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先念披露红西路军的失败原因 李先念向日军收税
山南慕北 深圳特区报 搜狐网 2016-09-08
李先念
李先念毕生奋斗，为中华民族独立和中国人民解放，为社会主义革命、建设、改革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在艰苦卓绝的日子里依然不懈奋斗，赢得了人民的爱戴和尊重。
李先念披露红西路军的失败原因
李先念《关于西路军历史上几个问题的说明》首先指出：西路军自始至终都在中央军委领导之下，重要军事行动也是中央军委指示或经中央军委同意的。因此，西路军的问题同张国焘1935年9月擅自命令四方面军南下的问题性质不同。西路军根据中央指示在河西走廊创立根据地和打通苏联，不能说是执行的张国焘路线。
李先念结合当时国际国内形势和条件，从战略上分析了西路军失败的原因。他指出：问题的复杂性在于西路军为什么失败了？从西路军的战斗历程看，失败的原因应该说是多方面的。现在回想起来，宁夏战役计划放弃后，如果西路军急速西进，直插到肃州、玉门、安西地区，就可以保存部队的有生力量。如果又能得到苏联的援助，部队有了大炮和充足的枪支弹药，那么至少有可能再打回东边。但是，由于国际国内形势的急剧变化，在河西走廊徘徊了三个多月，丧失了战机。从国际关系看，当时苏联想拉住蒋介石政府和英、美一起反法西斯，公开援助我们有顾虑。从国内形势看，我红军主力在河东与蒋介石军队作战，以及西安事变后可能再爆发内战，需要西路军在战略上予以配合。因此，中央要求西路军在河西走廊创立根据地，并几次考虑是否继续西进或东返。西路军自己在当时情况下直接西进也有顾虑。指导思想上的这种多变是由于形势的变化造成的，是可以理解的。但行动方针摇摆不定，却犯了兵家大忌。
李先念还分析了西路军失败的客观原因。他说：在河西走廊创立根据地，条件也极其不利。最主要的，一是这一带地区狭小，不利我重兵回旋，而且堡寨很多，城坚难破。二是历史上形成的回汉矛盾尖锐，“二马”反动势力控制很严，过去没有党的基础，我们要在短期内把群众争取过来很困难。三是马家骑兵部队机动性大，我们过去又没有同骑兵作战的经验。四是经济落后，红军取得给养也很困难。可以说，仅仅靠西路军本身的力量，要在这么一个长达近2000里的狭长地带，消灭“二马”主力，创立根据地，西面接通新疆，东面接通河东，是艰难的。
李先念还分析了西路军失败的自身原因。他指出：从西路军本身来看，虽然提出过一些可行主张，但也有许多弱点，当时张国焘虽然不在西路军，但他的错误还没有批判，更谈不上消除他的错误影响。西路军领导开始对在河西走廊创立根据地的困难和敌人的力量估计不足。到临高地区以前，总讲形势大好，敌人已被我基本击溃。徐向前同志不同意这种估计，但是陈昌浩同志听不进去，严重轻敌。有时兵力的使用也过于分散，有的战役也没有打好。这些对西路军的失败也有关系。
李先念还指出：我的这些说明，会有某些不周到的地方和遗漏之处，但基本事实是清楚的。对西路军失败原因的分析，也不一定准确，作为总结历史经验，可以继续研究。
李先念还在结论部分，强调了按实事求是的精神反映西路军历史的必要性。他说：过去中央只批判张国焘和批评陈昌浩同志，不仅没有追究其他同志的责任，而且还充分肯定西路军广大指战员的英勇奋战精神，这是很正确的。但是，有些文章、著作、讲话和文件，对西路军的历史评述不当，如张国焘擅自命令组成西路军和西渡黄河，西路军是在张国焘错误路线驱使下向新疆方向前进的，西路军是张国焘路线的牺牲品，等等。这些说法，可能是由于没有占有大量史料等原因造成的，是可以理解的。我自己40多年来对有些情况也确实不清楚。现在，许多情况比较清楚了，就应该按照历史事实改过来。这样做，更有利于团结。当前，全党和全国人民都忙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西路军的问题已经是一个历史问题了，不应该公开争论。我写的这个材料不发表，如果中央认为合适，是否可将此材料存中央档案馆和中央党史研究室，供研究西路军历史的同志参考，以便今后在讲西路军历史的时候，能注意到中央当时的指示，尽可能符合历史事实。总之，在这件事件上，也要体现中央一再强调的实事求是的精神。
李先念向日军收税
我还在上海的时候，就多次听说过李先念的名字，说这个人善于打仗，头脑灵活，日本人和国民党都难以对付。我听说过这么一件事，李先念手下有一个姓安的干部（新中国成立后在贸促会工作），守着汉水的一个小港口收税，收谁的税？收日本人的税。日本人来往武汉运送军火、粮食、物资得经过这个港口，双方有一个默契，你交税，我就让你通过，你不交税，我的游击队就打你。非常巧妙，也很实事求是，因为新四军要生存，也不可能一下子打下武汉，那就先让日本人交税吧。
我到宣化店那天，他们正在开纪念“四八烈士”的追悼会。木头搭起的台上坐着几个人，我知道李先念一定在台上，心里猜想，哪一个是李先念？轮到他讲话时，坐在最右边那个我认为最不可能是李先念的人站了起来。与随时精力充沛的周恩来相反，李先念总是显得很疲倦。他长得很瘦，说话慢呑呑的，话也不多，但很精辟，而且幽默。我在宣化店工作的那段时间，中原解放区的人都对我特别好。王震不用说了，这是个非常直爽的人，他要拿你当朋友，就什么话都跟你说。李先念也待我很好，他请我到司令部做客，我可以随时进出，警卫员也不拦我，我多次在那里跟他们一起吃饭。李先念当时是中原军区司令员，他原是新四军五师师长，所以人们大多叫他李师长，我也这么叫，一直到最后都叫他“李师长”。
我在湖北见过李先念的木匠师傅，他说，我就知道他不是个做木匠的材料，好像还挺可惜似的。
李先念不是个爱说话的人，但他反应很快，讲话风趣。我在宣化店时，他们曾接待一个记者团。有个国民党报纸的记者问：你们说服从中央的领导，那为什么不交税？李先念接口道：你们的报纸口口声声称我李匪先念，既然是匪，交什么税？
我印象更深的是李先念跟学生的一次讲话。宣化店有一个中原民主建国大学，学生们都是从大城市来的，我曾经到学校给学生讲过话。他们只有一些中央文件，没有课本，我问他们是怎么上课的，学生们说，他们就是用自己的嘴、耳朵、眼睛学习，问老乡当地的情况，收集材料，讨论分析，根据实际需要给乡亲们提供帮助。我参加了一次大会，李师长跟学生们讲如何准备突围。他说国民党一定要消灭我们，他们一进攻，我们就要突围。突围成功的关键是轻装，要跑得快，非急需的东西一样都不能带，包括书籍，书是最沉的。学生代表站起来说：李师长，我们不能不带书，书是我们的马列啊。李先念就说：突围的时候，跑路跑得快就是马列。后来我常回想起这句话，当年的共产党领袖，思想多么灵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