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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青坐牢也不失“戏子”本色 江青并非上吊自杀?

山南慕北 2016-0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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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青
  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给党和国家造成严重迫害,文革结束后江青被判为无期徒刑,后自杀身亡。
  江青坐牢也不失“戏子”本色
  在此期间,我还到关押江青等人的秦城监狱,在不被他们知道的情况下,一一观察了这些即将受审的主犯。记得我悄悄地看江青时,她正坐在床铺上,用手不住地在抹平自己裤子上的褶纹,看来她一方面是感到很无聊;一方面还是有点穷讲究,坐牢也不忘打扮。她每次出庭前都要梳梳头,衣服尽量穿得整齐些,时刻不失她的“戏子”本色。我看到张春桥时,还是同他后来受审时一样,靠在床上一动也不动,带死不活地木然不响。开审前送起诉书给他,他依然如此,装作不理睬不接受的样子,但是在他以为没人看见时,又忙去偷偷翻看,可见他还是心虚得很,却又想故作姿态,也不失其惯耍两面派的阴谋家本色。我见到姚文元时,他正在吃饭。这家伙很能吃,他们那一伙人就数他胖,养得肥头大耳的。后来受审时他常常眼睛朝天连连翻动,半天才说一句话,其实他是在考虑问题,也刁得很。只有王洪文看来精神上完全垮了,一点抵抗能力也没有,问他什么他就讲什么。这个人出现在我国政治舞台上,可以说是“文化大革命”中产生的一个“怪胎”。尽管这次审判一直强调要把他们的问题同“文化大革命”的路线错误分开,但是王洪文这个人物的产生、起家和上台,确实很难同党内路线错误分开。按照当时盛行的唯成分论和反动血统论,王洪文出身贫农,当过兵,做过工等等,本人又学了些上海滩上的吹吹拍拍本事,在“一月风暴”中“偶然露峥嵘”,被江青、张春桥之流发现了“人才”,一下子竟成了天然的“革命派”,甚至理想的“接班人”,被他们又推又抬突然提拔上来。可是他毕竟根底极差,品性很糟,是个扶不起来的“阿斗”。当初也有人说,如果他本人争点气,好好学习的话,说不定也还是可以的。其实这也是过分善良的主观愿望,事实上他一开始就同江青等人搞到了一起,在政治上、思想上和组织上,早就是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头面人物。当时毛主席曾经指示他不要同江青他们搞在一起,可是他没有听,反而变本加厉地参与他们反党篡国的一系列重大阴谋活动,与他们结成了“四人帮”。加之他被个人野心冲昏了头脑,忘了自己算老几,终于同江青等人一起成为受审的反革命罪犯。
  江青并非上吊自杀?
  在秦城监狱度过4个寒暑之后,1980年11月,“两案”公审在即。
  11月19日晚,10名被告林彪集团和江青集团的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江腾蛟、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陈伯达吃过了晚饭,换下了黑色囚服,换上了一套新发的灰色衣裤。
  天黑之后,一个由30多辆车组成的车队,从秦城监狱浩浩荡荡出发了。每个被告乘坐一辆车,前后各有一辆备用车,以备车坏时替换。沿途早已戒严。
  何殿奎坐在黄永胜所在的车上,处于车队的前方。驶到小汤山西边的白山时,要经过一个大转弯。他回头望去,只见车灯闪耀成一条长龙,望不到尾。
  车队过小汤山,西拐到沙河,过沙河大桥,到北太平庄,往东进安定门,过美术馆,走南池子,抵达了位于正义路7号的公安部。
  10名被告被安置在公安部北大楼一楼由办公室临时改成的10间宿舍里,离公审的大礼堂只有50来米远。
  何殿奎是这次看管被告的两个总负责人之一,负责值后半夜的班。12点交班时,他发现江青还没有睡觉,在屋里来回走动。他担心她第二天会以有病为由抗拒出庭,要求她必须睡觉。他告诫说:“如果你到时候耍赖的话,我告诉你,我们抬也得把你抬到法庭上去,好让全国人民看看你的表演。”江青回答说,确实睡不着。何殿奎让医生给她吃了安眠药,不久她就睡着了。
  第二天,特别法庭开庭。经过近两个月的审理,于1981年1月25日进行了宣判。黄永胜被判处有期徒刑18年,李作鹏、吴法宪被判处17年,邱会作被判处16年。
  从1971年被捕,到1981年判刑,4人已被关押10年,均已超过刑期的二分之一,因此,宣判当年就被保外就医,于8、9月间出狱。黄永胜被安排到青岛,吴法宪到济南,李作鹏到太原,邱会作到西安。
  江青则于1984年保外就医,但没有离开秦城监狱,只是在监狱内换了一个地方。“出去的话,谁能管得了她啊?”何殿奎告诉记者。
  监狱二门里,有一个独立的小院,原来是战犯洗衣房,有100平方米左右,战犯全部释放后一直空置着。此时经过装修,被隔成了3间屋子,用以安置江青。最东边是活动室,有电视,中间是工作人员的值班室,最西边是江青卧室,带卫生间。卧室和值班室之间的隔墙1米以上全是玻璃,江青的所有活动都看得清清楚楚。一个4人小组24小时值班,看护江青。
  何殿奎虽然没有直接看管过江青,但是他是参加监狱办公会议的成员之一,对她的情况多有所知。
  从个人来说,他对江青一直比较反感。江青还在台上时,他曾见过她两次。
  第一次是1974年1月,中央和国家机关在北京西郊体育场举行万人批林批孔大会,何殿奎是秦城监狱的两个代表之一。他至今清楚记得会上的情形。“昨晚我给总理打电话,让他通知郭(沫若)老参加大会。”江青说,然后对着观众席大喊三声:“郭老来了没有?”有一个人(何估计是郭的秘书)从西北角上站起来说:“来了!”何殿奎当时就跟同事嘀咕,江青这人怎么这样疯啊。
  第二次是在1976年8月的唐山大地震抗震救灾表彰会上。会议结束后,江青从后面跑过来,高喊三声:“马克思主义万岁!列宁主义万岁!毛主席思想万岁!”没有一个人响应她。何殿奎对她的印象更坏了,觉得这样一个人不配当主席夫人,“主席夫人应该是一个很稳重的人”。
  江青搬到“战犯洗衣房”后,每天要吃3根新鲜黄瓜,据说是为了美容,保持脸部有光亮。工作人员每天都要到监狱菜地里去现摘,问何殿奎收不收钱,他说“算了吧”。菜地是由外面调来的劳改人员栽种的,他负责管理这部分劳改人员。
  1991年5月13日晚,江青照常上床睡觉,却再也没有醒来。值班人员早晨发现她时,她的身体已经变硬。她经过精心准备,攒下安眠药自杀了。
  江青去世后不久,新华社于6月4日发布了她的死讯:
  本社记者获悉,“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主犯江青,在保外就医期间于1991年5月14日凌晨,在北京她的居住地自杀身亡。江青在1981年1月被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1983年1月改判无期徒刑,1984年5月4日保外就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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