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生私占文物 康生骨灰盒满是唾沫
山南慕北 2016-06-24
康生私占文物
1961年，中央重提双百方针，《人民日报》创办学术版，报头“学术”二字即由康生题写；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重印《宝晋斋法帖》，也请康生题写书名，颇见其书法功力。康生对《聊斋志异》版本颇有研究，曾用笔名写过考证文章，发表于《文学遗产增刊》，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据此出版《聊斋志异》新版本。
当时，党内高层“秀才”中，田家英是最有才气的一个，他对康生在书画方面的造诣也颇为敬佩。在田家英的藏品中，有一部明版《醒世恒言》，是康生的赠品。据专家考证，发现明天启丁卯年刻本的《醒世恒言》，世间只有4部，其中两部分别藏于日本内阁文库和日本吉川幸次郎处。另一部原藏大连图书馆，今已不见。
康生拿到的这部，为衍庆堂39卷本共20册，估计为解放初期的敌伪收缴品。康生差人仔细将这本书每页托裱、内加衬纸，重新装订，有缺页处，一律染纸配补，由他亲自校订。他还仿写宋体木刻字，为该书补写70余处，约3600余字，可见其颇有造诣；但是康生在收藏书画方面的爱好，几近于一种疯狂式的掠夺。
在“文化大革命”以前，康生常以借条的方式占有一些文物。1956年，故宫博物馆太和殿展出一方唐代陶龟砚，被康生看中，说是“借”去看看，后又久借不还，还被康生编入“康砚第五十三号”。故宫博物馆不好入账，只好为康生办了调拨手续，归康生所有了。
“文化大革命”中，康生将京城有名的文物收藏家邓拓、阿英、龙云、章乃器、傅惜华、傅忠谟、赵元方、齐白石等人名单开出，交给心腹，煽动红卫兵前去“抄家”，将这些名家的收藏全部集中到文物管理处，自己随后趁火打劫，巧取豪夺。
康生多次跑到北京市文管处询问：“傅惜华的书集中起来没有？”并且一再嘱咐：“他的书一定不要丢失和分散。”1969年10月18日上午，康生得知傅惜华的书已经“抄”出并已经集中到国子监藏书库，赶紧驱车前往。到了又脏又冷的书库，他一屁股坐在一个破木箱上动手挑书，就这样，71岁的老头子，嘴唇发紫了，鼻涕也流出来了，一个人竟挑了3个多小时。
傅惜华的藏书经过红卫兵“抄家”行动，转而流入康生之手。自1968年至1972年，康生先后到北京市文管处32次，窃取图书12080册，窃取文物1102件。其中有大批宋元版和明版的珍本、孤本图书，有2000多年前的青铜器，有1000年前的古砚、碑帖、书画和印章，还有30万年前的玳瑁化石等，都是一批具有重要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的珍品，有的还是绝无仅有的国宝。
康生侵占这些图书文物，有时还象征性地付点钱：有一次，他在文物库房里发现宋拓汉石经，这据传是蔡文姬之父蔡邕书写，国内仅存3件，是异常珍贵的文物，他从口袋里掏出10元钱，说：“这件东西我买了。”随后，他又看到了《腊梅三咏》，系黄庭坚真迹，极其名贵，又说：“这件东西给5元吧!”过了一会，他又看到宋画院仿赵干的《起蛟图》，爱不释手，但口袋里仅剩下一角钱，就厚着脸皮取走了。
康生死后的1980年夏天，北京故宫后院举办了一次私人收藏品的内部展览会，展出了康生的收藏，人们被康生的收藏吓呆了。当时，一位参观展览的日本友人说：“谁说你们中国没有富翁？康生不就是一个吗？”
康生骨灰盒满是唾沫
1972年，听说可以探望彭真叔叔了，我们的心里也燃起了希望之火，仿佛隔着铁窗看到了自己亲爱的爸爸、妈妈。我们用长满茧子的手给毛主席写信。8月16日，中央专案组来人向我们传达毛主席批示，说：“可以见见妈妈。”我们一再追问：“爸爸呢?我们还要见爸爸。”他们不敢说，就走了。
第二天，他们才又来传达毛主席批示的头一句：“父亲已死。”口头通知我们，爸爸已于1969年11月12日晨6时，因肺炎死于开封;他的骨灰由组织上保存，不能给我们。并且不让我们对外人说，如果有人问起，就说不知道。
听到爸爸不幸去世的消息，我们的心被撕碎了。多少年来，我们找爸爸，怀着一线希望拼命找，没料想爸爸已死去三年了。我们没有眼泪，只有切齿的仇恨。我们齐声追问：“为什么死于开封?为什么死于肺炎?什么人去抢救的?爸爸什么时候走的?当时是否已经病了?妈妈知道不知道?为什么不叫我们去?”专案组的人瞠目结舌，神色极为慌张，用颤抖的声音说：“我们只能说这些。”就在同一天，专案组把爸爸的死讯通知了狱中的妈妈。
8月18日，我们第一次去监狱见妈妈。五年啦，我们每时每刻都在盼望这一天，梦中千百回地呼喊着。头天晚上，我们激动得一夜没睡。深夜里小小梦游，抱着毛巾被跑出来叫着要见妈妈。可是，真见到妈妈的时候，她竟不认得，不会叫，木呆着。我们也都惊呆了：五年不见，妈妈已经瘦弱不堪，满头灰白头发，连腰也伸不直，穿着一身旧军装染的黑衣，神情麻木、迟钝……我们一下想起了在“九大”之后，林彪判了妈妈死刑，“立即执行”。毛主席在“判决书”上批示：刀下留人。多亏毛主席一句话，妈妈才活下来，今天能向人民控诉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暴行。妈妈仔细端详着我们这些长大了的孩子，半晌才说了一句话：“没想到你们能活下来。”是啊，谁能想到我们会活下来呢，可活下来又是多么不容易呀!我们不愿讲80岁的外婆怎样惨死在狱中，也不敢提及爸爸早已离开人间，我们不忍提及我们每个人活下来所经历的苦难，我们尽拣好一点的话来安慰妈妈，讲林彪一家摔死的喜讯来鼓励妈妈，讲我们如何在人民的抚育下长大成人，让妈妈放心……五年的离别之情啊，像滔滔江河奔流不尽，身旁的看守、专案人员的怒目相视，也无法斩断这股情流。过去的一切爱、恨、恩、仇都融化在岁月的巨变之中，埋在心底里，今天才从母女们相视的目光中迸发出来。最后分别的时候到了，看守们强拉着妈妈回去，我们哭喊着：“妈妈呀，可怜的妈妈呀!”妈妈回过头来，满面泪水，隔着窗户，向我们点着头……
回到我们的小窝，我们再也无法抑制自己，索性敞开感情的闸门，任这些年积郁在心头的悲愤喷泻出来，不顾一切地放声大哭：“爸爸呀，您死得太惨了!……”
自有监视我们的人把这一切向上打了小报告，无非是说刘少奇的儿女们哭监，大闹宿舍。我们不怕!就是要让“四人帮”知道我们人还在，要斗争，我们要看到胜利的那一天!从这天起，我们就为新的使命而斗争：我们要弄清爸爸的死情，爸爸是为党受屈、为人民而死的，他是人民的儿子，他的骨灰也属于人民，我们绝不能让爸爸圣洁的骨灰落到“四人帮”的魔掌里。爸爸呀，我们就是拼掉性命，也要找到您的骨灰，夺回您的骨灰!
多年来我们访踪追影，到处打听。我们找爸爸身边的工作人员，但他们在爸爸去世时也都撤走了;我们托多少人到开封打听，甚至找到他最后被关押的地方，但也是人去室空。多少年，我们忍耐、等待，小心而又热切地找寻。一直到1976年，听说八宝山一室里有一个无名骨灰盒，我们想一定是爸爸的，便千方百计地混进去找。当我们看到那个万恶的“迫害狂”——康生的骨灰盒还摆在中央，仇恨之火呼地燃满胸膛。我们揭下盖在上面的党旗，见盒上早已满是唾沫和烧的烟痕，愤怒的人们正是用这种方式来发泄心头之恨呀!我们找到了那无名的骨灰盒，不管是不是爸爸的，反正都是被林彪、江青、康生、陈伯达一伙害死的无辜者，作为革命的后代，我们有责任安慰他的在天之灵。于是，源源认真地擦净骨灰盒，抓了一把骨灰，在国庆节前一天撒到了天安门前的金水河里，好让我们的爸爸和一切冤屈孤魂，明天能和人民群众一起欢度国庆，看到自己亲手创建的人民共和国27岁生日的盛况。
没过几天，举国欢腾了。爸爸啊!您看到我们党和人民一举粉碎“四人帮”了吗?人民胜利了!党胜利了!在那欢庆粉碎“四人帮”的日子里，您一定又加入了人民的队伍，您一定尝到了这人间的胜利美酒。爸爸，请您来和您的孩子、您的人民一起欢呼这伟大的胜利吧!
多少年呀，多少年，在几千个日日夜夜里我们忍受着时间的煎熬。经过千辛万苦，从许多有关人员那里，从当时的有关记录中，我们把一个片段、一个片段连在一起，成为一幕幕难忘的画面，清楚地看到了爸爸在最后那些日子里的悲惨遭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