休谟

　　大卫·休谟（David Hume，1711年4月26日—1776年8月25日），苏格兰哲学家,出生在苏格兰的一个贵族家庭，曾经学过法律，并从事过商业活动。1734年，休谟第一次到法国，在法国他开始研究哲学，并从事着述活动。1763年，休谟又去法国，担任英国驻法国使馆的秘书，代理过公使。1752年至1761年，休谟曾进行过英国史的编撰工作。休谟的主要着作有：《人性论》《道德原则研究》《人类理解研究》《宗教的自然史》等。他是苏格兰的哲学家、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是三大英国经验主义者之一，他被视为是苏格兰启蒙运动以及西方哲学历史中最重要的人物之一。

　　

　　大卫·休姆（David Home）（后来改名为休谟〔Hume〕）在1711年4月26日（儒略历）生于苏格兰爱丁堡的一座公寓里，父亲是在宁威尔区（Ninewells）担任律师的约瑟夫·休姆、母亲是法尔科内夫人。休谟在长大后偶尔也会回到宁威尔区的老家居住，他在1734年将名字从休姆改为休谟，因为英国人很难以苏格兰的方言正确念出休姆这个名字。休谟在年仅12岁时就被家里送到爱丁堡大学就读（当时正常的入学年龄是14岁）。最初休谟打算从事法律职业，但不久后他发现自己有了“一种对于学习哲学和知识以外所有事物的极度厌烦感，当我的家人想像我正在阅读屋埃特和维尼阿斯（两位当时著名的法学家）时，我实际上却是在阅读西塞罗和维吉尔的著作。”休谟对于大学里的教授都不抱好感，他曾在1735年告诉一名朋友说：“你根本不能从教授身上学到任何东西，那些东西在书里都有了。”

　　在那个时代，一个贫穷的苏格兰人能选择的生涯途径相当少，休谟面对的是成为家庭教师或是成为商人的职员这两个选项，他最后选择了后者。

　　1734年，在于布里斯托经商数个月之后，休谟前往了法国安茹的拉弗莱舍（La Flèche）旅游，在那里休谟经常与来自Prytanée军事学校的耶稣会学生进行哲学讨论，勒奈·笛卡尔也是这所学校的毕业生。在那里定居的四年中休谟替自己订下了生涯计划，决心要“过着极其简朴的生活以应付我那有限的财

　　产，以此确保我的独立自主性，并且不用考虑任何除了增进我的文学天分以外的事物。”在法国定居时休谟也完成了《人性论》（A Treatise of Human Nature）一书，当时他年仅26岁。虽然现代的学者们大多将《人性论》一书视为是休谟最重要的一本著作、也是哲学历史上最重要的著作之一，但此书刚出版时并没有获得多少重视。休谟在记载到当时自己缺乏大众重视时这样写道：“媒体对这本书的反应是一片死寂，甚至连对那些狂热的读者群都没有半点交代。不过我本来就养成乐观而开朗的个性，很快就从这样的挫折里站了起来，并继续在乡下努力的进行研究。”他继续写下了《人性论摘要》一书，但没有写出自己的名字，他试着缩短并精简他之前的冗长著作以吸引更多读者，但即使经过这样的努力，他依然没有成功使《人性论》一书重获重视。撰写《人性论》的艰辛过程使得年轻的休谟近乎精神错乱，为了回复正常的思考能力，休谟决定暂时返回平凡生活。

　　在1744年出版《道德和政治论文集》（Essays Moral and Political）一书后，休谟申请担任爱丁堡大学的“伦理学和精神哲学”系所的教授，但被大学拒绝。在1745年詹姆斯党叛变的时期中，休谟成为当时被官方形容为“疯子”的安那代尔侯爵（1720-1792）的家庭教师，这份工作只维持了一年左右便结束。不过，也是在这段时间，休谟开始撰写他的历史巨作《大不列颠史》（The History of Great Britain）一书，这本书的写作持续了15年，写成时已超过了一百万字，最后从1754至1762年间分成六册发行。在这段期间休谟参加了由詹姆斯·伯尼特（James Burnett）创办的教规门讲会（Canongate Theatre），借此也认识了其他许多当时在爱丁堡的苏格兰启蒙运动哲学家。从1748年开始他担任了圣克莱尔将军的秘书长达三年，同时一边撰写他的《人类理解论》一书（An Enquiry concerning Human Understanding），然而和前几本书一样，这本书在当时出版时也没有获得重视。

　　这时休谟遭到教会指控为异端，休谟的一名年轻朋友以教士身份挺身替他辩护，主张休谟身为无神论者是属于教会管辖的范围之外。尽管后来休谟被判无罪，格拉斯哥大学仍然拒绝了休谟担任哲学教授的申请，这可能也是因为另一名正大力批评休谟形而上学的哲学家Thomas Reid刻意阻挠所造成的。依据休谟的自传，要直到他在1752年回到爱丁堡后“爱丁堡大学才让我成为他们的图书馆馆长，担任这个职位只能获得很少的薪水，但却让我有机会接触一个这样庞大的图书馆。”爱丁堡大学图书馆的丰富资源使休谟得以继续他在《大不列颠史》上的研究。

　　休谟最终以一个评论家和历史学家的身份闻名，他庞大的《大不列颠史》一书叙述了从撒克逊王国到光荣革命的历史，这本书一出版便成为畅销书。在这本书里休谟将政治体制下的人民形塑为一种文化习俗的产物，这些人传统上倾向于服从既有的政府，只有在面对无法确定的情况时才会寻求改变。从这个观点来看，只有宗教的差异才能使人偏离他们的日常生活、开始关注政治的事务。

　　休谟早期写下的论文“论迷信与宗教”就已经立下了几乎所有他之后有关宗教历史的著作根基。在休谟那个年代，想批评宗教信仰的人仍然必须抱持谨慎的态度，举例而言仅在休谟出生的15年前，一名18岁的大学生Thomas Aikenhead只因为评论基督教是“胡说八道”便被教会起诉，最后还被定罪以亵渎罪名处以绞刑。因此休谟也是只以转弯抹角的方式表达他的理论，大多是以虚构的角色在对话录中呈现。休谟一直没有承认自己是《人性论》一书的作者，直到1776年他去世的那年为止。他的论文《论自杀》和《论灵魂不朽》，以及他的《自然宗教对话录》（Dialogues concerning Natural Religion）一书都是在他死后才出版（分别在1778和1779年出版），这些著作也都没有注明休谟或是出版商的名字。休谟为了掩藏自己作者身份而做出的这些安排也使得今天学者们对于休谟究竟是自然神论者或是无神论者仍有极大的争议。不管如何，在当时有关休谟是无神论者的传言的确使得休谟求职时四处碰壁和受阻。

　　休谟曾向朋友提及一次他在偶然间被“转化”为基督徒的过程：当他前往监督自己新居建筑工地的途中跨过爱丁堡市中心一片刚干枯的湖泊时，他不小心滑入了泥沼中，由于身型肥胖而爬不出来被困在了那里。这时一些卖鱼妇人刚好路过，看到了休谟的窘境，但她们很快便认出他是那位知名的无神论者，于是拒绝救援他，直到休谟答应要成为一名基督徒、并且被迫在泥沼中朗读主祷文和信经之后，这些壮硕的卖鱼妇才将他拉起。休谟事后向朋友开玩笑道这些卖鱼妇是“他所遇过最聪明的神学家了”。

　　从1763年至1765年间休谟担任巴黎的哈特福伯爵的秘书，在那里他受到了伏尔泰的钦佩并且被捧为巴黎社交圈的名人。同时他也认识了让-雅克·卢梭，两人最初成为要好的朋友，但最后因理念不合而分散。休谟这样描写他的巴黎生活道：“我真的时常想回归爱丁堡那平凡而粗糙的扑克牌俱乐部…以矫正并缓和这段时间以来那么多的感官刺激。”在1768年休谟回到爱丁堡定居。到了1770年左右，随着德国哲学家伊曼努尔·康德夸赞是休谟让他从“教条式的噩梦”中觉醒，休谟的哲学著作开始获得大众的注意，也是在那之后他才获得了他一辈子都没有获得的声誉。

　　詹姆士·包斯威尔在休谟去世的前一周拜访了他，休谟向包斯威尔透露他坚定的将人在死后还会有来生的理论视为“最不合理的迷信”。休谟替自己写的墓志铭是：“生于1711，死于[……]—空白部分就让后代子孙来填上吧。”休谟在1776年去世后被埋葬在他生前所安排的“简单的罗马式墓地”，地点位在爱丁堡卡尔顿山丘（Calton Hill）的东侧，俯瞰山坡下他位于城内的老家。

　　

　　《人性论》是休谟的哲学著作，写于1732～1736年，全书3卷，1739年后分卷出版。

　　《人性论》全书分三卷，分别是“论知性”、“论情感”和“论道德 ”。正文前有一篇简短的“引论”，主要说明了人性科学的重要性和意义。第一卷“论知性”的主题是认识论，主要说明了知识的起源、分类和范围，人的认识能力和界限，以及推理的性质和作用等认识论的内容。第一卷是《人性论》中最重要的部分，是其他部分的基础，包含了休谟对哲学的主要贡献。

　　第二卷“论情感”是第一卷的继续，其主题是情感的起源、性质和活动，并为下一卷关于道德问题的讨论打下基础。其中对意志和自由的讨论有相对的独立性。

　　第三卷“论道德”是在前两卷基础上对道德问题的全面阐述。其中第一章论述了道德的基本原理，属于伦理学的内容；第二章讨论“人为的德 ”——既是伦理学的内容，也是政治学的内容；第三章讨论的是“自然的德”。

　　《人性论》是休谟一生中最重要的著作，对于人类思想史具有独创性的理论贡献。休谟思想中最重要的方面都在这本书中进行了阐述，如关于人性的三个假设，有关自私和同情的看法，有关社会秩序和制度正义的看法等等。

　　休谟所处的时代是英国资产阶级“光荣革命”结束、产业革命刚刚开始的时代。在这一时期，英国的资产阶级已经上升为统治阶级，它既要维持同封建贵族的联盟，同时又要加强对劳动人民的统治。英国资产阶级也要对本阶级内部关系进行适当调整，以适应本阶级内部发展的需要，还要防止封建势力的复辟。资产阶级的进步性与保守性交织在一起，这一阶段资产阶级思想的代表人物就是休谟。

　　休谟总结了自笛卡儿以来近代西方哲学的成果，其最直接、最重要的贡献是推动了康德批判哲学的形成。休谟的哲学在西方哲学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它不但作为西方哲学史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而且以其深刻的思想和丰富的内涵极大地影响着现代西方哲学的发展，是许多哲学思潮和观点的理论来源。休谟的研究能力、深刻见解和道德品格赢得了康德的高度评价，康德曾多次称休谟为“见解高明的人”，认为“休谟乃一世罕与匹之锐利思想家”。

　　唯意志论者叔本华赞成休谟的不可知论，认为这种不可知论表明了用理性方法认识世界本质的不可能性，为把直观当作认识的普遍原则开辟了道路。尼采也特别肯定了休谟对因果推理的怀疑主义论证，把它作为否定客观因果规律性的存在，反对理性主义认识作用的一个证据。罗素也明确指出休谟的怀疑主义摧毁了一切理性的信念，为非理性主义的发展提供了温床。他认为，休谟哲学代表了近代重理精神的破产，在对理性精神的破坏之后不可避免地会带来非理性理念的爆发。他说：“整个19世纪内以及 20世纪到此为止的非理性的发展，是休谟破除经验主义的当然后果。” 休谟对19世纪以来西方哲学思想史的发展影响极大，可以说没有休谟就没有康德；没有康德就没有德国古典哲学；没有德国古典哲学，便没有马克思、恩格斯的马克思主义。

　　当历史进入20世纪，随着西方哲学的发展，休谟哲学得到了更广泛的重视。人们发现，虽然休谟是18世纪的哲学家，但是他提出的许多问题实际是现代的问题，他的一些观点和方法对于处理当今哲学的复杂问题仍然有重要的意义。尤其在经验哲学方面，休谟比以往任何哲学家更彻底、更全面地考察了经验知识的内容，揭示了它的内容、局限和内在矛盾，因此，休谟对于后来的实证主义、实用主义、新实在论等主张以经验为基础的各类哲学的发展都有深刻的影响。

　　休谟哲学不仅属于他所生活的那个时代，而且属于从那个时代起至今的整个西方哲学。不论后人对休谟哲学的瑕瑜有何评说，都不能否认它对人类哲学思维的进步所做出的贡献。休谟正因其哲学的价值而被纳入西方哲学有持久而深远影响的伟大思想家之列。

　　

　　艾耶尔（1936）在发表他知名的逻辑实证主义时这样说道：“我在这篇论文里提出的观点是源自从贝克莱和休谟的经验主义衍生出的逻辑结论。”

　　伯特兰·罗素（1946）和Leszek Ko?akowski（1968）都将休谟视为是实证主义者，认为知识只有可能是从对于事件的观察上衍生而出—从“对感官的印象”或是“感觉的数据库”里得出，同时其它任何不是透过观察经验而得的知识都是“毫无意义的”。

　　阿尔伯特·爱因斯坦（1915）写到当他在构思狭义相对论时便是受到了休谟的启发。

　　卡尔·波普尔（1970）指出虽然休谟思想中的理想主义在他看来是对于“常识的现实主义”（common sense realism）的有力反驳，而且他也认为常识的现实主义是个错误，然而他后来发现休谟在本质上其实也是一个常识的现实主义者—这个发现还让他无法置信了好一阵子。

　　埃德蒙德·胡塞尔（1970）认为休谟的著作中表现出现象学的特色，因为休谟证明了一些感觉是与其他的感觉有所关联或是互相连结而形成的，这些感觉集合起来便成为一个在心灵以外的世界。

　　Barry Stroud（1977）主张休谟是一名“自然主义”者，因为休谟将人类生命中的各层面都视为是与自然相连结。他将人类放在一个有智慧的自然世界中，而不只是把人视为是一种与外界不相连的思想灵魂。

　　Terence Penelhum（1993）则认为休谟是追随了斯多亚学派、伊比鸠鲁学派，以及怀疑主义学派传统，因为休谟主张我们应该追随自然以避免思想的焦虑。就如同那希腊化时代的哲学家一样，休谟认为我们应该先了解我们自己所处的自然本质，而不是贸然进行任何哲学思考的冒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