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教仁为何能手握国民党大权 宋教仁之死与孙中山有关？
山南慕北 2016-01-29
宋教仁
宋教仁为何能手握大权
同孙中山相比，宋教仁虽然也有较长的革命历史，并以政治家自许，其实却更多的是个书生。他在1904年流亡日本后，先入弘文学院，后入早稻田大学攻读法政。他对欧美国家的政治、法律、财政等制度相当熟悉，翻译过《英国制度要览》、《各国警察制度》、《俄国制度要览》、《奥地利匈牙利制度要览》、《美国制度概要》、《奥匈国财政制度》、《德国官制》、《普鲁士王国官制》、《日本地方渔政法规要览》等书籍，而对国内的实际革命活动却参加得比较少(留日6年间只去过一次东北，建立辽东支部，不久就回日本了)。“当是时，先生专心研究政法、经济诸学科，为将来建设时代之需。”徐天复：《宋先生传略》，见《湖北革命知之录》，商务印书馆1945年版，第68、70页。因此，他的书本知识要比其他人多，实际经验却少一些。这是宋教仁区别于同盟会其他重要领导人的特点。
武昌起义后，“先生以破坏既始，建设必须随之，亟为建设新国家之谋”徐天复：《宋先生传略》，见《湖北革命知之录》，商务印书馆1945年版，第68、70页。。他特别注重西方国家的民主的组织形式和议事程序，以为只要把这一套搬到中国来，就是抓住了事情的根本，中国的面貌就会发生大变化。他到武汉后所做的第一件事情，便是起草鄂省临时约法。南京临时政府时期，他担任法制院院长，起草了不少法规章则。这段时间内，他的贡献主要在这一方面。
蔡寄鸥曾扼要叙述宋教仁当时的见解：“宋教仁的主张最坚决的，就是责任内阁制。他认为要建设进步的国家，必须有健全的政府，有权而后尽其能，有能而后尽其责，是之谓‘权责能’三位一体的责任内阁。这样的内阁，必须有强大的政党，又有人才，又在国会中取得大多数的议席，才可以建立起来，巩固起来。在南京临时政府成立时，他曾经提出这个主张，议会之中有好多不是同盟会的会员，都表示反对。孙中山也认为形格势禁，恐怕弄成僵局，所以宋的主张未能实现。”《鄂州血史》，上海龙门书局1958年版，第208、209页。
袁世凯继任临时大总统后，宋教仁担任唐绍仪内阁的农林总长，虽已是内阁阁员，但显然不足以施展他的政治抱负。7月初，唐内阁辞职，他也随同辞职。同月21日，同盟会本部召开1912年夏季大会，宋教仁被推接替汪精卫出任同盟会总务部主任干事，掌握了党务实权。他在这次大会上突出强调必须实行“政党内阁”，并且说：“本党对于统一临时政府内阁，已决定，如不能达政党内阁，宁甘退让;如可改组政党内阁，虽他党出为总理，亦赞助之。”《同盟会本部一九一二年夏季大会演说辞》，见《宋教仁集》下册，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409、410页。
为什么宋教仁的主张当时能在党内风靡一时，取得压倒一切的优势地位?为什么原来在同盟会内并不居最高地位的宋教仁，这时却特别引人瞩目，一跃而成国民党代理理事长，总揽了党的大权?
宋教仁的“政党内阁”主张是建立在“议会政治”基础上的，很有点学理的色彩。对西方国家那套政治和法律制度的模式，他不但熟悉，并且几乎全部接受下来。他深信：只要组成强大有力的政党，同其他政党竞争，通过选举赢得胜利，夺取议会中的多数席位，就可以按照法律程序，组成责任内阁，实现他们的全部政治主张。因此，他全力以赴地奔走的是在他看来最重要的两件大事：第一，组织一个实力强大的政党;第二，争取在国会选举中取得多数议席。
他在担任同盟会总务部主任干事后，不顾蔡元培等人的反对，立刻积极地同统一共和党、国民共进会、国民公党、共和实进会联络，合并成立国民党。8月25日，国民党正式举行成立大会，选出理事9人，宋教仁得票仅次于孙中山和黄兴。孙中山被推为国民党理事长，宋教仁担任代理理事长。由于孙中山几乎不问党事，宋教仁在党内实际上已处于总揽一切的地位。
宋教仁所以要那样积极地组成国民党，着眼点主要是为了在国会选举中多得议席。8月11日，他在五党合并的正式筹备会议上明确表示：“政党以选举为要务。”吴相湘：《宋教仁：中国民主宪政的先驱》下册，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1969年版，第202页。这一来，不仅使党的成分变得更加复杂，而且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党的性质，只满足于党在议会中的活动，大大降低了它的革命性。胡汉民对宋教仁这种做法一直很不满意，批评道：“他以为我们那时不要再秘密地做革命工作，只要到国会中去做那政治活动者就是。他为扩充国会中的势力起见，要将当时五个政党合并为一个国民党，兄弟对于他这种主张很反对，因为这样一来，把本党的革命性销蚀大半了。”“而宋先生那时不独忽略了这一个要点，而且想以选举运动、议会运动替代了革命运动，那如何行呢?”“宋遁初先生的那种主张，同志只要钻进国会去做议员，不必在党里革命，不啻为本党民元以后因政客嚣张而失败的一部分写照。”《从国民党党史上所得的教训》，见《革命理论与革命工作》，第1234、1236页。
国民党这个大党一成立，宋教仁马上把工作重点转到国会竞选活动上，力图通过选举在国会取得多数席位。他奔走湘、鄂、苏、沪等地，为国民党竞选。1913年2月1日，他在国民党鄂支部的欢迎大会上致辞说：“世界上的民主国家，政治的权威是集中于国会的。在国会里头，占得大多数议席的党，才是有政治权威的党，所以我们此时要致力于选举运动。选举之竞争，是公开的、光明正大的，用不着避甚么嫌疑，讲甚么客气的。我们要在国会里头，获得过半数以上的议席。进而在朝，就可以组成一个党的责任内阁;退而在野，也可以严密的监督政府，使它有所惮而不敢妄为。应该为的，也使它有所惮而不敢不为。那么，我们的主义和政纲，就可以求其贯彻了。”蔡寄鸥：《鄂州血史》，第225页。他在另一篇文章里充满自信地说：只要有“强有力之政党内阁主持于上，决定国是”，又将中央行政与地方行政的分划有条理地加以确定，“不五年间，当有可观;十年以后，则国基确定，富强可期，东亚天地，永保和平，世界全体亦受利不浅矣”。宋教仁：《中央行政与地方行政分划之大政见》，见《宋渔父》前编，政见，第21页。
重读宋教仁这些豪言壮语，真觉得它实在是过于天真的书生之见。宋教仁对革命是忠贞的。他在辛亥年初赴广州参加“三二九”起义时对于右任说：“成则救四万万人，败则送我一个头颅，值得值得。”《答某君书》，见《于右任辛亥文集》，复旦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239页。他争取实现民主政治的愿望也是真诚的。但他对中国的实际国情太缺乏了解了。在想象中似乎相当完美的政治设计，一进入实际社会生活，换得的常不是设计者预期的效果，甚至适得其反。当他写下5年如何、10年如何那段兴奋的话时，谁能想到，离他的惨死只剩10天了。如果袁世凯所代表的旧社会势力不但没有被触动，而且还掌握着一切实际权力的时候，单靠搬用西方民主政治的某些组织形式和议事程序，以为就可以解决中国的问题，那不是太可笑了吗?名重一时的宋教仁，其实仍是一个不懂世事的书生，这真是可叹的悲剧!
为什么宋教仁的主张当时能在党内风靡一时，取得压倒一切的优势地位?为什么原来在同盟会内并不居最高地位的宋教仁，这时却特别引人瞩目，一跃而成国民党代理理事长，总揽了党的大权?
处在旁观地位的著名记者黄远庸，当时就看得很明白：“其新者以法律为万能，但能全本抄录外国法科全书，吾国便不难立时变成黄金世界。其旧派则任有何种法律，然我曹自有我曹之窟穴，自有我曹之本领及伎俩，一切国法，弁髦视之。此二派水火之不相容。”《远生遗著》，第6页。这是对“法律万能”论的辛辣嘲讽。事实的确是这样：“任有何种法律”，对袁世凯说来，到时候都可以“弁髦视之”，使它成为一张废纸。对中国社会实际状况有更多了解的黄远庸比宋教仁看得清楚：以为“但能全抄录外国法科全书，吾国便不难立时变成黄金世界”，这只能是虚幻的梦想。
那么，为什么宋教仁的主张当时能在党内风靡一时，取得压倒一切的优势地位?为什么原来在同盟会内并不居最高地位的宋教仁，这时却特别引人瞩目，一跃而成国民党代理理事长，总揽了党的大权?这同那时整个社会思潮和社会心态有关，也可以说是民初特定局势下的产物。我和胡绳武同志十多年前在一篇文章中还曾这样写过：“造成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是当时革命党人信奉和追求的还是资产阶级共和国的理想，除了这种欧美式的代议制度外，他们确实也提不出其他更好的政治方案来。同时，还可以注意到有两个直接起作用的因素：一个是，同盟会会员中很大一部分原是留日的学生，其中最多的又是法政学生，他们学习了一脑子‘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洋教条，迷信这就是可以包治百病的‘万灵良药’;另一个，更重要的是，许多同盟会的活动分子这时已当上了议员，他们享受着袁世凯赏与的每年五千元的高额薪金，一面在议会中高谈阔论，一面沉湎于纸醉金迷的生活中，春风得意，踌躇满志。宋教仁‘议会政治’的主张也反映着这一批人的利益和要求，得到他们的全力支持。这就是这种主张能够在同盟会内取得支配地位的秘密所在。”金冲及、胡绳武：《从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见《纪念五四运动六十周年学术讨论会文选》(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402页。
宋教仁的惨死是一个巨大的悲剧，也给我们留下许多发人深思的东西。
当然，也需要说明：虽然宋教仁的主张把政党内阁和议会政治放在首要地位，但不等于说他不赞成发展实业，也不能说他在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时便放弃了民生主义。他在1913年1月8日的国民党湖南支部欢迎会上，首先强调的固然是：“为今之计，须亟组织完善政府。欲政府完善，须有政党内阁。今国民党即处此地位，选举事若得势力，自然成一国民党政府。”但在解释国民党政纲时也说道：“夫民生主义，在欲使贫者亦富，如能行之，即国家社会政策，不使富者愈富，贫者愈贫，致有劳动家与资本家之冲突也。”宋教仁：《国民党湘支部欢迎会演说辞》，见《宋教仁集》下册，第446、447页。第二天，在湖南铁道协会欢迎会上，他虽然说：“兄弟对于此道未尝学问，不敢多说。”但仍声明：“兄弟亦曾与闻其事，并极力赞成。”宋教仁：《湘省铁道协会欢迎会演说辞》，见《宋教仁集》下册，第447页。从这里可以看出，他同孙中山在如何建设民国的主要着眼点虽然显有不同，但并不是对立的。
宋教仁之死与孙中山有关？
1913年3月20日，国民党代理理事长宋教仁，在上海沪宁火车站遭遇阴谋暗杀。回顾历史，在同盟会及国民党内部，宋教仁是最早反对党魁孙中山的一个人。但是，他既没有像章太炎、陶成章等人那样公开站出来进行挑战；也没有像张百祥、刘公、孙武、焦达峰等人那样，另行组织共进会自行其事；而是与谭人凤等人一起，局限在同盟会内部对孙中山实施架空虚置。等到辛亥革命胜利之后，宋教仁一方面在国民党内部继续对理事长孙中山实施架空虚置；另一方面又打算在国民党占据较大优势的议会中，通过议会政党的责任内阁，对大总统袁世凯实施同样性质的架空虚置，以实现自己充当实权总理的政治理想。宋教仁所从事的政治活动的成功与失败，都根源于此。
宋教仁与党魁孙中山之间不愿合作却又不得不阳奉阴违、架空虚置地进行合作的内心分裂，可以一直追溯到1907年2月28日。他在当天日记中介绍说，黄兴因为不同意孙中山把陆皓东生前所设计的青天白日旗充当未来的新国旗，两人之间发生激烈冲突。这场冲突的更加内在的原因，其实是孙中山“素日不能开诚布公、虚心坦怀以待人，作事近于专制跋扈，有令人难堪处故也”。
在日本外务省政务局跟踪宋教仁的秘密档案中，保存有宋教仁对于孙中山更加激烈也更加彻底的否定意见。1908年11月23日，宋教仁表示说：“像孙逸仙那样的野心家做领导人，中国革命要达目的，无论如何也是不可能的。我们相信，在真正的大首领出现之前，努力钻研有关的政治的书籍是得体的。”
随后在评论《每日新闻》所刊登日本著名经济学家根津一的东亚同文会演说时，宋教仁进一步表示，无论是孙中山的势力还是康有为的势力，都难望得到永远存续。“到国会终于开设时，肯定会有新人物出现，代表汉族抵制满族，这是必须的趋势”。
在1910年12月与日本朋友串户真左树的谈话中，宋教仁再一次表示说：“孙逸仙已是落后于时代的人物，不足以指导革命运动。”
正是基于这样的立场判断，1911年7月31日，宋教仁与他的前辈同乡谭人凤（石屏）联络陈其美（英士）、于右任、潘祖彝、杨谱笙等人，在上海成立不再承认孙中山为总理的同盟会中部总会，并且致力于在长江流域开展革命活动。随着辛亥革命的爆发以及各派力量的反复较量，宋教仁所预期的“代表汉族抵制满族”的“真正的大首领”，最终落实在北洋军阀袁世凯身上。而“国会终于开设时，肯定会有”的“新人物”，也初步锁定在时任国民党代理理事长的宋教仁自己身上。但是，由于同盟会中部总会并没有公开与同盟会东京本部，以及谭人凤所谓“以总理资格，放弃责任，而又不自请辞职”的孙中山划清界限；从而给没有为辛亥革命做出实质性贡献的孙中山，先以同盟会总理资格出任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大总统，接着又出任国民党理事长，留下了可趁之机。在这种情况下，一心想在全国大选之后，代表国民党出任议会政党责任内阁总理职位的宋教仁，便采取以阳奉阴违、架空虚置的方式撇开本党理事长孙中山，一方面与湖南同乡黄兴展开“商议一切”的党内合作；一方面与袁世凯当局展开在宪政框架之内架空虚置的分权合作的政治谋略。
1913年1月8日，宋教仁从常德来到长沙，当天下午在由湖南都督谭延闿出面主持的国民党湖南支部欢迎会上发表演说。据《长沙日报》在《国民党湘支部欢迎宋教仁先生大会纪事》中报道，宋教仁谈到了自己与谭人凤（石屏）、陈其美（英士）、黄兴、孙武、居正、黎元洪、袁世凯对于辛亥革命的贡献，却绝口不提与辛亥革命几乎没有直接关系的孙中山。第二天即1913年1月9日，宋教仁在湖南铁道协会欢迎会上提到被袁世凯特授筹划全国铁路全权并组织铁路总公司的孙中山时，给出的更是有所保留的负面意见：“前孙先生发表六大干线，有赞成者，有待筹商者，但是孙先生对于内地经历尚少，必须考验测量乃能得其要领。”
到了1913年7月8日，以宋教仁之死为借口极力发动“二次革命”的陈其美，在与日本驻上海领事有吉明的秘密谈话中，同样否定了孙中山以及黄兴与辛亥革命之间的直接关系：“孙、黄二君多年流浪于外国，实际上见机不敏。观去年之革命，亦系按我等人之手所计划者，孙、黄不过中途返国而已。”
十年后的1923年11月，孙中山在广州大本营的演说中，依然在强调自己当年不甘心被“宋教仁、黄兴等一般旧革命党人”阳奉阴违地架空虚置的难言隐痛：“国民党成立，本部设在北京，推我任理事长，我决意辞却。当时不独不愿意参加政党，且对于一切政治问题亦想暂时不过问。但一般旧同志以为我不出而担任理事长，吾党就要解体，一定要我出来担任。我当时亦不便峻却，只得答应用我名义，而于党事则一切不问，纯然放任而已。”
自辛亥革命后一直追随在孙中山身边的戴季陶，在《三民主义之哲学的基础》一书中，更是以背叛革命、背叛党魁之类的道德罪名，对宋教仁实施政治清算说：“用丢了革命性和主义的一群政治势力集团为基础，去与反革命的官僚妥协，以图在短时期内掌握政权。公平的批判起来，革命党的第一个罪人，实在是桃源渔父。”
在《石叟牌词》第二十九首的“评”中，谭人凤接着写道：“英雄造时势，时势造英雄，其作用不同，其结果亦遂难以道里计。黎元洪一无用之庸劣懦夫也。武昌革命以统率无人，拥为都督，旋而副总统，……推原祸始，则皆宋钝初之迁延有以致之也。不然，当时内地同志，对于海外来者实有一种迷信心，安有黎元洪？无黎元洪，又安有此数年来之惨剧？吾昔日因袁世凯目黄、宋为英雄，曾有言曰：‘克强雄而不英，钝初英而不雄。’盖有慨而言之也。”
谭人凤之所以痛恨宋教仁当年的错失良机，是因为他连同他周围的一部分湖南人，确实把由“雄而不英”的黄兴充当新政权中的第一号人物、由“英而不雄”的宋教仁充当宰辅式的第二号人物，当成了他们从事革命活动的主要目标之一种。依据当时多家报刊的公开报道，急于充当“太平宰辅”式的第二号人物的宋教仁，是被流落上海的兵痞武士英开枪杀害的；而现场指挥武士英枪杀宋教仁的吴乃文，却是应夔丞任沪军都督陈其美的谍报科长时的一级科员。应夔丞被租界巡捕抓捕归案，又是吴乃文安排自己在武汉结识的老朋友王阿法出面举报的结果。雷厉风行地把应夔丞、武士英抓捕归案的陈其美等人，却始终没有把租界巡捕明令通缉的吴乃文抓捕归案。与吴乃文一起现场指挥武士英的陈玉生，在镇江被捕后始终没有出现在宋教仁案的审判席上。这些疑点所指向的主使操纵宋教仁血案的幕后真凶，并不是远在北京的袁世凯，而是在上海地区拥有最大军政实力、情报系统以及黑社会势力的前沪军都督、青帮“大”字辈大佬陈其美等人。在辛亥革命已经过去一百多年的今天，这些并不十分复杂却一直被以假乱真、以讹传讹的历史事实，是应该而且必须加以澄清和还原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