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如何对待文革复出后的邓小平 邓小平复出后坚持翻案
彼岸花开 2016-08-01
毛泽东邓小平
毛泽东如何对待复出后的邓小平
毛泽东晚年待邓小平如何？邓小平之女说：“毛泽东对邓小平，真应该说是‘仁至义尽’了。”这是肺腑之言，也是客观实情。新书《他们为什么追随毛泽东》披露了晚年毛泽东如何看重和保护邓小平的。摘录如下：
对于邓小平1973年的复出，邓榕后来说：
50年代设立中央一线、二线，让邓小平作为实际上的接 班入之一，是毛泽东作出的决定。“文革”开始时打倒刘少奇、 邓小平，是毛泽东作出的决定。打倒邓小平却不开除邓小平 的党籍，是毛泽东的决定。让邓小平复出重新起用，也是毛泽东作出的决定。这次见到邓小平，毛泽东是高兴的。其实，对于邓小平，毛泽东始终存有一分赏识，或者说留意。在作出让邓小平复出的决定后，首先，毛泽东对邓小平在使用的时候还要继续进行观察。同时，可以说，毛泽东对于邓小平，心中确实是寄予了一份厚望。从以后的事实中可以看到，对复出后的邓小平，毛泽东确曾给予了相当的重托和有力的支持。（毛毛著：《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第274-275页。）
毛泽东对邓小平工作的支持，是确凿的。
邓小平复出是有阻力的，据邓榕说，毛泽东重新启用邓小平当时有三个难度，一是邓小平是“全国第二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犯了错误的人；二是江青等中央文革小组是反对邓小平复出的；三是邓小平被“文化大革命”运动打倒过，以后是否会翻案？因此，在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邓小平复出时是以”对犯错误干部落实政策“的名义作出的（余世诚著：《邓小平与毛泽东》，第261页。）。而邓小平的复出，是毛泽东下了大决心的。邓榕说：“这次让邓小平复出，是毛泽东的决定，江青一伙再心怀不满，也未能得逞。”（毛毛著：《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第272页。）
邓小平复出后，专门去了一趟毛泽东主席旧居韶山，在一次吃午饭时，他端起酒杯大声地说：“来，我们为我们党，为毛主席干杯！”（刘金田主编：《邓小平的历程：一个伟人和他的一个世纪》（下），第151页。）
8月，在党的十大上，邓小平当选为中央委员，但在政治局中仍然没有位置。但是，到了12月，毛泽东就下定了决心，重用邓小平，担任中央军委委员和中央政治局委员。
12月18日，周恩来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赞成毛泽东提议，由邓小平担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委员的职务。随后，党中央就邓小平的任职发出了通知。
邓小平一下子就成为了党（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国务院副总理）军（中央军委委员）主要领导人。邓榕叙述毛泽东的这个安排时说：
父亲不仅恢复了政治局委员的职务，而且还进入军委，参加军委的领导工作。这一个安排，大大出乎人们的意料。让邓小平进国务院，帮助周思来做政府、哪怕外交方面的工作，是料想之中的事。因为“文革”前邓小平本来就是国务院副总理。可是，让邓小平参与军委的工作，则谁也没有想到。虽然解放前邓小平长期在部队工作，也有战功，但解放后他主要在党中央和国务院工作，没有军队实职，曾经担任过没有实体的国防委员会的副主席。
邓小平复出后坚持翻案
但是，邓小平上台后，便要纠正“文化大革命”错误，四届人大结束一周后，1月25日，邓小平刚刚就任总参谋长，就在总参干部会议上提出要对军队进行整顿。2月2日，他代替病重的周恩来主持国务院工作，2月10日发出《批转1975年国民经济计划的通知》，提出整顿国民经济，月底开始召开各省市自治区主管工业的书记会议，以铁路运输整顿为突破口，开始对各行各业进行整顿。
谷牧后来谈及这一场整顿时说：
这段整顿是非常必要的。实际上就是把“四人帮”搞乱了的思想，搞乱了的生产秩序，搞乱了的管理系统，把它恢复起来。没有明讲，实际上就是跟“四人帮”对着干。
这种“对着干”，自然为江青等人不接受，于是双方继续较量。江青等人开始反“经验主义”，把矛头对着邓小平和支持他的“后台”周恩来，并且提出“经验主义是修正主义的助手”（《人民日报》1975年3月21日。）但是，他们的做法随即就被毛泽东叫停了。
在毛泽东的主持下，5月27日和6月3日，邓小平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对江青等人进行批评。随后，江青被迫向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写出了检讨。这是江青第一次写检讨。后来有人称邓小平是“捅马蜂窝”。
但是，邓小平的全面整顿终究是要否定“文化大革命”。
当然，从总体事实而言，邓小平的“全面整顿”也确实是对“文化大革命”错误路线的否定。（余世诚著：《邓小平与毛泽东》，第297页。）
这就不为毛泽东所允许的。在毛泽东的心目中，“文化大革命”是“反修防修”的运动，是保证党和国家不变色的一场伟大的群众性运动，它是意义和推翻蒋介石在大陆统治是一样的。因此，毛泽东没有听信江青等人，当毛远新当了联络员后，他终于相信了邓小平是“”，认为邓小平“一是对‘文化大革命’不满意，二是要算账，算‘文化大革命’的帐。”（余世诚著：《邓小平与毛泽东》，第297页。）
也就是说：邓小平要翻案。邓榕说：
在争取复出的过程中，邓小平的确曾经向毛泽东保证“永不翻案”。他的这一表态，绝对不是一个韬晦的权宜之计。永不翻案，表明了他那始终不变的对党的信念，表明了他那始终如一的对毛泽东本人的敬重。他看待问题，看待历史，看待个人功过，从来是从历史的角度，从辩证的角度，从客观实际的角度，从大局出发的角度。他绝对不会因为个人恩怨，算历史旧账，或翻历史的旧案。对于党，对于毛泽东本人，他不会“翻案’。即使在“文革”结束以后，在回顾历史、总结经验教训、评价毛泽东的功过的时候，他也没有“翻案”。（毛毛著：《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第339页。）
毛泽东让毛远新找邓小平、汪东兴、陈锡联等人讲了自己对邓小平这段时间工作的意见。但是，邓小平却回答：“说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搞了修正主义路线，这话不好说。”（余世诚著：《邓小平与毛泽东》，第297页。）
毛泽东还是希望邓小平回心转意，对“文化大革命”作出一个“三七开”的评价。
毛泽东……支持邓小平搞整顿，抓生产，却难以容忍邓小平否定由他亲自发动的“文化大革 命”。
11月20日，毛泽东提出一个建议，要求邓小平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作一个肯定“文化大革命”的决议，总的评价是“七分成绩，三分缺点”。
邓小平没有接受这个建议。他说，由我主持写这个决议不合适，我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无论魏晋。（《大型电视文献纪录片〈邓小平〉》。）
邓小平拒绝了。邓榕说：
毛泽东希望通过这个会议，在如何评价“文化大革命”这一问题上， 统一思想认识。会前，毛泽东提出，由邓小平主持，中央作出一个肯定“文化大革命”的“决议”。按照毛泽东的说法，这个“决议”的基调应该是：对于“文革”，总的评价是“七分成绩，三分缺点”。毛泽东让邓小平主持作这个决议，一是让邓小平这样对“文革”有看法的人来作这个决议，可以堵住对“文革”持异议人的嘴，让人不敢再唱反调。二是，毛泽东再给邓小平一个机会，让邓小平改变观点。毛泽东对邓小平，真应该说是“仁至义尽”了。（毛毛著：《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第426页。）
毛泽东“仁至义尽”，邓小平却没有接受，邓榕认为问题是邓小平：
但是，令毛泽东悲哀的恰恰却是，邓小平具有和毛泽东一样的性格，也是一个在原则问题上绝对不会让步的人。在毛泽东这样殷切的期望下，邓小平没有接受毛泽东的这个建议。……其实，最根本的，他不愿意违心地主持写一个肯定“文化大革命’的决议。（毛毛著：《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第426-427页。）
于是，毛泽东只让他专管外事工作了。随后有发生清华大学刘冰等人两次向毛泽东告军宣队迟群、谢静宜状的事件，11月下旬，按照毛泽东的安排，党中央正是部署“反击右倾翻案风”。但是，毛泽东还对毛远新说：“还是人民内部矛盾，引导得好，可以不走到对抗方面去，如刘少奇、林彪那样。”
1976年4月5日，天安门事件爆发。中央政治局定性为反革命事件，邓小平被指控为总后台。邓榕后来说：“父亲和我们全家人明白，最终决定民运的时刻就要来到了。我们早就做好了最坏的思想准备”（毛毛著：《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第475页。）。然而，令他们意外的是，毛泽东在决定撤销邓小平的职务的时候，却派汪东兴把邓小平秘密转移到东交民巷的院子，保护起来。
汪东兴没有把邓小平转移到东交民巷的事情告诉任何人，一时之间，邓小平失踪了。
随后，按照毛泽东的提议，党中央决定撤销邓小平的党内外一切职务。毛泽东在纸上写了：“同意，要保留党籍，以观后效。”随后，邓小平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
美国记者约翰 罗德里克说：
毛泽东曾在几十年里两次把邓小平打倒……邓小平在一次接受采访时说：“总的来说，我受到的对待相当不错。”（参考消息报社编译：《举世悼念敬爱的对小平同志》，新华出版社1997年版，第218页。）
邓小平第三次被打倒了，但是毛泽东再一次保留了邓小平的党籍。邓榕说：
对于父亲来说，毛泽东在决定打倒他的同时再次保留了他的党籍，可能有些出乎他的预料。“文革”复出后，他的举动实在太大了，他的态度也太不妥协了。在“天安门事件”之 后，他本已做好了最坏的思想准备，没想到，在最后的关头，毛泽东竟然保留了他的党籍。对毛泽东，父亲是太了解了。在 起用他——支持他——批判他——直到再次打倒他的这一个全过程中，无不体现着毛泽东百转回肠的一番苦心，和他那无可奈何的千般失望。
邓榕说的无不是毛泽东此时的心态。
随后，汪东兴又把卓琳送到了东交民巷与邓小平住在一起。不久，卓琳患眼疾，不得不住进了301医院。1976年6月10日，邓小平要求回到宽街的家中去，给汪东兴写了一份信并转毛泽东。毛泽东已经病重，在身体略微好转后口头批示：“可以同意。”（毛毛著：《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第498页。）。
随后，邓小平搬回了宽街的家。
这成为毛泽东最后一次与邓小平的交往。又是为他解决“家务事”。
9月9日，毛泽东因病去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