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田弘毅

　　在大学中表现突出，1905年毕业，广田弘毅参加了领事馆考试，希望通过考试成为正式的外交官。不过这次考试前，或许是因为以前的成功，他并没有太多用心，而遭受了“落第”的失败。这算是他人生中的一大挫折，从此他告诫自己做任何事情，哪怕是极有把握的，也不可以掉以轻心。“落第”后，他在日本大学院研究了一段时间的日本对外殖民政策。之后，在当时任朝鲜统监府总务长官的同乡鹤原定吉的推荐下，他被统监府录用到朝鲜工作。1906年，广田弘毅被外务省录用为候补外交官。次年，被派往日本驻华使馆工作，这是他真正外交生涯的开始。1909年，转赴日本驻英国使馆工作。在此期间，日英双方调整了同盟条约，并签署了《日英通商条约》。1913年，他奉调回国，任农商务省书记官兼通商局第一课课长。1919年，他再度出国，赴日本驻美国使馆工作。从此，广田弘毅的仕途出现了转机。他步步高升，先后担任外务省情报部次长，欧美局局长，日本驻荷兰大使、1929年 作为帝国代表出席第十次国际联盟大会，1930年任驻苏联大使，这种工作经历为他以后执掌日本外交大权，策划推动日本侵华奠定了基础。

　　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世界经济危机的巨大冲击使非常依赖世界市场的日本经济遭受到巨大打击，经济的崩溃激发了尖锐的社会矛盾和政治危机。1932年，犬养毅的政党联盟内阁因法西斯军人发动五一五事件而瓦解，犬养毅本人在政变中被暗杀。海军大将斋藤实组成了新内阁，这界内阁对军部的嚣张采取妥协的态度，希望军部能“尊重”内阁，形成“举国一致”的局面。此时的日本正一步步走向对外侵略扩张的法西斯道路，军部力量不断膨胀。广田弘毅此时取代内田康哉出任新内阁的外相。

　　中国东北在九一八事变之后沦为日本的殖民地，日本扶植傀儡皇帝溥仪建立所谓的“满洲国”后，开始向华北伸出侵略之手，日本的侵略激起了全中国人民的反抗，广田弘毅在种背景下出任新外相。广田弘毅实际上是积极主张对华侵略的，但同时，他又是一个深谙外交之道的资深外交官。因而，广田弘毅尽心尽力为法西斯侵略者出谋划策，采用对中国人民反抗的巧妙外交手段来实现最终的侵略目的。前外相内田康哉奉行“焦土外交”的政策，让日本政府正式承认了“满洲国”并退出了国际联盟，获得了短期目标的完成。广田弘毅上任伊始就以和平使者的形象承诺，“在我充任外相期内，是不会发生战争的”，并且宣布实行“协和外交”。

　　他这样做实质并不是出于维护和平的好心，而是维护在华既得侵略权益，巩固“战果”，同时，获得国际社会的谅解，改变日本在国际上的孤立状况。在1933年10月召开的“五相会议”上，广田弘毅推出“协和外交”的主要举措，他力主加强与“满洲国”政权的关系，同时对外表示日本将致力于改善与各主要国家的友好关系，尤其是因九一八事变而交恶的对华、对苏以及对美等国关系。广田弘毅宣称“在国际关系中，以世界和平为宗旨，并以外交手段贯彻中国之方针”。他的主张被采纳，并形成了指导外交策略的文件。广田弘毅在“协和外交”的幌子下，与中国国民政府交涉，实现了中国与“满洲国”的通车，中日两国公使馆也升格为大使馆。但是，这并不能改变日本侵略外交的实质，只是使侵略得更隐蔽而已。

　　广田弘毅在与外务省、陆军省、海军省合议后，最终提出了一个“对华三原则”，内容是：（1）“使中国方面彻底取缔排日言行，摆脱依赖欧美的政策。同时采取对日亲善政策，并付诸实行，进而就具体问题，使其与帝国合作。”（2）“虽必须使中国最终正式承认满洲国，当前则应使中国在事实上默认满洲国之独立，停止其反满政策，至少在与满洲国毗连之华北地区须与满洲国之间进行经济以及文化方面之融通合作。”（3）“鉴于来自外蒙等地赤化势力已构成对日满华三国共同之威胁，应使中国方面为排除上述威胁，在与外蒙接壤地区，对我方所希望之各种措施给予合作。”这个“对华三原则”就是臭名昭著的“广田三原则”。为了保证“广田三原则”的实施，广田弘毅还下令制定了一个《附属文书》，要求外务省、陆军省和海军省“应保持密切联系”，最终达到“操纵华北地方政府，使它升华”之目的。

　　“广田三原则”实质就是要求中国停止抗日活动，接受日本的侵略“提携”，承认日本对华北的权益，并要最终承认“满洲国”存在的“合法性”。1935年10月21日，蒋作宾将中国方面的意见交给广田外相，其主要内容是：（1）中国向无以夷制夷之意。今后，为实现两国亲善关系，中国在与各国关系方面，不做排除或妨害日本之事。（2）对满洲不能进行政府间交涉，但对该地方现状，绝不通过和平以外之方法挑起事端，并将考虑保持关内外人民经济联系的方法。（3）中国关于防止赤化已做出最大努力，赤祸已处于无须忧虑之现状，关于在北部一带边界地区如何防范赤化问题，如日本完全实行以前中国方面提出之三原则，中国将在不损害中国主权与独立原则下，协商与此有关之有效方法。

　　1937年1月20日，在日本第70届议会复会的前一天，政友会的议员便公开指责内阁“官僚自以为是，军部充满优越感，排斥异己，企图干预国家机能的一切事务”，长此以往，日本必将陷入“名为立宪政治，实为寡头专制的状态”。1月21日，第70届议会正式复会。在会上，由于大藏大臣马场瑛一提出要扩大军费开支，激起了一些本已对军部不满的政党人士的敏感神经。政友会年逾70的元员级议员滨田国松当即在议会上发表演说，矛头直指军部，认为军部干预政治将成为独裁政治的温床，指出：“强化独裁政治的思潮，一直在军内泛滥，它时刻有破坏文武恪守其准则的危险。这正是国民所共同忧虑之处。”

　　滨田的演说犹如导火索，迅速点燃了议员们对军部独断专行的愤怒，他们对滨田报以热烈的掌声表示支持。坐在阁僚席上的寺内寿一如坐针毡。待滨田的演说刚一结束，他便迫不及待地走上讲台，态度极其傲慢地说道：“刚才滨田君的演说中有些侮辱军人的言辞，很遗憾。”得到议员们支持的滨田自然是毫不退让，他复又登上讲台：“本人忝为国民的代表，如有人寻衅说我侮辱了国家荣誉所归的军队，我将寸步不让。” 寺内听罢，声色俱厉地威胁说：“由于滨田君的发言有损于国民一致的精神，我再次提出忠告。”

　　滨田岂肯服输，他大步跨上讲台，寸步不让地冲着寺内喊道：“我究竟是否说过侮辱军部的话，请查一下速记记录。如果有，我剖腹向你谢罪；如果没有，你要剖腹！”……在会后召开的临时内阁会议上，怒气冲天的寺内坚决主张解散众议院。然而，对于这一建议，即使是平日里素来支持军部的一部分大臣也持反对态度，认为这样一来，可能会导致政党与军部之间的强烈对抗，甚至可能会造成国内局势的不稳。但刚愎自用的寺内决意坚持到底，在1937年1月23日的内阁会议上，他的态度已经到了不可商量的地步。事实上，寺内的态度并不仅仅是出于对滨田演说的反弹。在军部看来，广田弘毅尽管已经成为其十足的傀儡，但毕竟大权仍握在广田手中，而广田及其阁僚中的部分成员从根子上来讲，对军部是持批判态度的。这一点从寺内要求解散议会而应者寥寥这一事实上也可以看出。军部的态度至此已经十分明确了，广田内阁已再无可利用之价值。1937年1月23日，广田内阁在政党与军部的尖锐对立下，迫于压力不得不提出总辞职。

　　作为广田内阁的后任，林铣十郎内阁仅仅维持了四个月便再次在政党的强烈反对声中灰溜溜地垮了台。1937年6月，“千呼万唤始出来”的近卫文麿终于“出山”。被军部扫地出门的广田弘毅在老朋友近卫的力邀下，再度出任外务大臣。广田第一次入阁是在1933年斋藤实内阁期间，在他的任命仪式上天皇特别对他说道：“陆军总和别国发生事端，令人非常为难。好像海军方面在努力防止这种情况，广田那边也要注意，不要引起事端。”当时广田诚惶诚恐，之后马上找来美国驻日大使格尔，表示改善日美关系是他外交政策的基础。他还对原田熊雄表明他的决心：“在这五、六年间不能对外酿成事端，首先有必要改善对华关系，哪怕只有一点也好。”在之后的冈田内阁，广田留任外相，未改初衷。在1935年1月25日召开的第六十七届通常国会上，政友会的芦田均在质询中问道：“政府对目前的国际形势过于乐观，广田外相主张的‘协和’外交的实质是什么？有什么具体政策？”广田回答说：“虽然说未来会有战争，但至少以我今日之信念，相信在我外相任内决不会发动战争。”非常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他这次担任外相期间，日中间爆发了全面战争（从“卢沟桥事变”发展为“华北事变”，进而发展为“支那事变”），发生了南京大屠杀事件。广田在他从卢沟桥和南京经过巢鸭（位于东京的战犯监狱）走向坟墓的泥泞道路上留下了自己的脚印。

　　广田在1938年5月第一次近卫内阁改组时将外相之职让给了宇垣一成，但实际上他作为外相的气数在这一年1月16日发表“日华声明”（第一次近卫声明）时就已经到了尽头。这个声明提出“两个放弃”，即放弃不扩大日中战争的方针和放弃通过外交手段解决日中间问题的方针，广田选择了一条自我毁灭的道路。广田作为政治家对此应负的责任是无法估量的，“两个放弃”的提出使得日中战争全面化、泥沼化，使日本更深地陷入国际孤立。而且作为这个时期的特征，只要中国与主要国家没有一起反击日本，日本没有必要选择这种不计后果的政策。可见日本对中国是端着肩膀，趾高气扬，要求对方采取低姿态，而自己毫不让步。现地的军队更是这种心理。国际社会原本对日中战争持观望态度，对日本采取绥靖政策，不想刺激日本。日军攻陷南京，在南京进行进行大屠杀，而且宣布放弃与蒋介石的国民政府的外交交涉，使国际社会改变了对日本态度。

　　对于“卢沟桥事变”，中国政府根据国际联盟规约第十、十一、十七条，就日本的战争行为向国际联盟提出上诉，使问题国际化。1937年9月13日，国际联盟第十八届大会接受中国上诉，并列入大会讨论议题。外务省于15日发表声明称：日本已经退出国际联盟，因此不便对国际联盟的讨论内容发表评论。但是中国的上诉与事实严重不符。国际联盟接受上诉说明联盟没有正确认识东亚事态，因此国际联盟的介入将使事态进一步恶化。日本政府对于本次事变的处理方针是，坚持现地解决，不扩大事态，日本的真实意图在于要求中国政府作出反省，放弃排日政策，从根本上改善两国关系。

　　日本最终选择了放弃不扩大方针，使战争长期化，因此必须通过处理这次事件来制定出根该国策。从表面上看，这只是一场“事变”，而实际上是日中间全面战争。以此为转折点，日本开始制定战时体制，而另一方的中国没有利用“卢沟桥事变”强调“保卫祖国，全面战争”。

　　在战局方面，近卫内阁将战争由华北扩大到华中。日本在国际上找不到一个友好国家，成为亚洲中的孤岛。不祥的前兆开始出现。根据国际环境和战局的发展趋势，政府制定了“支那事变处理纲要”，提出希望通过第三国从中斡旋，与中国进行外交交涉。但是12月30日，日军攻陷南京后，这一纲要即被束之高阁。同时发生的南京大屠杀事件，成为日本陆军历史上最大的污点，日本因此成为国际社会指责批判的对象，这个孤岛开始被潜在的敌国包围起来。1938年1月16日，广田会见德国驻日大使迪尔库森，感谢德国长期以来在日中间斡旋，同时通告了今后日本对华不再进行外交交涉的决定。正午时候，政府根据内阁秘密起草提出的对华声明案，发表了与中国断交的声明（即“帝国政府今后不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近卫第一次声明）。这个政策是日本外交史上最大的失败。

　　这份对华声明中称：“帝国政府在攻陷南京后尚给中国政府留有反省的最后机会。然而国民政府不理解帝国政府之真诚心意，大肆策划抗战，内不察人民涂炭之苦，外不顾东亚地区和平之大局。帝国政府今后不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而期待真心与帝国进行合作的中国政府的产生，改善两国关系，届时帝国政府将对新支那的建设提供合作。帝国政府从来的尊重中国领土完整和主权以及各国在支那权益的方针没有丝毫改变。如今，帝国政府愈发深感对东亚和平责任重大，希望国民为实现这一任务更加发愤图强。”

　　1938年1月22日，第七十三届通常国会召开，近卫首相和广田外相在演说中都提到了这个帝国声明。近卫声称“不用说，以日满支三国牢固的合作关系为基础，确立东亚地区的永久和平，为世界和平做出贡献，这是帝国不变的国策。不久前，政府针对不思反省的支那国民政府提出不再以其为对手的方针，也是为了实现不断增强与各国友好关系的国策。”

　　广田外相则称：“德国曾向帝国政府提出过作为日中两国间的桥梁进行斡旋的好意。依此，为给国民政府以最后的反省机会，帝国政府为解决事变特提出以下四项条件：其一，支那政府必须放弃容共、抗日、抗满政策，与日满一起努力共同防共；其二、在有必要的地区设立非武装地带，且在该地区建立特殊机构；其三，日满支三国间缔结紧密的经济合作协定；其四，支那对帝国作出赔偿。这四项要求是帝国政府认为绝对必要的最小限度的要求，切望国民政府尽快依此条件求和。但是该政府对东亚局势视而不见，无视中国政府的宽容和德国政府的好意，没有拿出虚心坦怀、诚恳乞和的态度，事态发展至今也没有作出什么诚恳的回答。国民政府这样的态度等于是置帝国政府给他们的最后机会而不顾，使帝国政府感到等他们反省是不可能的。因此帝国政府才在16日发表了不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声明。”

　　这样的声明是在国际联盟已经就日军空袭作出指责决议，认定日本的战争行为违反九国公约和巴黎不战条约、并且日军在南京进行了大屠杀的行为为国际社会所知的情况下作出的。18日帝国政府作出补充声明，言语之中毫无宽容、博爱以及文化上的精练与睿智，真可称得上是“语言屠杀”。日本政府把语言都作为武装，并用语言的刀刃砍向中国。声明宣称不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这比不承认国民政府还要恶毒，是想彻底抹杀国民政府。虽然如此，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也不是宣战公告，完全是想在不宣战的情况下抹杀代表一国国民的政府。这种作法完全是对他国残酷无礼的行为。1938年5月29日，近卫以广田在“近卫宣言”中所犯的失误为由将其解职。广田弘毅就此结束了其为日本法西斯军国主义奔波卖命的政治命运。
 

　　因为被判极刑的七个人当中只有广田是文官，所以为他鸣不平的声音占了大多数。但是从两个方面看广田应算得上是现行犯。第一是他没有阻止一不做二不休的军部，反而走上他们的道路。在1941年底对美英宣战之前，天皇招待阁僚和重臣一起吃饭，饭后天皇向他们征求对宣战的意见。当时首相东条英机和内大臣木户幸一在座。关于对广田的印象，天皇有如下记述：“不知是不是由于他是由玄洋社起家的原因还是什么别的原因，只有他说进行战争为好，还推荐组成皇族内阁，说应该在征求统帅部意见的基础上组阁。从他的谈话完全无法想象他曾担任过外交官。”还有一条也可说明他确实该受到极刑。比如在对华声明问题上，近卫之后又发表过第二次、第三次声明，逐渐修正政策轨道。广田不论是与军部的关系上还是在预测对自己的审判结果上，都表现出他是个一条路走到底的政治家。特别是在行刑之时，广田无声端坐，一脸漠然，坐待天命。他也没有和其他被告比较对自己的量刑。

　　对青少年时代的广田弘毅给人留下的印象是恍恍惚惚的，而狱中战犯的广田却是真实的。充满人性魅力的秀才广田，他在少年时代是一个少有的天赐之物，而作为一个文官，又落到从容坐等极刑以结束自己七十一岁生命的境地，实在令人叹息。

　　广田在担任首相和近卫第一次内阁外相时代的政治责任十分重大。广田不作任何解释正是他安身立命之道。广田的墓碑在福冈市的圣福寺内，旁边是随他自杀的夫人静子之墓。他的墓碑上刻着他的法号“弘德院殿悟道正彻大居士”。

　　广田弘毅作为甲级战犯被绞死，主要理由就是因为他签订“德日联合防共协定”和他推行国家法西斯化。但这只是表面上的理由，实际上是美国人需要绞死一个文官，杀一儆百（警示那些被判处无期徒刑和有期徒刑的文官战犯）。真该绞死的首相近卫文麿已经自杀了，木户幸一和东乡茂德等人都罪不至死；法西斯教父平沼骐一郎年龄太大，绞死他不人道；就拿广田来顶了缸。为了广田该不该绞死的官司一直打到了美国联邦法院，而且美国联邦法院居然受理这个官司！（这个远东军事法庭到底是不是“国际”的?）后来美国联邦法院勉勉强强以5比4的微弱多数表决决定：美国联邦法院无权干涉另外一个国际法庭（还知道做一些表面文章）。这才把7个甲级战犯给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