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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次革命发动理由为何不充分 为何说二次革命是违背人民愿望的

非我族类 2017-09-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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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次革命发动的主要理由有两个,一个是宋教仁案,一个是善后大借款案。表面上看这两个理由似乎非常充分,但如果细究起来,这两个理由都站不住脚。这场革命不仅发动的主要理由不够充分,甚至张华腾教授还认为它是违背人民愿望的,这是怎么回事呢?
  站不住脚的讨伐:发起二次革命的理由并不充分
  新浪历史:1913年3月爆发了宋教仁案。4月之后,又有大借款案,国民党派与北洋、立宪派在议会中往往争锋相对。请问这一些列事件与二次革命什么关系?
  张华腾:宋案及善后大借款案,是孙中山发动二次革命的主要理由,也可以说是二次革命的导火线。
  宋案是国民党人发动革命的第一理由。
  在孙中山、黄兴对政治不感兴趣、致力于民生建设的同时,革命党内主持组织建设、政党建设的宋教仁采取了积极进取的态度,首先将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大大扩张了党势。其次,力主政党内阁,备战国会选举,力争国会选举的胜利,实现国民党组阁的目标,也就是利用议会的舞台,采取和平的方式,实现政权的转移,贯彻国民党人的主张,发展资本主义。宋教仁的政治目标几乎就要实现,国民党在国会大选中取得骄人的战绩。1913年2月,北京参众两院议员选举结果揭晓,国民党在国会选举中大获全胜。在参众两院870个席位中,国民党占392席,其中在参议院的274个席位中占123席,国民党人员比例为46.6%;在众议院596个席位中占269席,人员比例为45.3%。如果包括跨党分子在内,则将近500个席位。而共和、统一、民主三党,合计仅223席,占总席位的25.5%。由此可见,国民党议员席位虽然没有超过50%,但无疑为国会中第一大党。
  国民党在国会选举中的胜利,让宋教仁等人兴奋不已,其“民国政党,唯我独大”的夙愿实现了。国民党代理理事长宋教仁怀着对未来的美好憧憬,以未来总理的身份从上海乘车北上,进京与大总统及各种政治势力会商国是,没想到在上海车站检票口遭到歹徒枪击,两天后身亡,这就是震动一时的民国第一枪杀案——宋案。
  宋教仁遇害,如晴天霹雳,全国震动。以《民立报》为中心,上海的《中华民报》、长沙的《长沙日报》,以及北京的《国风日报》、《国光新闻》、《民国报》等纷纷刊载有关宋案的报道,宋案一时成为舆论的中心。就在宋教仁不治身亡的第二天,即3月23日,租界巡捕房就抓捕了凶手应夔丞(又名应桂馨),接着又缉捕了枪手武士英(又名吴福铭)。并且根据在应桂馨家中搜索出的证据、电函等,发现此事与时任内务部秘书的洪述祖、国务总理赵秉钧有关联,于是,两位中央高管的主子袁世凯也即成为最大的嫌疑犯,宋教仁的政党内阁政见直接针对的就是袁世凯的集权,宋教仁是袁世凯的最大政敌,袁世凯派人刺杀宋教仁顺理成章,袁世凯理所当然的被锁定为“宋案”的真凶。
  国民党方面一开始就认定宋案为袁世凯及袁世凯政府所为。在宋教仁去世5天之后。由于宋教仁的被杀,孙中山中断了在日本的访问,于3月25日回到上海。到上海后发表意见说:“我回上海时,见得宋教仁被杀,完全出于袁世凯之主使,人证、物证皆以完备。于是一般同志,问我有何办法?我谓事已至此,只有起兵”。(陈锡祺主编《孙中山年谱长编》上册,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793页)次日,孙中山在会见日本驻沪领事有吉明时进一步说:“宋教仁暗杀事件,事颇重大。昨朝返沪以来,根据收到之报道,其数虽少,而出自袁世凯嗾使之证据,历历在目”。(陈锡祺主编《孙中山年谱长编》上册,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792页)
  宋教仁的好友黄兴在4月13日宋教仁追悼会上致宋教仁的挽联中愤愤地说:
  前年杀吴禄贞,去年杀张振武,今年又杀宋教仁;
  你说是应桂馨,他说是洪述祖,我说确是袁世凯。
  (毛注青编著《黄兴年谱长编》,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376页)
  孙中山、黄兴的意见,代表了国民党人的意见,从此国民党人及其掌握的报刊无不对袁世凯大加挞伐。因此以革命的手段打倒袁世凯、推翻袁世凯政府成为孙中山革命党人的主要理由与借口。
  宋教仁为袁世凯主谋所杀,国民党人的这种说法似成为信史,但没有为其他政治势力所接受。最近几年宋案研究取得重大进展,一项新的研究成果证明,宋教仁为其自己的同志陈其美主谋所害。(具体见思公:《晚清尽头是民国》,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和张耀杰:《谁杀了宋教仁》,团结出版社2012年版。)果真如此,民国初年的历史需重新改写。
  孙中山国民党发动二次革命的第二个理由——善后大借款。
  袁世凯北京政府自民国元年三月成立后,一直为财政支绌、开支巨大问题而困扰。在不得已情况下与六国银行团商议以盐税为抵押,举行善后大借款。该借款谈判长达一年有余,中经唐绍仪、熊希龄、周学熙等人几个阶段与各国反复磋商、谈判,本在国会召开前已商定具体借款条文,并交临时参议院议决。但不料就在与六国即将签字时,列强又横出条件,提出如下不合理要求。一是因欧战迫在眉睫,金融形势险峻,要求利息从五厘提高为五厘半;二是英法等国均提出应利益等同德国,派代表为银行团会办,监督借款使用。不久美国又因各国之间为借款钩心斗角,公开宣布退出六国银行团。而美国这一举动起到了连锁反应,各国因相互猜忌,使银行团有瓦解之势。在这种外部形势对中国来说比较有利之时,袁世凯让赵秉钧、周学熙抓紧机会与五国银行团再次谈判,终于在1913年4月26日与各国签字。
  善后借款数额共计二千五百万镑,合本国币值二亿五千万元。按九零折扣,再由银行团扣除6%,实际到款只有84%。利息为5厘,借款期限47年,从第11年偿还本金。借款还以盐税为抵押,并聘请德国人、英国人、俄国人分别担任国债局局员、盐务稽核官、审计官,借款对中国主权损害是极大的。时人曾以诗讽刺善后借款,曰:“不为埃及即波斯,监督重重后悔迟。何故枭雄专借款?甘将国柄付人持。”
  其实,对善后大借款外国监督中国财政问题的严重性,政府何尝不清楚,但在当时情况下不得不为之,清政府外债、借款的遗产必须偿还,革命后数十万军队需要裁撤,南京临时政府撤销后的安置问题,北京政府的运转问题等都需要大笔款项,款必须借,这是任何政治势力任何政治家的唯一选择,南京临时政府存续期间不是有相同问题吗?而在当时情况下,既要借款,又不损及主权,恐怕很难办到。
  问题的关键是:政府借款是否违法,是否经议会同意?政府借款是否为了镇压南方的革命党?国民党人认为,政府借款,没有经过国会同意,因此是非法的。因为国会4月8日已经开会,政府4月26日与列强签订善后大借款没有经国会同意,是对国会的蔑视,是严重的违法行径。政府认为,善后大借款的谈判历经一年余,政府曾经将善后大借款的有关问题提交北京临时参议院讨论并通过,有案可查。革命党人说政府为了镇压二次革命,筹措经费,不惜答应列强苛刻的条件,签订卖国合同,因此号召人们起来革命,推翻政府。这种说法没有科学依据,完全是政治方面的恶意攻击。
  善后大借款实际用途到底如何?善后大借款的有关规定非常严格,实际上善后借款的的使用在借款合同中已经有了比较详细的规定,银行团又附加了很强的监督。因此我们只需要对借款的最终使用与合同中规定进行比较考察。善后借款合同中借款预算方案如下:
  其实,善后大借款除了还外国借款、赔款以及利息外,中国政府实际能够支配的不多,即实际支配的也有明确的比例,而这些分配的具体数字,也是公开和透明的,刊登在主要报刊上。(参见《申报》1913年6月-12月的有关报道)我们仅就对善后借款的实际使用状况略作考证。银行团对于合同所规定的支出款项, 大多是在欧洲销售债票进款中直接予以扣除, 而不是先交与中国政府, 再由中国政府按合同规定付给, 这便相当程度地减少了中国政府违反合同规定,更改借款用途的可能性, 有效地保障了借款严格用于合同规定的用途。袁世凯为了镇压南方二次革命,不惜答应列强苛刻条件,不经议会同意,签订善后大借款的说法是有悖于史实的,作为发动革命的理由也是苍白无力的。
  不得人心的二次革命:违背了人民求稳定的愿望
  新浪历史:袁世凯为应对南方可能的革命,做了什么样的准备?
  张华腾:孙中山国民党人抓住宋案、善后大借款,对袁世凯及袁世凯政府不仅进行了强大的舆论攻势,而且还积极进行军事准备。对于如此形势,政治上老辣的袁世凯也采取了积极的应对措施,在军事上进行部署,随时准备进行镇压。当然,他的军事准备随着形势的发展而加紧进行。
  袁世凯的第一项措施,就是成立以段祺瑞为首的战时内阁。国务总理赵秉钧因为涉嫌宋案不得不辞职,袁世凯任命陆军总长段祺瑞代理总理,成立战时内阁,加强军事方面的控制。众所周知,段祺瑞是袁世凯北洋嫡系第一军事干将,与冯国璋、王士珍誉称为“北洋三杰”,性格刚烈,以段祺瑞为首的临时内阁,显然将军事放在首位,同时对南方国民党也是一种威慑和挑战。
  袁世凯准备的第二项,就是拉拢中间势力,孤立国民党势力,尤其是将位居战略要地的副总统黎元洪的势力拉在了自己一边。辛亥革命后的整个局势,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势力控制了北京中央政府和北方各省,革命党人控制长江中下游的江西、湖南、安徽、江苏诸省和广东省。除此之外,还有湖北的黎元洪、云南的蔡锷、陕西的张凤翙等地方势力,可谓中间势力,中间势力是南方革命党、北方袁世凯拉拢的对象,可惜革命党对中间势力的工作失败,湖北的黎元洪、云南的蔡锷、陕西的张凤翙等地方势力,几乎都站在袁世凯政府一边。
  袁世凯对湖北黎元洪的工作至为重要,因为湖北、江西毗邻,江西都督李烈钧反袁最为积极,可谓革命党的骨干或中坚力量,二次革命的爆发非常有可能在江西。为此,袁世凯争取了黎元洪,就将北洋军队提前调入湖北,紧密控制江西。5月6日,总统府召开第二次秘密军事会议,决定了作战的总方略:北洋军队的作战任务,第一期就是对湘、赣、皖、苏作战,沿京汉路、津浦路集中南下,以湖北为主要策源地,以海军为策应。(《中华新报》1913年6月5日)李纯之第六师大部开进湖北田家镇,分兵武穴,监视九江及安徽方面。北洋第二师于5月底从保定南下,进驻湖北孝感,作为第六师的后援。
  第三项军事准备,运动海军,争取海军对中央政府的支持。
  在做好了一切军事准备后,袁世凯于5月21日对梁士诒、段芝贵等说:“现在看透孙、黄除捣乱外无本领,左又是捣乱,右又是捣乱。我受四万万人民托付之重,不能以四万万之财产生命听人捣乱!自信政治军事经验,外交信用不下于人,若彼等能力能代我,我亦未尝不愿,然今日诚未敢多让。彼等若敢另行组织政府,我即敢举兵征伐之。”(《申报》1913年5月24日)
  袁世凯认为对南方革命党的各方面准备已经完成,到了摊派的时候了,他即以反对政府借款,不服从政府为由,于6月先后罢免国民党籍李烈钧、胡汉民、柏文蔚的江西、广东、安徽都督之职。
  新浪历史:二次革命,南方之所以失败,你认为有哪几个方面的原因?
  张华腾:1913年7月12日,李烈钧在江西湖口誓师讨袁,炮击北洋军,二次革命正式爆发,江苏、安徽、上海、湖南、广东等国民党控制的省区纷纷响应,宣告独立。7月22日,孙中山致电袁世凯:“何图宋案发生,证据宣布,愕然出诸意外。不料公言与行违,至于如此,既愤且懑。而公更违法借款,以作战费;无故调兵,以速战祸。异己既去,兵衅仍挑,以致东南军民荷戈而起,众口一词,集于公之一身。”(《孙中山致袁世凯劝其辞职电》,《民立报》1913年7月22日)要求袁世凯引咎辞职。由此可见,孙中山发动二次革命,是以宋案和善后大借款为号召的。而袁世凯也不客气,当日下令褫夺黄兴、陈其美、柏文蔚荣典军职,次日又下令撤销孙中山筹办全国铁路的全权。南北就此分裂,战火再一次在长江两岸点燃。
  二次革命中,南方革命党在军事上完全出于劣势。不仅军队、装备处处劣于北方,而且各独立省之间无法协同作战,只能被北洋军各个击破。7月25日,李烈钧从湖口败走,7月28日,黄兴在江苏军事失利后,也被迫出走。8月18日南昌陷落,9月1日南京也随之陷落。至9月12日熊克武放弃重庆,“二次革命”宣告完全失败。北洋军占领和控制了长江中下游各省,完成了对全国的统一。孙中山、黄兴等再次流亡海外,失去了对国内政治的话语权。
  二次革命昙花一现,很快失败,绝非偶然。
  首先,孙中山革命党人违背了辛亥革命后全国人民要求稳定发展的心理,这是其失败的根本原因。
  辛亥革命后,百废待兴,人们希望国家安宁,社会稳定,发展社会经济,而不希望再次发生战争。二次革命爆发前,全国各行各业各团体纷纷电至南北,希望能够和平解决纠纷。江宁农会、教育会、地方自治筹备处、地方公会致电大总统和各省都督,“江宁自光复以来元气未复,商民交困。现因宋案及借款问题,谣言纷起,人心惶惶,痛定思痛之余,何堪再有意外,务恳熟审大局,轸念时艰,筹南北之调和,以民生为重要,一切问题得以次第解决,俾地方人民生命财产得以保全。”(《申报》1913年5月14日)
  国事维持会早在5月9日就电告全国,指出对于宋案和借款应当就事论事,不苛过于牵连他事,宋案只能够静候法律解决,借款案不应当仅仅当作借贷问题来对待,而是应当作为财政外交问题来通盘考虑,“故本会良心上之主张认借款,时为势之必需,而续之不完,则由临时参议院之放弃职权,不能专责政府,国会成立,有自正当监督用款之法,不在藉口违法,推翻成约。”对于南方国民党人的举动,国事维持会指责到,“至因此而欲求法律以外之解决,就令名正言顺,其如人所厌乱,隐忍为安,祸结兵连,玉石同尽,即一死诚不足惜,顾天下事尚有重于死者。”(《盛京时报》1913年5月22日)仅此两例,足以代表全国人民的心理趋势,国民党置全国人民心理于不顾,冒然一试,失去了人心,所谓得道多助,失道寡助是也。
  其次,孙中山革命党人发动革命的理由不够充分,人们对中央政府还抱有很大的希望。
  以袁世凯为首的北京政府刚刚成立一年有余,社会治理千头万绪,他们进行了各种努力,虽然效果不十分明显,但他们一直在努力。比如经济上谋取贷款,制定了发展民族经济的一些措施,召开全国工商会议等。外交上寻求途径与支持外蒙独立、西藏分裂的沙俄、英国谈判,既有原则性,又有一定的灵活性,坚持维护民族统一和国家的领土完整等。作为袁世凯来说,基本上根据约法行政,虽然不断突破对约法的限制,加强集权,但还没有特别违法的事件。就宋案来说,限制在法律范围之内,并非不能解决。善后大借款方面,政府曾经向临时参议院提出并征得同意,只是手续未完备而已,以梁启超为首的进步党人,一直在国会为政府说项,抵制国民党议员的过激行为。这一切说明,政府违法尚不十分明显,袁世凯独裁当皇帝的说法更为无稽之谈。江西李烈钧在《江西讨袁军公启》中说:“袁氏帝制自为,务期破坏共和,与全国为公敌……烈钧等目击颠危,诚不忍诸先烈铁血所创之共和民国,断送于独夫民贼之手。是以率父老子弟,投袂奋起。”(朱宗震、杨光辉:《民初政争与二次革命》下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484页)1913年就指控袁世凯称帝,几同儿戏,如何激发人们投入到反袁斗争中去呢?孙中山革命党人发动革命的理由不怎么充分,人们对中央政府还抱有很大的希望。如北京地方自治团,总议事会、总董事会、各区议董两会在致电孙中山、黄兴二人的电报中说得非常清楚,劝说二人以大局为重,切莫意气用事。
  “今国体已定,临时政府草昧初营,能力薄弱,未免迁就,为病尚无罪恶可言,我国民惟有指导扶持,巩固共和基础。现值国会告成,友邦承认,薄海方延,颈企踵想望太平,不料二次革命显露端倪,风声鹤唳,遐迩恐怖,孙黄两先生,手造民国,倍历艰辛,自能以国利民福为前提,所可畏者谋乱诸人,好事喜功,幸灾乐祸,殊不知大难一发,大命随倾,浩劫茫茫,谁能幸免,以少数人争攘权利,一旦演成惨剧,陷全国于万劫不复之地,真共和之蟊贼,人类之枭猊。”(《申报》1913年5月21日)
  第三,南北双方实力悬殊是重要原因。
  作为北方北洋派来说,控制中央政府和北方数省,掌握国家机器和国家的资源,北洋军队是全国最为强大的军队,又争取到地方势力派黎元洪、蔡锷等的支持,人心所向,师出有名,平叛镇乱,势如破竹,一举将国民党的势力击溃。
  作为南方革命党人来说,实力明显不足。号称控制南方数省,实际控制赣、湘、皖、粤四省,江苏都督程德全在革命党人的逼迫下不得不服从革命党,但很快脱离出去。革命党内部没有很好的准备,没有形成一个整体力量,各省各自为战,最终被各个击破。作为革命党军事领袖的黄兴,二次革命后的头衔不过为江苏讨袁军总司令,对武力讨袁没有信心,没有统一的部署。后来推出的讨袁军总司令岑春煊,与国民党关系不深,仅仅作为袁世凯清末政敌的身份,担当讨袁的历史重任,既无实力,更没有号召力,根本起不到应有作用。
关键词: 二次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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