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禹传位的历史秘辛：益和启的王位之争
非我族类 2017-07-03
大禹传位
第一种是“益启揖让”说。以《孟子·万章上》、《史记·夏本纪》等文献为代表，主张大禹是英明领袖，启、益也是大贤，之所以禅让废除，大势所趋，人无力回天。
孟子说，先说禅让在尧舜那儿是合理的，因为“丹朱之不肖，舜之子亦不肖。舜之相尧、禹之相舜也，历年多，施泽于民久。”因为尧子丹朱，舜子商均，全是扶不起的阿斗，而部下舜、禹卓有才干，老百姓拥护，所以大位禅让给舜、禹，再合适不过。同理，“启贤，能敬承继禹之道”。但是禹的继承人益做不到这一点，“益之相禹也，历年少，施泽于民未久”，益，你年轻人，资历浅，老百姓不买账，认命吧。于是决定禅让不禅让的不是首领的意思，而是天意人心：“舜、禹、益相去久远，其子之贤不肖，皆天也，非人之所能为也”。孟子还总结：“莫之为而为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孟子·万章上》）没想做，但是冥冥中就这么做了，那是天意；没追求，但是冥冥中它就来了，那是命。对于益来说，点儿背不赖社会，命苦不赖政府，命不好。
《史记·夏本纪》基本承袭《孟子》之说：“三年之丧毕，益让帝禹之子启，而辟居箕山之阳。禹子启贤，天下属意焉。及禹崩，虽授益，益之佐禹日浅，天下未洽。故诸侯皆去益而朝启，曰‘吾君帝禹之子也’。于是启遂即天子之位，是为夏后帝启。”《史记》这里讲的有鼻子有眼儿，还有老百姓的话，跟汉朝人听见了似的。虽然是王位争夺，但是“其争也君子”，你好我好大家好。此说写进《史记》，成为正史。
《越绝书·吴内传》索性回避了启益间的纠葛，“益与禹臣于舜，舜传之禹，荐益而封之百里。禹崩启立，晓知王事，达于君臣之意，益死之后，启岁善牺牲以祠之。经曰‘夏启善牺于益’，此之谓也。”启依然把益当作受禹禅让之君，故此用牺牲行君臣之祠礼。严格的君臣之分蕴涵在其中，这是秦汉以后浓墨重彩渲染的。
但是，真这么高尚么？二十世纪四十年代，顾颉刚、童书业先生作《夏史三论》一文，在《启和五观与三康》里，顾老站立在批评儒家经典的立场上，批评《孟子·万章上》的杜撰：“启是被禹认为不足任天下的……但是禹的这个不肖子到了儒家的学说里却变成了一个克家的令子了”，儒家把益、启都说成了贤人，“启固然是禹的的儿子，益也不失其大贤的资格；一场征诛的惨剧变成了揖让，我们真不能不佩服儒家改造古史的聪明的手段！”《孟子》的说法太完美，顾先生的批评不无道理。
第二种是“益干启位”说。《古本竹书纪年》说“益干启位启杀之。”是说启已为王，益不甘心，抢夺王位，为启所杀。很明显，启虽有家天下的私心，但挑起事端的责任在益。《楚辞·天问》“启代益作后，卒然离蠥。何启惟忧，而能拘是达？皆归射鞠，而无害厥躬。何后益作革，而禹播降？”这一段文字说的云里雾里，顾颉刚先生《启和五观与三康》中对《天问》此语解释说，“王逸云：‘离，遭也；蠥，忧也。’朱子云：‘王逸以益失位为离蠥，固非文意，补（按指洪兴祖《补注》）以有扈不服为蠥，文意粗通，然亦未安。或恐当时传闻别有事实也。《史记》燕人说禹崩益行天子事，而启率其徒攻益夺之；《汲冢书》（按，即《古本竹书记年》）至云益为启所杀，是则岂不敢谓益既失其位而复有阴谋，为启之蠥，启能忧之而遂杀益，为能达其拘乎？’案，朱熹说近是！”这里，顾先生不同意洪兴祖的有扈氏不服启的解释，而赞同朱熹所说，这应该是益先囚禁了启，启反击，杀了益，逃过此劫，获得王位。这下，顾先生把《天问》此语，和益启之间的宫廷政变挂上了钩。越来越离奇了，像宫廷戏。顾老的思路，是依靠《天问》、《古本竹书纪年》等文献来否定《孟子》与《夏本纪》，脉络清晰。
第三种是“启干益位”说。《韩非子·外储说右下》说：“古者禹死，将传天下于益，启之人因相与攻益而立启。”《战国策·燕策》说：“禹授益而以启为吏，及老，而以启为不足任天下，传之益也。启与支党攻益而夺之天下，是禹名传天下于益，其实令启自取之。”《史记·燕世家》略同，说：“禹荐益，已而以启人为吏。及老，而以启人为不足任乎天下，传之于益。已而启与交党攻益，夺之。天下谓禹名传天下于益，已而实令启自取之。”《汉书·律历志》说：“化益（伯益）为天子代禹。”这些流露的信息是，益的确接受禹的天下，而又被启所夺，益竹篮打水一场空。后面两种说法，可就没这么温情脉脉，改朝换代不是请客吃饭，不是绣花，不是做文章，没那么多温良恭俭让，是一个集团消灭另一个集团的斗争。
到底哪个合乎情理呢？
针对“益干启位”说，我们仍有疑问：首先，上述诸多文献年代都比较晚，是战国以后的作品，何以偏偏认定《古本竹书纪年》的“益干启位”为真，而《孟子》的“益启揖让”为假？第二，上述论证，最重要的依据，就是《天问》。但“启代益作后，卒然离孽；何启惟忧，而能拘是达？皆归射鞠，而无害厥躬”语义含糊，谁又有十足的把握说出其背景？所以，《天问》所指代的事件，还有以后待考的余地。按《天问》上下文的格式，应该是两句陈述、两句发问相交错；所以顾老引的《天问》，应该再加上后面两句“何后益作革，而禹播降？”，合起来看，原文如下：
启代益作后，卒然离孽。何启惟忧，而能拘是达？皆归射鞠，而无害厥躬。何后益作革，而禹播降？
顾老所引“皆归射鞠，而无害厥躬”句是在承接前四句说启化险为夷；但加上“何后益作革，而禹播降”的话，意义变化为：“皆归射鞠，而无害厥躬”是说禹、益的同样经历非武力的禅让，没有伤害自身；但伯益遭遇兵戈，而禹却能建立治水之功，两者命运不同。
其中的“皆”很关键，就是着重强调这句是说下面的益和禹，他们都是“归射鞠”的，而不是说上面的启。“鞠”，本作“”，穷也，本义为审问罪人（“”意义有二：一是训为穷，是一种窘迫凶险的生存状态；二是训为梏，有械系拘禁的意思。这里使用后一个意思。见赵平安：《释“”及相关诸字》，《语言》第三卷，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归射鞠”这里就是指放弃武力采用禅让的方式。郭沫若先生《屈原赋今译》未采用顾说，将这八句译作：“夏启代替伯益做了国王，而终于杀死了伯益，从失意的情况中，启又为什么能转入得意？未行征诛，同受禅让，为何伯益失败，夏禹繁昌？”袁珂先生《中国神话传说词典》也认为，益之被杀，不是因为“益干启位”，而是“启干益位”，与《战国策·燕策》、《韩非子·外储说右》以及《史记·燕世家》的记载相合。
“启干益位”更合理，之所以这么说，有若干证据摆在这儿。
第一，近年《上博简》佚书《容成氏》的公布，佐证了“启干益位”说，简33、简34云：
“禹有子五人，不以其子为后，见皋陶之贤也，而欲以为后。皋陶乃五让以天下之贤者，遂称疾不出而死。禹于是乎让益，启于是乎攻益自取。”
大禹在让位伯益之前，曾要让位给皋陶，可是皋陶“乃五让以天下之贤者，遂称疾不出而死”。皋陶这种表现耐人寻味：是他真的有隐居山林的许由之志？还是他已经预料到即使即位，也将面临和启之间的最高权力之争？后者的可能性大。皋陶回避，是因为他看到世袭代替禅让，是场血光之灾，不可避免，这个悲剧留给益吧，我不掺和。可见，益的命运悲剧是必然的；其责任不是益“干启位”咎由自取，而是启的野心膨胀与“家天下”时代的来临，这和启在文献中的贬词相合。益就是牺牲品。
第二，传世典籍还可清晰地看到益对历史发展的功绩。《孟子·滕文公上》：“舜使益掌火，益烈山泽而焚之，禽兽逃匿。”《史记·夏本纪》：“（禹）令益予众庶稻，可种卑湿”；《淮南子·本经训》云：“伯益作井而龙登玄云，神栖昆仑。”《帝王世纪·五帝》：“益为朕虞，庶物繁植。”甚至《吴越春秋》、《论衡》把《山海经》也归功于伯益。《伪古文尚书·大禹谟》记载，三苗不驯，舜令禹讨伐，不克。益建议，“惟德动天，无远弗届。满招损，谦受益”。把以德报怨、感天动地、至孝至仁的舜作为榜样，诚心修德；至诚能感动天地鬼神，何况三苗？于是禹纳益言，向帝舜建议改变策略，不兴兵戈，舞干羽于两阶，七十天后三苗心悦诚服。此记载虽为伪古文，但也有参考作用。
在周人中口耳相传的是，益是和禹、皋陶、后稷一样的圣贤。如《墨子·尚贤上》：“禹举益于阴方之中，授之政，九州成”；《墨子·所染》：“禹染于皋陶、伯益”；《荀子·成相》：“禹傅土，平天下，躬亲为民行劳苦，得益、皋陶、横革、直成为辅”等等。《史记·秦本纪》讲述益的功绩较详：“秦之先，帝颛顼之苗裔孙曰女脩。女脩织，玄鸟陨卵，女脩吞之，生子大业。大业取少典之子，曰女华。女华生大费，与禹平水土。已成，帝锡玄圭。禹受曰：‘非予能成，亦大费为辅。’帝舜曰：‘咨尔费，赞禹功，其赐尔皂游。尔后嗣将大出。’乃妻之姚姓之玉女。大费拜受，佐舜调驯鸟兽，鸟兽多驯服，是为柏翳。舜赐姓嬴氏。”“柏翳”就是“伯益”。益，他佐禹治水有功，被赐姓嬴氏；他作为虞官格外称职，“佐舜调驯鸟兽，鸟兽多驯服”；人们还歌颂伯益掌火、作井、种稻，并且以各种方式纪念他，《吕氏春秋·慎行论·求人》：“得陶、化益（伯益）、真窥、横革、之交五人佐禹，故功绩铭乎金石，著于盘盂，”说正是因为伯益等五人的辅佐，才使功绩被后代记录在铭文上。而金文中，不乏有名“益”者出现，这说明“益”在那时人的眼中还是很好的字眼：
“益公为楚氏和钟。”（《集成》，16）
“毕鲜作皇祖益公尊簋。”（《集成》，4061）
“益公右走马休。”（《集成》，10170）
“益公内即命于天子。”（《集成》，10322）
第三，在战国后到西晋《竹书纪年》之前，人们是遗忘了“益干启位，启杀之”事件的，至少今天看到的文献资料，支持这一点。其中原因，除了战国时禅让之风大盛，鼓吹禅让的儒学被统治者利用外，“益干启位，启杀之”一事自身的脆弱无力同样是被人们遗忘的原因。若“益干启位，启杀之”果有其事，何以古书中其佐证单薄，而颂益的记载很多呢？
第四，李学勤先生指出，为战国现实政治而改造历史是《古本竹书纪年》的一个思想倾向。“益干启位，启杀之”同“舜囚尧于平阳，取之帝位”、“后稷放帝朱于丹水”、“伊尹放大甲于桐，乃自立也；伊尹即位放大甲七年，大甲潜出自桐，杀伊尹”的故事极其相象，“带有战国时期游说的那种意味”。李先生以伊尹为例：“以伊尹一事而言，殷墟卜辞所见对伊尹的祭祀非常隆重，如果他是曾废太甲自立，后来又被太甲诛杀的罪人，怎么能享有那么隆崇的地位呢？”李先生在这里用卜辞说明伊尹的问题，与我们再认识益同理。
益作为野心家的说法是很薄弱的。清人马骕《绎史》批评“益干启位，启杀之”一句为“此好事者为之也”，这是有道理的。就连依据《竹书纪年》更改《史记》之讹误的钱穆先生，也对“益干启位，启杀之”的说法采取存疑的态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