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泽谕吉

福泽谕吉

　　他于天保五年十二月十二日（公元一八三五年一月十日），出生在大阪的藩邸。父亲福泽百助，是丰前中津（现今九州大分县）奥平藩的士族。母亲是同藩士族桥本滨右卫门的长女，名叫阿顺。他的父母一共生了两男三女，谕吉是最后一个儿子。

　　当时，各藩都在金融中心地大坂和江户（东京），设置“藏屋敷”，销售藩地生产的粮谷杂物。百助受藩命，在大坂中津藩的“藏屋敷”，担任会计的工作。他虽是一个俸禄微薄的低级藩士，但却是一位廉洁自持、才学俊秀、德望颇高的汉学者。他最喜欢收藏中国的古书，恰巧在谕吉诞生那一天，得偿夙愿，购到了中国清代的上谕条例六十余册；晚上又逢麟儿出世，喜事重重，欢欣无比，于是给新生儿子取名“谕吉”。

　　但不幸终于降临这个和乐的家庭。当谕吉十八个月大的时候，年仅四十五岁的父亲就因病亡故。三十三岁的母亲，不得不带五个孩子，回到了背离十数年之久的故乡中津。此地方语言风俗和大坂有些不同。孩子们无形中和故乡的小朋友们起了一层隔阂，只好自家成为一个小天地，生活在其中。他们虽然过着寂寞穷苦的生活，家风倒是纯直而和平的。

　　幼小时候的谕吉，饱受身份差别的屈辱，备尝家计贫困的痛苦。但这些丝毫无损于他天生豁达的个性。举例说：谕吉要上街购买酒、油、酱油时，不像其他小士族的子弟用手巾遮掩头脸，在夜间出去购买。他不但不蒙面，腰间还带着两把刀，提着酒壶，白昼也昂然上街去买，而不以为耻。他认为一个人光明正大用自己的钱买东西，没有什么不该，也没有甚么羞辱可说。从这个小地方，我们可以窥见他日后倔强的精神。

　　谕吉年少时居家，常制作手工艺品，换得糊口之资，贴补家用，无暇读书识字。一直到了十四五岁，才开始学习汉书（中文书籍）。从此以后，才华渐露，进步神速。他具有豪迈不羁的性格，爱好自由的生活，对事物的观察又细密入微。他自幼生长在门阀观念极为浓厚的社会环境里，十分厌恶这种生活，希望早日离开中津，摆脱门阀制度的枷锁，另谋发展。二十一岁时，他如愿以偿，到长崎学习兰学（西学）。

　　他去长崎的那一年（安政元年，1854年），日本与美国缔结了和约。在前一年（嘉永六年），美国海军军官柏里（M. C. Perry）率领舰队，驶进日本的浦贺港，不但惊醒了德川幕府二百余年的锁国美梦，也启开了明治维新王政复古的端倪。日本在厉行闭关自守政策的时代，只有长崎一地可和荷兰通商。当时学习医学或学术，都需要研读兰学原著。兰学可说是日本人接触西学、吸收西方文化的一个开端。谕吉在长崎修业期间，寄居于术家山本物次郎的家里做食客，半工半读，勤勉苦干，学习兰学也颇有心得，深获山本的器重；山本甚至想收他作为养子。这是谕吉毕生事业活动的开端。

　　但这样一来，反而引起在那里共同修业的同藩“家老”（家老是家臣之长，是日本封建时代的一个较高门阀阶级）之子奥平壹岐的嫉妒，逼得谕吉不得不离开长崎。但谕吉并不因此而意气用事，经过三思之后，决心到江户去闯天下。在旅途中，他历经了千辛万苦才抵达大坂。那时，谕吉的大哥三之助承袭他先父的职司，在大坂中津藩的“藏屋敷”工作。谕吉虽向他的大哥表白游学江户的心愿，但终于听从三之助的劝导，决定留在大坂，拜绪方洪庵为师，研习兰学。

　　当时，绪方洪庵（1810-1863）是一位兰学大家，也被尊为荷兰医学的专家，悬壶于大坂。他开设的家塾叫做适适斋塾（简称适塾），是当时日本首屈一指的兰学塾。塾里经常有学生一百人左右，前后就读于该塾的已超出千人以上。门生人才辈出，多有建树。谕吉于安政二年（1855年）三月，进入适塾就读。这是他按部就班，正式从师学习兰学的头一遭。在这以前，从没有固定的业师，多半单靠自己的努力，偶然获得别人的指点而已。从此以后，一直到安政五年受聘到江户担任教职之前，焚膏继晷，潜心钻研，自不在话下。不久，他被擢升为塾长。

　　在绪方塾，学问上的切磋，使得谕吉大放异采，崭露头角。同时，在待人接物方面，他也得到磨练的大好机会。安政三年初春，谕吉因为看护一个学友，自己也不幸感染了伤寒。多亏洪庵先生亲自按脉诊病，另一位医师处方，悉心照拂，使得很快康复如初。据说医师诊治自己子女的重病，往往拿不定主意。洪庵先生当时邀请另一位医师会诊，就是这种父母心肠的表露。洪庵先生对学生像父母对子女般的爱护和照顾，使谕吉深为感动，所以他日后开办私塾时，也深爱他的门生，常以金钱物品接济家境贫困的学生。遇到学生久病初愈回到学塾，其欢慰逾常的神态，有如迎接生还的己子一般。

　　谕吉侍奉恩师和师母，始终如一；洪庵夫妇作古之后也是如此。明治十九年（一八八六）他到大坂扫墓，一抵达大坂，便匆忙上绪方府的墓园，卷起裤脚，用草绳当作刷帚，婉谢随行人员的帮忙，亲手把墓碑洗刷干净才叩拜。从这一则小故事，我们可以知道洪庵先生为人师表的伟大，同时也可以看出福泽先生做人的态度。他祭扫父母的坟墓也一样，从清扫至上香，完全亲自料理，不假人手；在家里，开启佛龛的门扉和奉献供物种种，都自己做－－这就是否定宗教的谕吉本人的行为－－只有注意到这一层，我们才能确切了解不关心宗教的他的生活。

　　谕吉在适塾修业期间，德川幕府的封建体制，急转直下，摇摇欲坠；列强的势力步步紧逼；地方上的各藩也纷纷以大藩为中心，斥责幕府的专政。他们认为政治的动摇，启端于外国问题。这个问题是迫使时代变迁的基本动力。各藩为了自卫，为了准备应变，为了研究学术和了解国内外情势，往往需要奖励洋学的研究。江户奥平藩也不例外。

　　安政五年（1858年），谕吉二十五岁那一年，他接受奥平藩的征聘，到江户教授兰学。江户是幕府政治财经的枢要所在；处身其境，自然能够密切观察社会舆论的动向，注视局势的演变。这对于谕吉的一生，具有划时期的重要意义。这所初具规模的兰学塾，设在江户驻地的铁炮洲地方。它就是后来谕吉所创的庆应义塾的肇始。

　　谕吉认为大阪的学生在学问方面，所向无敌。这一次自己是以教师的身份来到江户执教的，因此颇为自负。事实上，他曾经利用机会，试探过当地兰学大家的学识，证实了平日所信的并不虚妄。谁知道，第二年（安政六年），他到横滨观光的体验，对他无疑是一次残酷的当头棒喝，使他从自我陶醉中醒悟过来。当时横滨依据日本与列强订立的五国条约（安政六年），开辟为通商口岸之一，与外国人交易。他走遍街上各个角落所看到所听到的，商店的招牌也好，瓶上的商标也好，或和别人交谈也好，语言一窍不通。这对他好像是晴天的霹雳，觉得数年来苦读兰学的努力，尽付东流。他即刻猛省到，兰学已不能迎合时代的潮流。此时要补偏救弊，唯有立志勤学英语一途而已。于是，他又开始废寝忘餐，读起英语来。因为多方求教适当的老师未果，不得不依靠仅有的兰英对译字典和兰英会话等书，跟另一个朋友埋头共读。这样开始学习之后仅历半载，他有第一次极好的机会，随幕府的使节前往美国。

　　安政六年冬，德川幕府依据日美通商条约的规定，决定派遣军舰咸临号，护送使节到美国华盛顿，交换商约。这是日本开国以来空前的壮举。谕吉经过朋友的推介，获得舰长木村摄津守的准许，做为一个随员，终于能够成行，到了旧金山和夏威夷等地。但这一次放洋，随员的职务繁忙，除对美国外表的文明感到愕然之外，没有太多见闻的机会，未能引起思想上重大的变化，仅仅携带一部韦伯斯特大辞典回国而已。这是日本人输入这种辞典的开始。

　　回国之后，谕吉接受木村摄津守的推荐，受雇于幕府“外国方”（即外交部），充任译员，翻译与外国往来的公文。当时，外国机关送达日本政府的公文，有添附荷兰文的惯例，因此常有机会对照学习英兰两国文字，颇利于英文的研究。不久，谕吉废除了家塾的兰学，改授英文。学生人数与日俱增，但充为一所英文学塾，仍然微不足道。

　　谕吉从美国回来之后第二年（文久元年，一八六一），和藩士的女儿锦女士结婚。同年十二月，谕吉又得到了一次游欧的机会。当时日本的国内情势，摇撼不定；因此，依据五国条约开辟港市的规定，有些部分无法实施。为了要和各国直接交涉，幕府决定派遣使节到欧洲。谕吉被任为一名译员，参加此行。

　　这一次旅欧，对谕吉的思想生活具有重大的意义。他所以能够洞察文明和国家社会的关系，固然得力于平日的学习，但更有赖于这次旅游的经验。贯彻他的思想的爱国精神，似乎也渊源于此。这一次赴欧，他对于社会经济各种问题，诸如医院的经营、银行的业务、邮政、征兵法规、政党、舆论或选举等问题，都能做比较深入的了解。旅行一年期间，所见所闻，没有一样不是新奇的。和上一次在美国只观察到表面壮观的情形不同，这一次谕吉已能留意到欧陆各国内部的观察，并作详尽的笔录。这次幕府派遣使节访欧，并没有什么收获，但一行中偶然有谕吉参加，这对日本后来的发展，却有非同小可的影响。回国之后，他根据这些笔记资料，另参考原书，撰写了《西洋事情初编》（庆应二年，一八六六）。这部书好比一座警钟，敲醒了民众的蒙聩，启迪了无知的社会对先进文明国家的认识，甚至深刻地影响维新政府的政策。这部《西洋事情》共十卷（一八六六～一八七〇），发行部数约有二十五万之谱。忧国爱民的人士，几乎人人一部，把它当作金科玉律一般看待。但它的价值，不只在介绍欧西文物而已。此书是第一部谕吉呕心的杰作，充满着睿智的表现，显示谕吉的思想体系初告成立。

　　谕吉自欧洲归国后，国内的情势丕变，主张攘夷论者日趋猖獗。倡导开港论者被视为“神州的盗贼”，暗遭袭击的事件，迭出不穷。为了避免惹祸，谕吉只好埋首于译著工作。同时因时势所趋，一般人对英语的需求日益殷切；谕吉所办的家塾是江户唯一的英文学塾，学生与日俱增。为了整顿兰学塾紊乱的旧态，把它改设为学生的“修养所”，谕吉从故乡邀请小幡笃次郎等数位青年到江户，共同经营塾务；谕吉又不忍心让这几位青年虚掷宝贵的求学时光去抄录兰书以获得生活的需要，只好自己勉为其难，用自己从事译述所得的稿费养活他们。从这里我们也可看出谕吉的为人。

　　庆应三年（一八六七），谕吉随从幕府的军舰采购委员，再度赴美，考察了美国东部各州的都市。这前后三次的国外旅行，使谕吉深切体认到日本在国际社会上所处的地位，痛斥当时幕府的压制政策和陈腐的门阀制度。这种体验，决定了他于幕府末期到明治维新的一段转折期，在日本的文教舞台上扮演的角色。回国之后，他更致力于从事教学和译著工作，积极倡导西学，作育英才。

　　谕吉的家塾原设在铁炮洲。在庆应四年（一八六八）四月，迁到新钱座，同时取当时的年号，定名为庆应义塾。这是谕吉平生最伟大的事业的开端。他仿效欧西私立学校的常例，订定塾则，规定学费，确立课程内容，设立财团法人，锐意革新塾务。

　　谕吉主张义塾的教育方针应有两方面：有形方面，以“数”“理”为基础；无形方面，以培养“独立心”为旨趣。易言之，论事以合理为准绳，言道德则以独立自尊为立身行事的基本。如以东方的儒教主义和西洋的文明主义相比，这两者都是日本所缺乏的；欲使日本能够迎头赶上欧美各强国，除鼓吹独立精神及提倡实学之外，别无他途。塾里所用的教本，多数是谕吉从美国买回来的西学书刊。除各种辞典、地理、历史等书以外，还有法律、经济、数学等书，分发给学生研读。这是日本其他学塾望尘莫及的措施。

　　明治元年五月，上野发生战争，江户顿时陷入混乱的状态之中，市内的一切公共游艺场所，全都收市，居民也纷纷避难。义塾所在地新钱座，距离上野约八公里，没有飞来炮弹的危险。谕吉在遥闻炮声而远望硝烟的紧急情况下，依然从容地讲授美国威氏的经济学，一时传为佳话。在兵荒马乱当中，唯一能够独立其间，扶持泰西新学的命脉于不坠的，只有庆应义塾。谕吉坚忍不拔的办学精神，于此可见。

　　谕吉对于塾生品行的陶冶，也很用心。战乱平定后，塾生人数急剧增加，但多数是身历战役，刚丢弃枪械退伍下来的青年；他们性情暴躁，面目狰狞，行为狂妄，时有拔刀相向的事情发生。为了要整顿学塾的风纪，变化他们的气质，谕吉制定了简单的塾则，一面要求他们严守，一面自己也以身作则，躬行实践，期以导纳他们的生活于正轨。经过一番苦心，费尽了九牛二虎之力，学塾才归于井然有序，蔚为学术气息浓郁的学园。

　　明治四年（一八七一），义塾迁到景色秀丽的三田（今东京都港区三田），学塾地基比新钱座设塾时代，已扩充到三十倍之多；学校的诸般事业也一日千里，欣欣向荣。今天享誉于国际的庆应义塾大学，就是谕吉当年草创的家塾，经过积年累月惨淡经营所换来的辉煌成果。

　　明治三十四年（一九〇一年）二月三日，谕吉终因宿疾－－脑溢血症复发，与世长辞，享年六十八。噩耗流传所及，日本全国上下，不问识与不识，都惋悼这颗巨星的殒落。他的逝世，确是日本最大的损失；全国的报刊杂志，齐声哀痛不已。众议院也破例对谕吉发布吊词，使他身后备享哀荣。
 

福泽谕吉

　　没有独立气魄的人，总是依赖成性，为非作歹。

　　一个国家所以能够独立，那是由于国民具有独立之心。如果人人都想做官、举国上下都是老一套的十足官气，那么国家无论如何不能强盛。

　　家中没有严父慈母之别，若说严，父母都严；若说慈，父母都慈。全家相处有如朋友一样。

　　没有某事只对那个孩子讲而不叫这个孩子知道的情况。如果父母责备孩子礼貌不周，那么孩子也会笑话父母教育失策。
 

　　福泽谕吉是日本家喻户晓的人物，因为面额最大的万元日币上，印的就是他的头像，面色严肃，目光坚毅。因此有时候人们也将1万日元直接叫做“福泽谕吉”或者“谕吉”。

　　纵观福泽谕吉一生，既不是高官显贵，也不是富豪大贾，只是一介书生。他身后所遗也只仅一所大学和22卷文集，为什么在去世115年之后还能够获得如此尊崇的地位？

　　“一个伟大的思想家远比政治家重要得多，因为比起政治来，思想更持久，更有历史穿透力。”一位日本教授对《财经》记者说，“福泽谕吉因是这个国家的启蒙老师，他的思想改变了日本的历史走向。”
 

　　美国打开日本通商口岸后，面对西方先进文明，日本陷入恐慌。福泽是立足日本进步的立场，发此议论的。

　　福泽谕吉批判了以上说法。倡导学习看不见的文明精神。他尤其痛恨精神上的复古，也就是把做圣人、提高个人道德作为复兴的方法。文明的精神是群体决定的，提高群体的德智水平是关键，而非个别英雄人物。他说，自古以来的英雄豪杰，得志的极少，多数以唏嘘叹息，牢骚不平了此一生。孔孟之所以不被重用，不是周朝诸侯的罪过，而是另有不能任用他们的原因，这就是“时势”，当时人民的“风气”，也就是当时人民普遍赋有的“智德”水平。不用孔孟，是时代的趋势而已。
 

福泽谕吉

　　在历史上他是一贯主张推崇汉学的，而惟独在跟中国真正打交道以后；尤其是跟中国官场和社会有了具体接触后，福泽谕吉才正式向日本政界提出了脱亚入欧的见解；其中对他影响最大的就有梁启超先生；当是梁是在维新变法失败后陪同康有为在日本避难；福泽谕吉去专程拜访，在谈到中国国内官方和知识精英有多少人接受过西方式教育和英语能力时候，梁说最多几个人；福泽谕吉当时就慨叹：中国完蛋了，整个地完了!

　　福泽感于此，有言：相比之下，中国人抱残守缺，妄自尊大，丧失了许多发展与改变的机会，真是可惜啊！” 日本是紧张民族、严肃民族，靠着奋斗精神、合作精神才有今天。而中华民族是轻松民族、窝里斗民族，老百姓生活闲散，社会常常分裂，人群如一盘散沙，没有协作精神。我听说，一个中国人独闯天下是英雄，两三个中国人在一起就会自相残杀，中国的英雄们很难合伙做一件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