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志超

　　叶志超（1838年—1901年），淮军将领，字曙青，安徽合肥（今肥西）人。早年以淮军末弁从刘铭传镇压捻军起义，积功至总兵。捻军失败后，得李鸿章赏识，留北洋。光绪初，署正定镇总兵，率练军守新城，防大沽后路。光绪十七年（一八九一年），奉檄率军镇压热河金丹道教，杀教首李国珍。后因在甲午一战中弃城逃走，被清廷下令夺职，后赦归家乡。光绪二十七年，病死乡里。

　　

　　叶志超（1838～1899），字冠群，号曙青，绰号叶大呆子，肥西县花岗镇圣村人。[1]  自幼父母双亡，由舅父收养。少年帮舅父放牛，做杂活。青年参加解先亮团练，担任伙夫。其身材魁梧，猛力过人。一次，解先亮率团练攻打王圩太平军，他要求参战被准允。激战中，一土铳枪弹击中他的腰部，将其打倒在地，人们皆以为叶大呆子被打死了，可他却从地上站起来，继续参加战斗。原来土铳枪弹击中的是腰刀，没有伤他的身体。解先亮以为，叶志超不是凡人，大难不死，必有洪福。以后每次战斗都让叶志超上阵，而叶志超在战场上总是一马当先，冲锋陷阵，屡建战功。

　　同治初年（1862年），叶志超认为，在地方干团练，不足成功名，遂往江苏投淮军张树声帐下。树军副将孙益寿系其妻弟，因委其为前营帮带。淮军收复常州、太仓及援浙诸战斗中，叶志超无役不从，战功卓著，尤雄其曹。同治五年，改带马队新左营。太平军平定苏浙后，调刘铭传进剿捻军。同治六年十二月十日，赖文光率东捻军突围至张桥，就食间，叶志超在山西布政使刘秉璋指挥下，率军冲入东捻军阵地，麾军狂杀。肉搏间，身受矛伤，仍裹创力战，会同总兵才贵、杨岐珍等将东捻军击败，杀戮五六百人。十二月十一日，赖文光率东捻军突围至扬州东北湾头，中炮身亡，余部乘大雾向天长退去。他又率马步队穷追不舍，逐北于天长，又败之汊河，擒斩无余，将东捻军剿平。清廷赏赐额浑巴图鲁名号，遇缺尽先题奏。

　　在围剿西捻军中，他窥取南乐，大战德州、平原间，亦频有战功。同治九年，东西捻军剿灭后，适清廷命李鸿章办理北洋军务，李鸿章遂将其留北洋使用，派为马队统领，驻保定。时近畿多有饥民起义，凡令叶志超剿办之事无不平息。他不擒首领，不解散余众，决不罢兵。

　　光绪元年（1875年），署直隶正定镇总兵，率新式练军守天津新城，为大沽口后路，拱卫海防。光绪八年，清廷决定整理陆、海军，修筑山海关炮台，李鸿章荐其智略，奏委其任，予以实授总兵。光绪十五年，升为直隶提督兼北洋防军翼长。光绪十七年，热河朝阳金田道教教民起义，清廷命其督直隶、奉天之师前往镇压。他率精锐出古北口，进师建昌，连克榆林、沈家窝馆、贝子庙，解下长皋之围，陷乌丹城，不一月，收得热河全境，擒教民首领李国珍，将其车裂，缚杨玉香解送天津斩首。清廷赏穿黄马褂，世职。

　　光绪二十年，朝鲜爆发东学党起义，朝鲜政府电请清廷出兵帮助镇压。日本为利用这一事件，发动侵朝、侵华战争，亦诱请清廷出兵干涉。李鸿章在得到日政府“必无他意”的保证下，于五月底遣叶志超率太原镇总兵聂士成等清军2000余人，开赴朝鲜牙山，行镇压东学党起义之事。日政府见其阴谋得逞，便以保护侨民为名，遣第五师团的一个混成旅在仁川登陆，妄图挑起中日战争。开始遣叶志超率兵前往朝鲜时，叶志超不欲行，乞周馥说情于李鸿章。李鸿章说：“亦未必便战，何怯！”叶志超乃勉强赴朝。六月二十三日，日一面出动海军在牙山口外海域向中国舰队突然发起袭击，一面出动陆军向牙山中国派遣军发起进攻。叶志超闻日军来攻，坐立不安。聂士成提出：“海道已梗，援军断难飞渡，牙山绝地不可守，公州背山面江，天生形胜，宜驰往据之，战而胜，可据以待援，不胜，犹得绕道出也”。他无可奈何，遂同意聂士成方案，并令其在成欢阻击，自据公州为后援。其实，叶志超并不据公州设防，而是畏敌为虎，弃公州出汉阳东，逃往平壤。六月二十六日，日军向成欢发起进攻，聂士成设伏，杀伤日军千余人，经激战，因弹药垂尽，众寡悬殊，败退公州。聂士城退抵公州一看，见叶志超早已向平壤退逃，只得绕道迂回，尾追叶志超，撤向平壤而去。叶志超到达平壤后，向李鸿章谎报：“成欢之役屡胜，倭死二千多人，叶兵死二百余人”。李鸿章根据他的谎报，把牙山败逃说成是一路打败日军而转移到平壤，向清廷为其请功。清廷闻报，大为嘉奖，赏银2万两犒军。此时，由陆路来援的4支清军共万余人，亦会集平壤，清廷任命其为诸军总统。

　　叶志超饰败为胜获得嘉奖晋级，甚为得意，天天置酒会寻欢作乐。对严峻战争形势和敌情不作分析研究，只是环炮台筑一些简单的营垒，消极防御。众将领因其谎报军情而获得平壤清军总统头衔皆不服气。

　　当时日军在朝部队仅1个混成旅，后续部队尚未到达。光绪帝数次催促进军汉城，北洋行营翼长盛宣怀也建议趁日军兵力薄弱之机快速进兵。他在李鸿章的授意下，既不主动进军，也不对战守进行布置，坐失战机。直至日军逼近时，始令左宝贵率奉军守城北玄武门一带，卫汝贵率盛军守城西及西南面，马玉昆率毅军守城东及大同江岸，自居城中调度。八月初，日军侦察分队窜至大同江岸，被毅军逐走，叶志超即以屡战获胜报奏清廷。日军采取“大包围”战术，分4路进攻平壤。第一路沿大道攻城东，第二路攻城西南，第三路从大同江上游渡江攻城北。第四路从元山登陆西进，切断平壤西北通往安州大道。八月十六日，日军发起总攻。东路毅军扼大同江东岸，拼死抵抗，盛军渡江支援，激战八九小时，给日军以大量杀伤，战斗稍利。叶志超非但不纵兵猛击，反而收兵回城。日军乘隙渡过大同江，占据山阜，以排炮猛轰城北玄武门，城外营垒相继失陷，牡丹江制高点也被日军夺占。左宝贵亲自登城指挥，向叶志超求援，他拒发援兵，并主张弃城逃走。左宝贵不从，一面派人监视叶志超，一面指挥战斗，不幸中炮身亡。此时，日军虽占领玄武门，因不知城中虚实，不敢冒然入城。大同江岸日军遭毅、盛两军抗击，已开始撤退。卫汝贵在城西南也阻止了日军的进攻。叶志超不仅不根据战斗形势乘势反击，却亟树白旗，乞求罢兵。

　　日军议受其降，令率兵来归。正在日军准备受降事宜时，他乘机下令各军弃城向北潜逃，将大小炮40尊、枪万余支，和一应粮饷白白丢给日军。朝兵对清军撤城逃走，气愤至极，在其出城时从后面予以枪击，死者不可计算。日军得知叶志超率部向北潜逃，遂遣主力要之于山隘。叶志超挥军回旋，久不得出，拥挤践踏而死者相枕藉，伤亡2000余人，诸将尽委械而去，一溃不可收拾。叶志超率部奔向安州，聂士成建议道：安州地形险要，是进行防御阻击的地方，在这里进行固守，一定能击败日军，转败为胜。叶志超犹如惊弓之鸟，不听聂士成的建议，途经安州时，策马通过，弃而不守，狂奔500余里，渡过鸭绿江，进入中国边境始止。清廷闻知此事，立即诏谕革叶志超之职，李鸿章奏请留营效力，清廷不准。次年解送京师，经刑部审判，定斩监候。光绪二十六年，赦归。光绪二十七年，病死乡里。

　　

　　众所周知，1894年朝鲜爆发了东学党起义，史称“甲午农民战争”。起义军高举“弗杀人，弗伤物”、“忠孝双全，济世安民”、“逐灭倭夷，澄清圣道”、“驱兵入京，尽灭权贵”的大旗，军纪严明，深得百姓支持，一时间打得官军毫无还手之力。此时朝鲜朝廷闵妃外戚集团与高宗生父兴宣大院君集团之间的政治斗争愈演愈烈。东学党“驱兵入京，尽灭权贵”的口号显然是针对把持大权的闵妃外戚集团的，闵妃集团害怕大院君与起义军勾结，派闵泳骏秘密联系袁世凯，请求借兵镇压。在得到日方“速代韩戡”的请求和“我政府并无他意”的虚假保证之后，李鸿章决定出兵朝鲜，“事竣即撤回”。这时叶志超更是上书李鸿章请求出兵，因而被李氏委以重任“选带劲旅，星驰往朝鲜全罗、忠清一带，相机堵剿”。

　　不想此时日方却出尔反尔，先是不承认清廷“保护属邦之旧例”，接着又以“保护使署、领事及商民”为由，出兵朝鲜。1894年6月10日，朝鲜政府与起义军达成全州和议，起义平息，撤军问题就此浮出水面。起初袁世凯与日本驻朝公使大鸟圭介之间关于撤兵的谈判十分顺利，可在6月15日交换协议公文前，日方突然抛出“中日两国共同协助朝鲜改革内政”的方案，非但不撤兵，反而增兵朝鲜。时至6月26日在朝日军已达8000多人，形成了对清军的绝对优势。这时李鸿章既没有听从叶志超、丁汝昌等人的建议增兵朝鲜，又没有按袁世凯、聂士成等人的建议由清军先撤兵，而是寄希望于通过外交手腕利用西方列强迫使日军撤兵。此时英国希望通过日本在远东牵制俄国，而俄国则担心日本过于倒向英国，其它如美德法等国亦多观望，清政府外交努力失败，而日本则从列强那里得到了它梦寐以求的支持。7月14日，日本向清政府发出了“第二次绝交书”，不仅拒不撤兵，更污蔑中国“有意滋事”，并扬言“将来如果发生意外事件，日本政府不负其责”。至此中日谈判破裂，战争大幕徐徐拉开。也正是此时，李鸿章迫于国内压力才仓促增兵朝鲜，而日本人则基本完全了战争准备，可谓蓄谋已久。

　　战事首先在汉城西南面的牙山展开，其本为朝鲜的一个县邑，因其地东北有二山，状若牙形而得名。其城三面向山，一面临水，地扼朝鲜忠清、庆尚、全罗三道，是清军海路通向汉城的要道。正如时任日本外务大臣陆奥宗光所言，日军若攻占牙山，则“汉城附近已无中国军队的踪影，朝鲜政府完全在我帝国掌握之中”。7月25日，日本联合舰队不宣而战，于牙山湾外丰岛海面，悍然击沉了悍然击沉了清军借来运兵的英国商轮“高升”号。战争正式爆发。李鸿章不再向大同江口以南海运士兵，这使得牙山清军陷于孤立无援的状态。

　　此时清军在牙山原有2400余人，加之7月24日到达牙山的江自康部1400余人，共计3800余人。而日军负责进攻牙山的大岛义昌旅团则计有4000多人，具有一定的兵力优势。鉴于牙山无险可守，聂士成、叶志超分别遂移师牙山东部的成欢和公州。成欢驿位于朝鲜忠清道平泽县东南，是汉城通往天安、全州的南北咽喉要地，易守难攻。公州则位于成欢之南，背山面江，亦是兵家攻守要地。聂士成部2000余人赴成欢后立即构筑工事，分左、右两翼展开。左翼部署在成欢西北约2公里的牛歇里高地，集中了主要炮火及兵力，以阻击日军由成欢趋牙山的道路。右翼在月峰山一带，兵力较为薄弱。叶志超率1000余人退守公州，以为犄角。

　　在之前的短暂接触后，大岛义昌得知了清军布防，于7月28日晚在素沙场把军队分成“左翼队和右翼队”，以右翼牵制清军主要布防的左翼，而以主力为左翼，迂回攻击清军防守薄弱的右翼侧后方。尽管聂士成身先士卒，但仍不能阻止日军强大攻势，时至次日凌晨五点半，成欢失守，聂士成率部退向公州，在去公州的路上，遇上北撤的叶志超部，叶认为成欢失陷，公州亦不可守，遂决定绕道北撤平壤。牙山战役以清军全面撤退而告终。可以说，叶志超作为前线最高指挥官，并没有率部投入作战。然而在牙山之战后，叶志超却上演了一幕谎报军情的闹剧，上报清廷“牙山大捷”，此后又屡次上报击败日军。李鸿章不辨真假，据此上奏光绪帝，这当然引得龙颜大悦，以叶志超“战功夙著，坚忍耐劳，即著派为总统督率诸军”，此一消息传来“一军皆惊”。这一谎报，为叶志超惹来了无尽的麻烦，光绪帝以为他特别能战斗，而委以统领全军保卫平壤的重任。这一任命使叶氏大为慌张，赶忙复电请辞：“握荷圣上优容，过加宠任，当此圣忧巨辱，正疆场效命之秋，苟可从事，何敢言辞。惟超望浅才庸，实难当此重任，况诸将才智均胜超数倍，深惧指挥未协，督率乖方，贻误大局，必须威望卓著，老成练达知兵大臣方可胜任，务求详叙超不能胜任实情，奏请收回成命，另派知兵大臣总统此任，将超改为前敌营务处或翼长名目。”结果当然是被清廷驳回(清廷驳回叶志超的辞请，除了受到叶氏蒙骗外，当然还有更现实的理由，原拟委派前福建巡抚刘铭传，但其“病重不出”，后又拟委派前新疆巡抚刘锦棠，但刘氏突然暴病而卒，可谓无人可派，考虑到叶志超抵朝较早熟悉情况，故委任他为在朝清军总指挥)。

　　根据日方统计，此役日军“伤亡军管6名，兵士82名，负伤者中，有5人入院后死亡”，清军“伤亡约500人”。由于清政府并没有公布伤亡报告，我们无从对比数据。但牙山战役规模不大，殆无可疑。但其影响却不小，此战过后，日军切断了中国到达朝鲜西海岸的航道，解除了攻击平壤的后顾之忧，并完全控制了朝鲜政府。更不用说它给双方士气带来的影响了。

　　早在7月17日，战争爆发前，日军就制定了“作战大方针”。该方针分为两期(阶段)：第一期，派陆军第五师团先行进入朝鲜，牵制清军，并出动海军寻求与清朝海军进行主力决战，尽可能夺取黄海及渤海制海权；第二期方案视第一期战果而定，分甲、乙、丙三种情况：(甲)如顺利取得制海权，则依凭强大海军逐步投送陆军主力于渤海湾，同清军进行直隶平原大决战；如未能取得制海权，则(乙)迫使清海军无力驶入日本近海，同时派遣陆军赴朝参战，击退清军，以达成扶持韩国独立之目的；倘制海权为清军所得，则(丙)尽最大可能增援在朝的第五师团，加强朝鲜国内防卫，以期稳定战局。经过反复权衡，考虑到“由于海战实行期几乎难以预测，故本年度实施直隶平原决战亦归于无望”；“陆军登陆点渤海湾北岸，每年自十一月下旬至翌年三月中结冰。即使不结冰部分，因冬季风大浪高，军队无法登陆”；“运送四个师团，则乘船、输送及登陆时间，至少需要七十五天。即使今日能得到制海权，但实行大决战亦不得不有待于明年冰雪融解之后”，故而日本大本营决定首先全力实施(乙)种方案。既然把朝鲜作为陆战的主战场，那么平壤作为清军主力集结的地带，就不能不是日军进攻的重点了。此时日本在朝鲜的总兵力已达19600多人，直接用于进攻平壤的兵力就有16000多人。

　　清军驻守平壤的分别是记名提督卫汝贵统领的盛军、山西太原镇总兵马玉琨统领的毅军、高州镇总兵左宝贵统领的奉军以及副都统丰盛阿统领的奉天练字军和吉林练军，合计13526人，其中又抽调了2000多人负责后方防卫，这样四大军用于平壤战役的人数大概在10500左右，加上之前叶志超率领的从牙山退守平壤的不到2000人，大体12500人左右。战役开始前，叶志超认为“后路空虚”，又抽调1500名盛军“回扎肃州”，则清军在平壤战役的兵力大体为11000人左右。

　　清军在平壤的防守部署是：①在大同门外大同江面搭浮桥一座，由毅军及盛军一部防守，统归马玉昆指挥；②城南外廓筑堡垒及兵营十五处，其南端由大同江北岸修筑长达二千米胸墙一道，墙下布雷，为南面第一道防线，由盛军及奉天练军盛字营驻守，归卫汝贵指挥；③城北牡丹台筑堡垒一处，牡丹台外侧沿丘陵高地自东北向西北修堡垒四处，奉军及奉天练军、江自康仁字营驻守，由左宝贵指挥；④内城之景昌门至七星门一线，由叶志超所部芦榆防军驻守。

　　9月15日，日军在完成了对平壤的合围后，于凌晨4时30分开始了对它的总攻。战斗在大同江南岸战场、牡丹台和玄武门战场以及城西南和大同江北战场三处展开。在三个战场中，清军在大同江南岸打得最好，连续击退日军进攻。双方在大同江北岸双方胜负未分，然而在牡丹台、玄武门一线，只有左宝贵率领2900余人防守，而日军对此处投入的兵力为7800多人，众寡悬殊。左宝贵身先士卒，亲上城墙督战，不幸连续中弹牺牲，牡丹台、玄武门失守。此时日军尚未涌入城内，清军弹药、粮食足以守城一个月，而日军弹药、粮食即将告罄，加上当时平壤已经开始下雨，日军冒雨露宿，处境极为困难。如清军决心坚守，战事犹有可为。作为主帅的叶志超坐守内城，却早被日军的凌厉攻势吓破了胆，力主弃城逃走：“北门咽喉既失，弹药不齐，转运不通，军心惊惧，若敌兵连夜攻击，何以御之？不若暂弃平壤，令彼骄心，养我锐志，再图大举，一气成功也。”此议除了马玉琨外，获得了众将领的认同。下午4时许，叶志超以朝鲜平安道观察使闵丙奭的名义，派人冒雨送书于日军阵中，表示愿意弃城撤退，又命令各成悬挂白旗乞求缓兵。日本立见尚文少将要求城内清军立即投降。清军一面以“降雨甚，刻下兵多，难以速散，当期明朝，开放此门”答复立见，一面在叶志超的统率下轻装简行连夜撤退。这却瞒不过老谋深算的立见尚文，他早判断出清兵要跑，遂以元山支队埋伏于义州大道，第五师团主力埋伏于甑山大道，截击撤逃的清军。仅一夜清军在溃逃路上被击毙者就超过2000人，尸首堆积如山，血水成渠，溪流为红。第二天，日军占领平壤。叶氏在突出重围后不敢久留，率部狂奔500里，退过鸭绿江，至此，平壤战役以清军完败告终。

　　

　　叶志超生子二。长子叶御璜，清授资政大夫，二品衔，广东即补道。他主持兴建叶大圩子，在今芮店乡，圩于座北朝南，位于两岗落冲之一边，占地六十余亩。圩子建于光绪初年，过吊桥牌楼是五进大厅，圩内建筑约一百多间。1958年后为粮站所用。次子御璋。叶志超的两个儿子均先于其父早卒。

　　叶氏田产分布在肥西孙集、芮店、花岗和舒城县干镇一带，年收租约两万担。天津有部分财产。

　　叶志超长孙叶伯瑜为叶御璜长子。民国初年任炮营营长，驻防上海。二孙叶冶秋，在合肥干过慈善机构万字会会长，后来死在叶大圩。三孙叶斗楠，在合肥创办最早的电灯公司，任经理(约在民国十几年的时候)。日军侵占合肥后回家。解放前夕去香港和台湾，后死在那边。

　　叶冶秋之子叶传麟，原在国民党部队当兵。1948年去台湾，在海军后勤服役。后退役经商。近年曾回乡探亲到叶大圩。

　　《叶氏宗谱》保存在花岗镇仓房村圣井队叶苑开家。原共10卷，现缺第9卷。此为三修谱，民国七年续修的。谱创修于清道光七年(1827)。重修于同治十三年(1874)，有李鸿章序。三修谱有北洋政府内阁总理王士珍序。

　　谱序载：“始祖为汉后帝内总官，越数世传自南阳，移籍于庐郡。”叶氏为南阳郡，积善堂。字派十六字。首字为十二世：儒林励志，御苑传科，名成德立，望重学波。

　　叶氏祠堂原在花岗镇叶氏岗庙，咸丰年间焚于兵乱。后迁到周屯寺西门口重建，后来拆毁建学校。

　　

　　1989年《安徽史学》第三期撰文《实事求是地评价平壤之役中的叶志超》认为：“清军在平壤的败绩，根本原因在于清政府备战不足，仓促应战。叶志超在危险之际，力疾受命，努力组织平壤防务，在给敌人一定打击后，撤出平壤，是尽到了军人保卫祖国的责任。过去的研究，强人所难，对他责备过多，这是不公正的”。1994年，新编《肥西县志》“叶志超传”也记载道：“16日，日军分路猛攻平壤，清军分路出战”，“奉军阵地崩溃，日军乘机突入玄武门”，“部将江自康擅自撤退，平壤北门已难再守。如日军合围，清军将会全军覆没。叶志超与诸将商议后，下令乘夜出平壤，向北撤退。17日，北洋舰队在大东沟海战中失败，清军后路更为危险。叶志超率军突出重围，急行军回到国内”，一反过去对叶志超平壤之役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