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聿明的后半生是怎么过的 台湾的杜聿明家人生活如何
新之助 2016-01-07
杜聿明
杜聿明一生最为辉煌的战绩，则是在抗战八年中缔造的。他消灭倭寇的数量虽然不及薛岳，但他面对的敌人都是日本最精锐部队，其战斗的艰苦程度和惨烈程度可想而知。
杜聿明的后半生
在监狱实行改造，杜聿明经过了一个由抵触、疑虑、沉默到醒悟、主动、积极的过程。他在长达十年的劳动锻炼中。终于认识到了自己过去为之效忠的政权的腐败与反动，感受到了中国共产党的真诚伟大。由于他的思想改造成绩在管理所中名列前茅，他被列入了第一批战犯特赦名单提前获得了自由。1959年12月4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颁布(1959)最高法特赦字第1号通知书，宣布对杜聿明等人进行特赦，予以释放。从此杜聿明走向了新的生活。杜聿明把每年的12月4日都作为他的新生诞辰日来过，他常常对人讲：“人说‘十年一觉扬州梦’，这是青楼人的忆旧眷恋之情。我们呢，则是‘十年不见红炉炼，留得丹心报人民’。”
1959年12月13日，周恩来、陈毅等中央领导同志接见了10名特赦战犯。当社聿明向周恩来说学生对不起老师，有负老师的教导等话后，周恩来笑着说：“不怪你们学生，要怪老师没有教好。”说罢爽朗地哈哈大笑起来。杜又向陈毅副总理检讨说：“我在淮海战场刚刚被俘时，老总要见见我，我当时抱着与共产党誓不两立的反动立场，拒不见面，确实是顽固透顶，应该罪加一等。”陈老总摆摆手，笑着说：“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吧!”杜聿明还会见了许多黄埔同学，特别是见到了陈赓，陈对他说的那一段话，使杜聿明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陈说：“我们从黄埔到大革命时是团结的革命的，由于革命形势向纵深发展后，我们分开走了两条截然不同的道路，以致兄弟阋墙，打来打去。现在我们终于又合在一起了，就应该团结走到底。永远不再分开了。”陈赓对杜聿明此说，实际是对所有黄埔学生人生际遇和理想归宿、和好如初的最好概括。
周恩来还指示有关部门对被特赦人员的工作、生活、劳动、学习、参观作好安排。杜聿明到北京郊区的红星人民公社劳动锻炼了一年。劳动锻炼期间，每天半天劳动，半天学习，他心情舒畅，生活自由自在，节假日还可以进城办事、探亲访友。充分享受到了新中国一个公民的全部政治权利和人身权利。
1960年4月的一天，北京市民政局突然通知杜聿明，要他参加接待外宾的宴会。杜聿明接到通知后感到有些紧张，因为他出狱后除了特赦时管理所每人发的一套布棉服外，还没有来得及添置新衣服。当时已是春末夏初，再穿棉衣服接待外宾显然不合适，杜聿明担心自己着装不得体会给国家丢脸。幸好与他在一起劳动锻炼的杨伯涛有几套旧中山装，是他夫人1950年到功德林看望他时送来的。杜聿明就从杨伯涛那儿借了一套浅灰色的中山装穿上了。到了人民大会堂宴会厅，杜聿明才知道，是周恩来和陈毅宴请英国陆军元帅蒙哥马利，指名要杜聿明作陪。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蒙哥马利是非洲战区地中海战场的指挥官，杜聿明是中国战区中缅战场的指挥官，彼此知名，互相倾慕。蒙哥马利在与杜聿明的交谈中了解了中国共产党对被俘国民党将领的改造政策，颇为赞赏。在宴会休息时，陈毅看了看杜聿明穿的衣服，微笑着说：“老杜，你这身衣服挺好!”杜聿明腼腆地回答说：“陈老总，这是我借来的。”陈毅听了哈哈大笑。杜聿明归来与同伴谈起这件事时，深感党和政府对他们这些前国民党将领仍然是尊重的，有适当机会还让他们出头露面。
海峡对岸的杜聿明家人生活状况
1948年秋，杜聿明从葫芦岛指挥国民党军队撤退完毕，刚刚回到北平寓所弓弦胡同，就接到蒋介石要他去执行“徐蚌会战计划”的命令。由于冯治安部何基沣、张克侠率部起义，加之杜聿明从傅作义那里知道蒋介石至今未将主力撤到蚌埠附近，换言之，所谓会战计划已经流产，于是围绕去不去徐州的问题，杜聿明徘徊不定。曹秀清见状说：“你不是有病吗，就说是需要在医院治病。”杜聿明苦笑道：“现在是战亦死，不战亦死，我还是以服从为天职吧。”这样，杜聿明只在北平住了一天，翌日即飞南京，继而开赴徐州，用他自己的话说，最终“以赴刑场之心情上了战场”。
淮海战役酣战之中，杜聿明的母亲高太夫人年届七十。为了激励这位徐州“剿总”副司令在前方替摇摇欲坠的蒋家王朝卖命，蒋介石下令在上海为杜母隆重祝寿。适逢祝寿前夕，国民党徐蚌战场首开败局，蒋介石惶恐之中，既无心为败将之母大摆筵席，又不便在众目睽睽之下收回成命，于是在国民党军队炮火的哀鸣声中，南京政府在上海为杜母点燃了红烛。
曹秀清是寿辰盛典的主人，80年代初我们采访她时，她拿出当年国民党《中央日报》记者拍摄的照片，指着堂屋正中的“寿”字和两旁国民党军政要员题赠的贺联说：“这些都是在演把戏，你们看照片上的人，几百人当中没有一个不是愁眉苦脸的。”“最发愁的恐怕就是你了。”我们指着照片上的曹秀清，“你闭目而坐，仿佛是在为丈夫的命运虔诚祈祷。”曹秀清笑道：“我不算最发愁的人，蒋经国比我更发愁。他连相也不愿意照，走来就问我：总统的礼物送来没有?我说没有收到总统的东西，结果第二天蒋经国派人送来三千元金圆券。”
1949年初，淮海战役结束，国民党徐蚌战场最高指挥官杜聿明被俘。曹秀清闻讯即从上海赶到南京，要求见蒋介石。她本以为蒋介石会好言宽慰她几句，殊不料侍从室传话出来，“总统正在开会”。悲愤之中，她只身闯进总统府，大声疾呼：“请总统答话，请总统答话!”瞬间总统府大堂两侧有数十名“围观者”挡住去路，曹秀清行走不得，立地泣诉：“他已经病得要死，你们还要他去卖命，现在害得他要死不得死，害得我要活不得活……”
这就是当时《中央日报》披露的“曹秀清大闹总统府”事件。当我们旧话重提的时候，曹秀清说：“这还不算伤心，伤心的是我偕同杜母以及儿女们到了台湾以后。”曹秀清生了儿女六人，三男三女，大女儿杜致礼，二女儿杜致义，三女儿杜致廉;大儿子杜致仁，二儿子杜致勇，三儿子杜致严。杜致礼于1947年由上海去美国求学，1949年与杨振宁结婚，入美籍定居普林斯顿。其余儿女皆随曹秀清生活在台北。1953年，长子杜致仁赴美求学于哈佛大学。由于家庭无力提供读书费用，杜致仁不得不贷款于台湾银行，三年以后，已负债七千余元。眼见得还有一年即可毕业，台湾银行突然中断信贷，逼迫杜致仁中途辍学。好在正是暑假，杜致仁食宿在其姐杜致礼处，然后寄函台湾央求其母说，还需三千元即可领取毕业文凭，只要能够顺利毕业，所借款项，逐年还清，不在话下。曹秀清别无他法，当夜给蒋介石写了一个申请贷款三千元的报告。半月之后，蒋介石签示下达：准借一千元，分两年支付。于是，曹秀清只好将拿到手的五百元支票迅速寄出。杜致仁接到支票，大失所望，焦急之中，泪流满面，央求其姐和姐夫尽快替他找点活干，自筹学费。杜致礼和杨振宁好言劝慰，答应为其设法，杜致仁始得平静下来。殊不料晚饭之后，杜致仁回到卧室，紧扣房门，再也不曾出来。翌日中午杜致礼餐桌上不见杜致仁，赶去卧室，破门而入，才发现刚满二十二岁的弟弟已经死在床上。床下有一个空药瓶，里面的安眠药一粒没有剩。
1957年，也就是杜致仁自杀后的第二年，杨振宁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杨振宁去瑞典受奖返美未久，杜聿明的母亲在台湾去世。说来杜母也可谓有福之人，如果说蒋介石在上海为她祝寿是沾杜聿明的光，那么蒋介石在台北为她厚葬则是托杨振宁的福。“杜府”灵堂上方，高悬着青天白日满地红旗，两侧则是台湾军政大员的挽联及挽词。其间有陈诚的“懿德长昭”，有何应钦的“永播徽音”，有张群的“彤管扬芬”，有谷正纲的“母仪永昭”，还有顾祝同的“养志有贤孙避地海疆慰晨夕，享年跻上寿归真佛国奠松楸”，以及李树正的“晚景乐崦嵫回首神州成旷劫，灵旗渺洲岛慰情慈竹有多孙”……“杜府”门前早已冷清多年，现在突然车水马龙、门庭若市，搞得曹秀清莫名其妙。直到蒋介石传令召见曹秀清，她才知道，原来蒋介石要她出使美国，动员女婿杨振宁回归台湾，若能使然，则维护了“党国”利益，报答了“党国”恩典。
曹秀清是1958年初离台赴美的，不到两年，她便得知杜聿明获赦的消息。夫妇情分，归心似箭，在中国政府的帮助下，她先飞去与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的第三国，然后绕道返回北京。曹秀清所经历的一切，在夫妻团聚之前，杜聿明全然不知。悲欢离合，痛定思痛，让他刻骨铭心的，就是大儿子的英年早逝。他永远想不通，自己为了国民党打仗卖命，可是到头来蒋介石如此薄情寡义。苦闷之时，曹秀清又告诉他：“你知道吗?因为你被共产党释放了，你又写了许多文史资料，台湾骂你是叛徒呢。”杜聿明火冒三丈：“我投降的是人民，追随的是时代，只要我没有背叛真理，我就不是叛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