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三之夜周总理下令没有联合指示不能放飞 林彪强行起飞
彼岸花开 2016-09-28
九一三事件
原文标题:李作鹏谈他经历的“九一三”事件上
1971年9月12日，星期天。我在西山的家中。
早饭后，孩子们兴致很高的提议去颐和园玩玩。刘继祥秘书也说，今天没有接到中央和办事组开会的通知。
自8月以来，先是陪同江青到青岛，之后就是陪同朝鲜军事代表团到青岛、长沙和武汉。在北京的时间，也是一个会议连着另一个会议，根本没有休息的机会，也很少有时间与家人相聚在一起。老伴也劝我：“既然没有会，就和孩子们出去散散心吧！”我同意了。
当时颐和园闭门谢客，没有对外开放。经过秘书与有关部门联系，颐和园做了专门安排。走进园内，非常安静,近处鸟语花香，远处青山绿水。我与老伴随孩子们在园中散步、照相。颐和园还专门安排了讲解员，陪同我们一路讲解园中历史。秋高气爽的天气，我的心情很不错，多年都没有这样轻松了。直到快中午，全家才回西山。
下午起床后，刘秘书报告，仍没有中央和办事组开会的通知。我要刘秘书把前一段因陪同朝鲜军事代表团在外地，而未来的及处理的海军文件，抓紧送来。在当时，我们不仅要参加中央和军委办事组的工作，还要顾及“自留地”。
晚饭后，孩子们又拉我在客厅里看幻灯片。没看多久，我就回办公室继续处理文件。大约10点半过后，全部文件都处理完了。
这一天很安静，没有别的事情打扰。既到颐和园散了心，又把“自留地”的事处理完。心里很高兴。老伴进我的办公室说：“既然事情都办完了，就早点休息吧。”她一边帮我收拾文件，一边与我闲谈。
此时，刘秘书进来说：“总理秘书来电话说，总理要找首长讲话。”我听后说：“立即转过来。” 刘秘书拿起我办公桌上的军委一号台电话说：“请把总理电话接过来。”
我拿过来电话，等待总理讲话时，看了一眼手表：23时整。
周总理在电话中指示我：“你查问一下山海关机场，今天下午是否有一架空军飞机飞到那里去了，查的结果告诉我。”
我回答：“好的。”
平时,总理指示我了解这样或那样的情况，也是很平常、很经常的事，当时总理的语气也很平静，我没有听出任何异常的感觉。
23时05分，我就同山海关机场接通了电话。
我问：“你是谁？”
回答：“我叫李万香，是场站航行调度室值班主任。”
我问：“是否今天下午有一架空军飞机到达山海关机场？”
回答：“是的，有一架空军三叉戟飞机。”
我问：“什么时间落地的？”
回答：“20时15分。”
我问：“飞机走了没有？”
回答：“没有走。”
我说：“好了，就问这件事。”
我放下电话，立即要军委一号台总机接通周总理电话。接通后，我把查问山海关机场那架空军三叉戟飞机的情况，如实地报告了总理。此时大约是23点10分左右。
听完我的报告，总理仍用十分平静的语气说：“有这样一个情况，第一……”，当我听到“第一……”时，立即拿起笔准备记录，并用手势告诉老伴帮助我记录。
在电话中，总理向我做了四点指示，按照通常接受上级指示的习惯，也为了让我老伴能够记录准确，总理每说一句，我都要按原话复述一遍：
第一、北戴河那位（我一听就明白是指林彪）可能要动，要飞夜航，夜航很不安全，不宜飞夜航。
第二、他要飞夜航，你就告诉山海关机场，待他到达机场后，请他给我来个电话。
第三、空军那架飞机的行动，要听北京我的指示、黄总长的指示、吴副总长的指示和你的指示才能放飞。
第四、我已告诉吴法宪到西郊机场去了，作必要准备。
总理指示完毕后，我示意要过老伴做的纪录，再次向总理复述了他的四条指示。在复述时，将第一条指示的“北戴河那位”改为了“林副主席”。总理在电话中听完我的复述说：“那就这样吧。” 此时大约是23点30分左右。
两次复述总理的指示，这是我长期做参谋工作，在复杂的战争环境中培养出来的工作习惯。军情无小事，不能正确的接收、传达上级的指示，是要贻误大事的，因此现场核对上级的指示命令，是高级指挥人员必备的素质。
接完总理的电话，当时给我的第一感觉是，林彪可能要回北京，但总理出于安全考虑，不同意林彪飞夜航。
23点35分,我要通了山海关机场调度室电话，随即将总理指示的前三条（因为第四条与机场无关）向调度室值班员做了传达。同时，我在此次与机场调度室值班员的通话中，对总理的第三条指示，又补充说：“四个首长中，其中任何一个首长指示均可放飞”。这是我当时对总理电话指示精神的理解：其一，除周、黄、吴、李的指示外，其他人的指示不可放飞；其二，难道周总理一人，或黄总长一人决定放飞也不行吗？
我要求值班员复述了一遍总理的指示。
23点45分左右，周总理又打电话问我三叉戟飞机号码，我又立即打电话询问机场调度室，机场值班员开始报告为256号，我将飞机号码报告了总理，几分钟后，机场调度室又来电话更正为252号，我又将更正后的情况再次报告了总理。此时大约是23点55分左右。
在9月12日23点之后的约一小时中，周总理（包括总理办公室）给我打了两次电话，我回总理四次电话。同时，我给山海关机场场站航行调度室值班员打了三次电话，机场调度室值班员给我回了一次电话。
通完电话后，我对照总理的电话指示，又仔细地想了想与机场通话的情况。我感到，在传达总理的第三条指示时，我曾补充说：“四个首长中，其中任何一个首长指示均可放飞”的话不够准确。当时我考虑，虽然周总理一人，或黄总长一人完全可以决定是否放飞，但又想到总理电话指示的第四点，吴法宪已受命到达西郊机场，空军直接领导的中央首长专机师和指挥系统都在西郊机场，而且山海关机场那架飞机是属于空军专机师的，机组人员也是空军的，如果吴法宪不知道总理“夜航很不安全，不宜飞夜航”的指示，他可以随时直接调动飞机。这样就不能保证总理指示的落实。
因此，我觉得应向机场再强调、再明确一下总理的指示。
9月13日0时06分左右，我又接通了山海关机场调度室的电话，还是值班主任李万香接听的。
我说：“空军那架三叉戟飞机要经北京周总理、黄总长、吴副总长和我四人联合指示才能放飞，如果其中一个首长指示放飞，不管是谁的指示要报告我，你们要切实负责。”
在这次通话中，我特别强调和明确了两点：第一、强调“四人联合指示才能放飞”；第二、强调“其中一个首长指示放飞，不管是谁的指示要报告我”。
当时我认为，这样是更准确、更完整地传达和落实总理的指示。但我有一点疏忽，就是没有让接听电话的对方复述一遍。
通话结束后不久，山海关机场场站航行调度室又接连来了两次电话。
第一次大约是0时20分左右。电话接通后，值班员先报告我说：“李政委，场站领导要同你通话。”
我答：“好，请讲。”
顷刻对方说：“我是场站站长潘浩，李政委你还有什么指示？”
前几次电话都是机场调度室值班人员接的，现在场站领导来了，我再次向他传达总理电话指示的前三条。其中，总理指示的第三条，我是按照0时06分给李万香的指示，即“联合指示才能起飞”向潘浩传达的。
通话中，潘站长请示我：“你传达的总理指示，可不可以告诉空军机组的负责人？”我回答：“可以告诉。”
潘站长突然在电话中又请示：“如果飞机要强行起飞怎么办？”我拿着电话思索片刻：潘浩的请示出人意外。即使总理不同意林彪专机飞夜航，也不可能发生这样的事情呀？况且，总理并没有指示飞机强行起飞该怎么办，是阻止？还是不阻止？我不敢决定。
我答：“可直接报告周总理。”当时，在总理没有明确指示，也没有授权他人处理的特殊情况下，我只能先答复机场紧急处置的办法，因为总理在亲自了解和处理林彪专机的问题，只有总理有决定权。
这里我要说明一点：当时，山海关机场是海军航空兵第5师所管辖的战备值班机场。机场作战值班电话与海军通信总站有专用线路，而通信总站与军委一号台也有直通线路，因此山海关机场作战值班电话具备和军委一号台、和总理直接通话的条件。当晚，总理对我的电话指示第二条（“他要飞夜航，你就告诉山海关机场，待他到达机场后，请他给我来个电话”）就说明机场与总理的通话条件是具备的。
放下潘站长的电话，我本想立刻给总理打电话，报告潘浩请示的情况。但转念又一想：潘浩在电话中并没有报告机场发生了什么异常情况，他怎么能够预先设想到飞机会强行起飞？从来没有过不经机场塔台指挥，就有飞机自行起飞的事情出现过，何况这是空军专机师的飞机。必须把机场的情况先搞清楚再给总理打电话，不然，总理问我“强行起飞”的根据是什么？我如何回答呢？
大约0点30分左右，我正准备给机场打电话，机场的电话就打了过来，我当时接到的电话报告词只有一句话：“飞机强行起飞了！”
太突然了！我来不及多想，立即向总理报告：“飞机强行起飞了。”总理十分镇静的“哼”了一声，重复问了一句：“强行起飞了？查一下航向。”我又向山海关机场打电话查问航向，回答：“西北。”我将飞机航向立即报告了总理。此时大约是13日凌晨0时55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