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谁活捉蒋介石 又是谁背叛了张学良？
山南慕北 2016-08-16
张学良
西安事变谁活捉蒋介石
西安事变前，张学良、杨虎城将军在长安县王曲镇原黄埔军校第七分校的基础上，办了一个“长安军官训练团”，为东北军、十七路军培养人才。张学良调刘桂五进入“长安军官训练团”加以培养。经过几个月的严格训练学习，这年秋季，刘桂五从军官训练团毕业，被张学良留在身边任服务官。
蒋介石自洛阳飞抵西安，严令敦促张学良、杨虎城指挥东北军、十七路军全力投入陕北前线，进剿红军。
蒋介石的倒行逆施激起了东北军、十七路军广大官兵的愤怒，张学良、杨虎城将军为了抗日救亡，决心抛弃个人身家性命于不顾，对蒋介石举行兵谏，迫使他停止内战，枪口对外。
张、杨两将军“兵谏”准备工作加紧进行阶段，东北军中骁勇善战的将领一个个从张学良少帅的脑海中闪过，经过深思熟虑，他终于选中了刘桂五，决定把捉蒋的重任交给这位一腔热血、随时准备报效国家的青年军官去完成。12月8日上午，张学良在公馆西楼单独会见了刘桂五，向他交待了任务。下午，又带刘桂五驱车赴临潼华清池，面见蒋介石。当他们进入五间厅时，张学良向蒋介石介绍道：“委座，他就是我说的那位要求带兵打回热河去抗日的骑兵六师十八团团长刘桂五!”蒋介石表示很欣赏刘桂五的爱国心和军人气魄，同他单独会谈了半小时，说了些勉励的话。张学良带刘桂五面见蒋介石作用有二：一是让刘桂五看清蒋介石的长相;二是让刘桂五熟悉蒋介石住处的情况。回到西安后，当晚，张学良同刘桂五对捉蒋的具体方案、实施细节作了详细研究。决定由骑兵六师师长白凤翔、卫队二营营长孙铭久和刘桂五三人共同负责捉蒋。随后，在卫队营和白、刘身边的警卫中挑兵选将，组成了一支精悍的捉蒋突击队。
12月12日凌晨“兵谏”枪声一响，刘桂五和孙铭久带领突击队向蒋介石的宪兵队发起突然袭击，经过激战将其击溃。当突击队冲进五间厅时，却不见了蒋介石的踪影，但被窝尤热，蒋的假牙尚在。刘桂五、孙铭久他们又带领突击队，高举火把满山遍野寻找蒋介石。天明后，终于在山洞内抓获了蒋介石。上午9时，将蒋介石押回西安。
在西安事变中活捉蒋介石的英雄刘桂五，被张学良将军授予一等功，擢升骑兵第六师少将师长，成为传奇式的人物，赢得众目敬仰。
1937年，七七事变后，刘桂五再次请缨抗日，率骑兵六师参加了东北挺进先遣军，奔赴绥热抗日前线。出征前，东北同乡会在西安举行了隆重的欢送仪式，刘桂五慷慨激昂地对民众宣誓道：“此次奉命出征，不成功则成仁，必尽军人天职!”
9月，日本关东军参谋长东条英机指挥日军兵分三路在华北展开全面进攻，平绥线上的战略要地相继失守。在这种情况下，刘桂五目睹山河破碎，同胞之苦难，不禁泪流满面，心中万分悲痛，更加激发了他杀敌报国的决心。9月17日，刘桂五率部在平地泉同日军激战三昼夜，虽屡挫敌军，但终因寡不敌众，只得率部后撤至归绥。10月6日，敌人以三个师的兵力，在飞机、坦克掩护下大举进犯绥远，刘桂五亲临前线指挥作战，经过连续四天激战，双方均有很大伤亡，但日军被阻击始终不能前进。10日晚，刘桂五指挥兵分两路，由他自己亲率骑兵，由王景阳副师长率领步兵，两路出击，夜袭敌人阵地。骑六师广大官兵在刘桂五的率领下人不知鬼不觉地突然冲入日军阵地，勇猛劈杀，锐不可当，一举击溃敌人，日军做梦也想不到中国军队来偷袭，只得仓惶逃跑，后撤70余里才收住阵脚，直退到卓资山火车站。
半个月以来，骑六师官兵在刘桂五的指挥下，英勇抗战，顽强地抗击了日军的野蛮侵略，以200余人伤亡的代价，换来了歼敌600余人，击毁敌人坦克三辆、铁甲车一列的胜利，创造了国民党军队中少有的以少胜多的战绩。
1938年初，日军对我抗日军民实行了大规模的围攻，出动了十倍于我的兵力，对东北挺进先遣军进行围剿追击，阴谋把挺进军诱入大青山，然后加以包围消灭。由于挺进军总指挥马占山并没有摸清敌人的意图，不顾刘桂五的反对，率部自伊克昭盟渡过黄河北进，想要杀出大青山，继续东进开辟新的战场，结果适得其反，一进入大青山就陷入敌人重围，苦战半月，伤亡惨重，面临着全军覆没的危险。在这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刘桂五毫不计较个人恩怨，率领骑六师进攻在前，退却在后，亲自带领警卫队保护着马占山撤退，在枪林弹雨中冒着生命危险，始终不离马占山左右，惟恐马占山有什么不测。
4月21日夜，他们在百灵庙西南黄油杆子村宿营时，被日军包围。刘桂五指挥警卫队反复冲杀，直至22日早晨，战斗异常激烈残酷，终因寡不敌众被敌人打散。马占山只身逃走，而刘桂五却中了敌人的炮弹被炸成重伤。平日，他爱兵如子，士兵们也极敬重他。一看师长受了重伤，士兵们纷纷冲上前来要抢救他。而刘桂五心中牵挂的却是士兵弟兄，他自知伤情太重，不能连累大家，忍着剧痛，厉声喝令弟兄们道：“赶快突围，不要管我!”随后壮烈牺牲，时年仅36岁。日军发现刘桂五的遗体后，欣喜若狂，将刘桂五将军的首级割下邀功请赏。日军总部开动宣传工具大肆渲染，认为这是他们的重大胜利。
日军撤走后，刘桂五的堂侄和几位士兵在战场上找到了刘桂五将军的遗体，设法买来棺木盛殓后，躲开敌人，辗转月余，奔波千里才将棺木运回西安。
1938年5月25日，西安各界群众万余人，人人胸戴白花，含泪出城五里，恭迎刘桂五将军的灵柩归来。上午10点30分，以仪仗队、军乐队、宪警护灵队为前导，烈士灵柩缓缓进入古城，经西大街、东大街、尚仁路，进至革命公园。沿途大街小巷白花、挽帐素裹，路人肃立两旁默哀致敬，整个古城西安沉浸在一片悲恸中。国民政府在这里举行了隆重的祭奠仪式，由西安行营代表杜锡勋和东北同乡会代表王维新主祭。会后灵柩又移至弘福寺。6月9日，国民政府正式在革命公园举行了刘桂五将军追悼大会，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副总司令彭德怀及各界代表都赠送挽联、发表讲话，颂扬抗日英雄，寄托人民哀思。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为了褒扬刘桂五将军在西安事变和抗日战争中所做出的功绩，1961年7月25日，陕西省人民委员会追认刘桂五将军为革命烈士，将他的骨灰安放在西安南郊烈士陵园。
谁背叛张学良
1936年12月12日，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爆发。张、杨之所以发动“兵谏”，其主旨就是要阻止内战，一致抗日。同时，作为高级将领的张学良、杨虎城也深知自己的军事实力十分有限，难以与国民党中央军相抗衡。为了避免发生战争，捉蒋行动开始之后，在军事布置上，当时最吃紧的，就是尽快派军队守住中央军进陕的重要军事要隘——潼关。潼关是陕西东部的“咽喉”，历来兵家必争之地。
当时，东北军尚有一个军驻守河北保定，即第五十三军，上将军长万福麟可称得上是张学良的心腹爱将。东北军还另有一个炮兵旅驻守在河南洛阳，即炮兵第六旅，旅长也是深受张学良倚重信赖的黄永安少将。当时，从洛阳以西直到潼关，并无中央军重兵驻扎。12日晨，张学良分别给保定五十三军的万福麟和洛阳炮六旅的黄永安拍发了密电，命令万福麟率部迅速南下，抢占郑州，卡断陇海铁路线；命令黄永安指挥所有驻洛阳的东北军官兵控制洛阳，“将洛阳机场监视，不准有一架飞机起飞，并将各银行关闭”。张学良两份密电的主要目的，都是想阻止中央军西进潼关，以确保西安城的安全。 接到密令后的万福麟权衡利害，拒绝执行张学良的命令，但他并没有马上向南京方面告密。直到第三天，即14日，万福麟才致电在南京的军事参议院副院长、原东北军将领王树常，请其向军政部部长何应钦转达他“拥护中央”的立场。而黄永安接阅张学良密令后，却迅速向中央陆军学校洛阳分校（简称洛阳军分校）主任兼洛阳警备司令祝绍周告了密。那么，黄永安为何这么快就背叛了一直信赖自己的张学良呢？
说起来，黄永安也算是张学良的嫡系之一。黄永安，字大定，1897年3月20日生于黑龙江省双城县。1912年入陆军小学堂，后就读于吉林旧制中学堂。1918年考取保定军校炮科第八期，1922年6月毕业后即投效奉军，任炮兵第四团军士教导连教官。1924年黄永安入陆军大学深造，1927年毕业后参加了奉军攻取傅作义坚守的涿州城之战，并立下汗马功劳。1928年冬，张学良任命黄为东北军炮兵第二团团长。1933年，黄被提升为炮兵第八旅旅长(1936年该旅改编为炮兵第六旅)。就在西安事变之前两个月，张又把他从上校提拔为少将。张学良拍发密电给黄永安时，洛阳总共驻有东北军2个炮兵团和洛阳军分校的1个教导大队，而在洛阳城附近有中央军第四十六军的两个师，即第二十八师和第七十九师，东北军与中央军力量对比十分悬殊。
12日凌晨5时左右，黄永安接到了张学良发来的密电，始则震惊异常，继则犹豫不决。事情真是凑巧，黄永安原定12日下午5时，在洛阳北大街的万景楼饭店宴请祝绍周、警察局局长等洛阳当地的头脑吃饭。本来正是一网打尽的天赐良机，但黄永安是个怕老婆的人，他的太太叫李志全，刚与黄结婚1年多，也是东北人，其父曾是哈尔滨面粉厂的大老板，家资富有。李志全是北平师大的毕业生，能说会道，又是国民党党员，李早就对张学良的“左倾”不满（当时，富人对共产党多半没有好感），李志全又与祝绍周的太太十分要好，往来密切。此时，拿不定主意的黄永安把张学良的密电给老婆看了，李志全阅后大骂张学良无耻，并催促黄永安说：“张学良这样做不仅是犯上作乱，而且是以卵击石，你还犹豫什么？你怎么能听他的命令，还不赶快找祝绍周，马上把电报送给祝，以洗清干系。”
就这样，凌晨5点半左右，张学良发给黄永安的紧急密电自然就落到了祝绍周的手里。此份密电是南京国民政府获知西安发生事变的第一个确凿证据，这比南京方面知悉张、杨的全国通电声明至少要早12个小时。西安事变后，蒋介石为奖赏黄永安的“深明大义”，将黄永安晋升为陆军中将。不过后来黄即使官职不低，多半是不掌握实权的副职或高参类的闲职，一直到1952年10月在台湾退役。这其中的奥妙，大概是担心黄“既然能叛张，也能叛蒋”的缘故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