嫂”、“蕃人先母后父”、“贱老贵壮”等习俗看 ，其婚姻家庭大致处在对偶家庭向一夫一妻制家庭过渡阶段。所以母性地位相对还比较崇高，不存在严格的“父子”、“长幼”、“夫妻”等封建伦理道德观念。而且当时部落对外战争极为频繁而又残酷，部落成员尤其是男性成员死亡率很高，流动性很大。凡此社会条件和文化心理，使得他们习惯于收留外人或俘虏为养子，借以扩大本氏族部落的力量。同样地他们也习惯于充当他人的养子。随着唐代的大量征伐战争，少数民族大量内属和入居中原，这种制度在中土得以流传。
那么，根源于胡族习俗的唐五代假子制度何以逐渐盛行而愈演愈烈。其根本原因是与唐代兵制从义务兵制向募兵———私兵制转化以及藩镇割据局面长期延续有直接关系。唐初实行府兵制，是一种义务兵制，它是建立在均田制的基础上，被抽调充当府兵的农民自备武器给养，更番宿卫，使将不得专兵。高宗、武后以后，随着均田制的逐渐破坏和府兵制自身的矛盾，府兵制趋于瓦解。于是，在唐初已少量实行的募兵制便逐渐盛行，到了玄宗开元时期，募兵成了定制。募兵制实行后，兵成了一种专门职业，将帅也得以专兵，遂为假子制度的盛行创造了条件。睿宗、玄宗时期，为了处理边疆地区与少数民族关系日益复杂的形势，于边防重镇设置节度使制度。玄宗天宝年间，那些孤寒无党的蕃将往往被擢升为节度使职务。胡族军人在其掌握军政大权之后，自然极容易影响当地习俗,促使该地区濡染胡风，胡人收养子习风、部落亲兵制度便因缘时会，逐渐盛行起来。
安史乱起，中原刺史凡兼有治军者，皆授节度使之号。安史之乱平息以后，唐中央逐渐丧失了对地方军队的有效控制能力，遂演成藩镇割据局面。藩镇军阀凭借自己的政治和经济实力，招兵买马，称雄一方。藩镇私兵制度，是假子制度衍习成风的基础。藩镇将领为了扶植亲信、培养党羽，便效法河朔军人收养假子的风气，在军队中大量人工拟制亲属关系，致使唐后期各强藩悍将无不竞养假子。另一方面，安史乱后河北仍为安史余孽所盘据，安史部队多为胡人，河朔地区受胡风濡染有增无减，当时有“天下指河朔若夷狄然”之说 。而且，不少安史部将和河北藩镇军人进入中原，成了中原地区一些藩镇的首领或将领。蔡州的最初割据首领便是安禄山部下李宝臣、李希烈等人，后来的吴少诚、吴少阳也是河北地区的军人。李希烈在军队中有假子千余人，吴少阳是吴少诚的养弟。他们为假子制度在中原地区扩散也起了一种媒介作用。
北宋王朝建立后,统治者鉴于中唐五代以来藩镇割据、武人跋扈的局面，采取了一系列加强中央集权的措施，把节度使的兵权、财权和刑权全部收归中央，加上宋人提倡文人政治和汉民族本位文化。所以盛行一时的假子制度也就丧失了政治、军事上的作用和社会条件，从而受到极大的限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