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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有为梁启超计划劫持慈禧 张之洞赞同变法反对康有为

山南慕北 2016-01-26
康有为

康有为
  戊戌变法是指1898年6月11日至9月21日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主的维新派人士通过光绪帝进行倡导学习西方,提倡科学文化,改革政治、教育制度,发展农、工、商业等的政治改良运动。
  康有为梁启超计划劫持慈禧太后
  “百日维新”失败之后,清政府指责康有为犯有“谋围颐和园,劫制皇太后”的罪名,并加以通缉追捕。那么,是康有为确实策划过“围园劫后”密谋,还是清廷事后的诬陷?至今令研究者费解。
  光绪二十四年(1898)的“百日维新”,以光绪皇帝被囚禁南海瀛台完全失去自由宣告结束,倡导变法维新的主将康有为、梁启超被迫逃往日本;谭嗣同、林旭、杨锐、刘光第、杨深秀、康广仁“戊戌六君子”惨遭顽固派的杀害。事后,清政府指责康有为犯有“谋围颐和园,劫制皇太后”的罪名,并加以通缉追捕。
  关于围园劫后密谋,当事人留下的史料很少。最先披露这一密谋的是清政府在处死谭嗣同等“戊戌六君子”之后,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八月十四日发布的一道有关康党罪状的上谕。然而,到底有没有“围园劫后”密谋,学术界则意见纷呈,莫衷一是,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种意见:
  其一,康梁否认。倡导变法维新的主将康有为、梁启超在公开场合从未承认过兵围颐和园的密谋。据金梁在《四朝佚闻·德宗》记载,他曾亲自问过康有为关于“兵劫颐和园事”,康有为“怫然曰:‘乌得有此?我朝以孝治天下,小臣面对,谁敢妄言?此皆荣、袁辈不学无术,藉危词以邀权势耳!’”梁启超在《戊戌政变记》卷三《政变前纪》中记载了初三日说服袁世凯勤王事,但未提到兵围颐和园,而说:当时维新党人“意上位危险,谅其事发在九月阅兵时耳”,说袁世凯勤王,“冀其于阅兵时设法保护”。在卷六《谭嗣同传》中详细记述了谭嗣同夜说袁世凯时的谈话:“初三日夕,君径造袁所寓之法华寺,直诘袁曰:‘君谓皇上如何人也?’袁曰:‘旷代之圣主也。’君曰:‘天津阅兵之阴谋,君知之乎?’袁曰:‘然,固有所闻。’君乃直出密诏示之曰:‘今日可以救我圣主者,惟在足下,足下欲救则救之。’又以手自抚其颈曰:‘苟不欲救,请至颐和园首仆而杀仆,可以富贵也。’袁正色厉声曰:‘君以袁某为何如人哉?圣主乃吾辈所共事之主,仆与足下同受非常之遇,救护之责,非独足下,若有所教,仆固愿闻也。’君曰:‘荣禄密谋,全在天津阅兵之举,足下及董(福祥)、聂(士成)三军,皆受荣所节制,将挟兵力以行大事,虽然,董、聂不足道也,天下健者,惟有足下,若变起,足下以一军敌彼二军,保护圣主,复大权,清君侧,肃宫廷,指挥若定,不世之业也。’袁曰:‘若皇上于阅兵时疾驰入仆营,传号令以诛奸贼,则仆必能从诸君子之后,竭死力以补救。’……君曰:‘荣禄固操、莽之才,绝世之雄,待之恐不易易。’袁怒目视曰:‘若皇上在仆营,则诛荣禄如杀一狗耳。’因相与言救主之条理甚详,袁曰:‘今营中枪弹火药,皆在荣贼之手,而营哨各官,亦多属旧人,事急矣,既定策,则仆须急归营,更选将官,而设法备贮弹药,则可也。’乃丁宁而去。”这就是说,谭嗣同夜说袁世凯,是要袁在九月慈禧太后和光绪帝至天津阅兵时采取反政变措施,保护光绪帝,而不是在北京搞政变,当然也就没有兵围颐和园的事。
  其二,围园劫后是诬陷康梁。持这一意见的研究者指出,如果说谭嗣同夜访袁世凯,劝其杀荣禄,代为直督,并即带兵进京,包围颐和园,则除非谭嗣同是白痴,才会说这样的话。袁世凯“新建陆军”所部只有七千人,而北洋大臣荣禄所辖,计有聂士成的“武毅军”一万三千人;董福祥的“甘军”一万一千人;宋庆、马玉良的“毅军”一万二千人,加上直隶绿营二万八千人;淮军一万二千人;练勇一万九千多人,总兵力在九万五千人以上,莫非还敌不过袁世凯的七千人?即使能够到达京师,自永定门至颐和园,将节节遭遇拦截;即使能够到达颐和园,但太后未遭劫制,皇帝先已被幽,那还谈什么救驾?那么,慈禧太后是否知有围园劫后之说呢?既然谭嗣同不曾做过这种荒谬绝伦的提议,则袁世凯何以又在他的《戊戌日记》中言之凿凿呢?论者指出,这是袁世凯迫不得已为求自保的手段。因此,高阳认为谭嗣同根本不会去劝说袁世凯带兵围园,因为这是绝对不可行的。所谓的围园密谋,只是反对派制造的谣言,杀六君子就是为了灭口。
  其三,确有密谋,证据为杨深秀上的附片。台湾学者黄彰健认为,确有围园密谋,康有为让杨深秀上折,在附片中提出要袁世凯派兵到圆明园挖金窖,可能光绪据此给袁下了旨,尽管光绪、杨深秀自己并不知有此密谋,但袁见此并印证谭嗣同初三晚所谈,以为确是让他带兵围园。康有为自编年谱也说:(八月初三)夜杨漪川(深秀)、宋芝栋(伯鲁)、李孟符(岳瑞)、玉小航(照)来慰……李孟符言,英人有七舰在大沽,将与俄战。吾未与诸公谈密诏事,而以李提摩太交来瓜分图,令诸公多觅人上摺,令请调袁军入京勤王。据光绪二十四年十月二日《申报》报道:京友来函云:八月初四日逆犯杨深秀上疏奏称,圆明园有金窖甚多,请准募三百人,於初八入内挖取。都人诧为奇异。实则与康有为谭嗣同诸犯同一逆谋耳。挖金窖是为了济练兵急需,而自八月初一起,袁世凯即奉命专门负责练兵事务。在明清两代,朝廷常用军人做工。建议光绪在召见袁时,责成袁派兵三百人入京挖金窖。杨深秀在戊戌年曾将康代拟之定国是摺及请奖陈宝箴等摺递上,都得到了光绪的谕允。新党要杨深秀八月初五日上此一附片,不过是想利用光绪对杨的信任,想骗取调袁军入京的上谕,使袁认为此次调军入京的真正目的不便在上谕中明白宣布,故借挖金窖为名,并以此使袁相信谭八月初三夜所说确为皇上所授意,而照初三日康原定订划行事。
  其四,确有密谋,证据是《诡谋直纪》及梁启超密札。维新党人毕永年在政变前到达北京,与康有为来往密切,他记有康要他参与围园密谋的日记,后存于日本,名为《诡谋直纪》。毕永年在《诡谋直纪》中详细记录了康有为是如何劝说他带兵围园的。汤志钧、杨天石见到此件后,认为这是确有密谋的可靠证据。据毕永年所记,政变前毕到达北京,康梁等正在紧张地筹划政变密谋事宜,要求毕积极参加,先是要他到袁世凯的军队中去,毕提出自己一个生人去了没法工作;后来又要求毕当袁带兵包围了颐和园后,带领壮士进园去捕杀慈禧。
  其五,确有密谋,证据并非《诡谋直纪》。房德邻考证了《诡谋直纪》,认为是毕在政变后与康梁闹翻,根据传闻写的,并不可靠。而康有为的《自编年谱》却透露了他要在北京搞政变的图谋。康有为在其生前密不示人的《自编年谱》中这样记载:八月初三日接到光绪帝“朕位几不保”的密诏后,他就和梁启超、谭嗣同等商议劝说袁世凯勤王,当晚谭嗣同即到法华寺游说袁世凯。\
  这里虽然没有说到兵围颐和园、捕杀慈禧太后,但说到要袁“率死士数百扶上登午门而杀荣禄,除旧党”,这样的举动,当然是要在北京搞政变了。如此,则兵围颐和园劫制皇太后也应该是计划中的事了,否则怎么能“扶上登午门”呢?《自编年谱》又记,在谭嗣同赴法华寺的同时,梁启超也进城到金顶庙容闳处等候消息,而他自己则留在南海会馆整理行李准备赴上海接办官报,即《时务报》。当晚有好友杨深秀、宋伯鲁、王照等来探慰,他未向他们泄漏密诏事,“而以李提摩太交来《瓜分图》令诸公多觅人上折,令请调袁世凯入京勤王。”康有为的此项建议显然是为配合谭嗣同夜说袁世凯要在北京搞政变。
  可以断定,康有为等确实有利用袁世凯兵围颐和园的计划,而不是梁启超所说仅是防备九月天津阅兵时可能发生的政变。
  围园劫后,一桩惊天大事,然而有无此事竟也众说纷纭,目前看来有的证据多一点,但即便没有,那也足以对慈禧、光绪的关系造成极大影响。
  张之洞赞同变法反对康有为
  张之洞短暂署理两江总督期间结识康有为,与康有过数度深夜长谈。那时,他的一个儿子因赏月觅诗不慎落水淹死,家人朋友劝他多找人聊天缓解悲痛。最初他很赏识康有为的才华见地,筹款1500两白银支持康有为创办《强学报》,其中500两是自己解囊。但在《强学报》创刊号中,康有为的做法引起了张之洞极大不快:康刊发不能公开的光绪帝“上谕”,并用旁注文字自诩自重。更“令人骇异”的是,刊物首页以“孔子卒后二千三百七十三年”的方式纪年,擅自“奉正朔”。这在现代国家也不合规程。《强学报》只办了3期即被张之洞叫停,两人渐行渐远。
  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冬,康有为进京,政治上就要一展身手。张之洞对他们由警惕转向担忧。他认为康所主张的“平等、民权”,“一万年做不到,一味呓语”(他们两个所理解的平等、民权,均与现代政治概念相去甚远)。但张之洞毕竟是新派人物,从未向康有为“公发难端”。他不反对变法,只是希望来一场没有康有为的变法。为阐明自己的政治与学术思想,张之洞在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戊戌年)春主持撰写《劝学篇》,一是针对康有为的“邪说”,二是针对保守官员的“迂说”。书多变法主张,经光绪帝推广产生了巨大影响。
  茅海建指出,这部写于变法前夕的《劝学篇》,因间有“非康”言论,清廷清算维新派时反助张之洞“免议”。就在“百日维新”前夕,清朝中枢有过一项重大政治举动,召湖广总督张之洞入京辅政。这一动议差点成为现实。光绪二十年(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慈禧太后重新起用恭亲王奕 ,重领军机处和总理衙门。然而奕 寿日无多。在慈禧太后及一班老臣眼中,一旦恭亲王去世,将无人制约翁同龢。翁同龢时任户部尚书、军机大臣、总理衙门大臣,是光绪帝的师傅。
  在此背景下,戊戌年三月二十九日,大学士徐桐出奏“请调张之洞来京面询机宜”,慈禧足足思考了3天。这是一个重大决定。张之洞接旨后一头雾水,四处打听“两宫”真实意图,知道自己入京后“或有大用”,却高兴不起来,推诿迁延,光绪帝则严词催促。张在惴惴不安中上了路。人在途中,沙市招商局更夫与湖南船帮发生械斗,船帮放火点着了海关,延烧到日本领事住宅。光绪帝下旨,着张之洞回归本任处理。有迹象表明,翁同龢对此旨出台施展了手段。此后北京政情大变,奕 去世,慈禧起用王文韶、荣禄、刚毅等取代翁同龢,电告张“勿庸来京陛见”。
  茅海建感叹,如果不是沙市事件突发,翁同龢不从中阻挠,张之洞应于戊戌年四月初(月底变法开始)到达北京。如果他辅政,必不会听命于翁同龢。翁、张两人只是政策分歧,并无不可解的恩怨,也许会互为推重,形成政治平衡。张将阻止康有为一派的冒进和保守派的反动,清末新政或提前实施。
  然而,历史没有“如果”。戊戌变法匆忙展开,100多天后,政变到来,血腥跟进。思想家可以超越他的时代而指引后来者,政治家则必须坚实地站在时代给他搭建的舞台上。对政治家来说,任何一种轻率的超越都有非常大的危险。张之洞毫无疑问是那个时代最重要的思想家,但不是那个时代最优秀的思想家。他不是那个时代最具实力的政治家,但又是最有远见的政治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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