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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斯亮回忆与李讷相识往事 称其当毛泽东女儿太苦了

彼岸花开 2016-09-29
范德萨

李讷、林豆豆、聂力、陶斯亮
  陶斯亮是原国务院副总理陶铸的女儿,与毛泽东的女儿李讷是同校同学,她用一张照片回忆起和李讷认识的往事,感慨万千。
  我是不愿翻阅旧相簿的。那永远逝去了的过去,有着我太多太多的快乐和太多太多的幸福,以至我都不愿再去触动它,就像那些陈年老酒,封存的年月越久,反而越舍不得品尝了。可是有一天,也不知是那根筋兴奋了,竟将相簿统统抖落出来,在床上摊了个横七竖八。我打开了其中的一本,纸皮面的,微微有些泛黄,里面全是我童年和青少年时代的照片。照片上的那个小女孩是如此的稚气,那双清澈透明、无忧无虑的眼睛,似乎总是在憧憬着一个七彩的梦。“难道这是我么?我曾经这么年轻过么?”我反复莫名其妙地问着自己。就这样信手翻着,翻着,突然,我的眼光停留在一帧照片上,就再也移不开了。
  这是张极普通的黑白照,由于是阴天,整个照片显得乌涂涂的。照片上的四个姑娘并排而立,背景是荒凉的深圳罗湖桥头,时间是1961年元月。
  照片上的姑娘衣着朴素,甚至显得土里土气的,即便是在以朴素为时尚的60年代,像这样的女孩子,也不会吸引行人投来一瞥的。
  然而,她们却使我怦然心动,使我百感交集。一种从久远往昔被唤回的迷惘深深攫住了我,以至连现实也变得模模糊糊,不可思议。是的,是的,我很难将照片中的这四个女孩子与今天相联系。
  她们是谁?她们的过去是怎样的?如今她们又在哪里?好,让我一一来做个介绍吧。
  最左边这个,像个土改工作队女队员似的,是当时被称之为“红色公主”的李讷(毛泽东和江青的女儿);再过来的陕西土妞是林立衡——林豆豆(林彪和叶群的女儿);第三位像知识分子的是聂力(聂荣臻的女儿);顶右边这个像女子钻井队长的便是我。那时候的我们是多么年轻,多么健壮,又是多么的纯朴啊!
  我和李讷则同是师大女附中的学生,她高我一级。我在校园里常常能碰到她,她非常朴素,总是短发齐耳,身着蓝制服,足蹬黑布鞋。那个时候,骑英国凤头车,戴瑞士表是很时髦的事情,然而李讷骑的是国产车(好像是飞鸽牌),戴的是国产表,她总是天马行空独往独来,不像我们这些女孩子,总喜欢三两成群叽叽喳喳的。
  后来,我们相识了。那是在50年代,有一年放寒假的时候,我回广州探家,她也来这里看望父母。江青见我憨憨傻傻的,一天到晚无忧无虑,就会咧着嘴笑,于是说:“这孩子性格挺好的。”而李讷太早熟,太忧郁,太拘谨,太敏感,因而江青很愿意让我跟李讷一块玩,于是我和李讷成了朋友。
  李讷只年长我一岁,那时也不过是初中学生,但是她读书之多,学识之渊博,思想之深刻,见解之独特,待人接物之持重,则完全不像她那个年龄的女孩子。在她面前,我不由得将自己减去10岁,我感到自己是那样的孤陋寡闻和幼稚浅薄。我经常瞪大眼睛听她讲各种各样的书里的故事。从她那儿,我第一次知道了《圣经》不仅可以读,而且是很有趣的一本书。记得有次,她谈起《父与子》,说她最喜欢的人就是巴扎洛夫,我赶快找来此书读,方知巴扎洛夫是个虚无主义者,当时我怎么也弄不明白,毛泽东教育出来的孩子,怎么会喜欢一个虚无主义者?又记得,有次李讷带着几分忧郁又带着几分茫然对我说:“我将来不是成为最好的人,就是成为最坏的人!”这话更是让我迷迷瞪瞪,在那样一个清明盛世,当然要做最好的人啦,难道还存在着别的可能吗!李讷这些话,给我留下了无法磨灭的印象。
  李讷告诉我,父亲给她和李敏起的名字,是“敏于行而讷于言”的意思。她确是讷于言的,由于家庭的特殊,她不得不事事注意影响,处处严格要求自己,总是提防着人们的指指点点和说三道四。红墙的阻隔,使她不能与同龄人交往,因而又注定了她是寂寞的,孤独的。过分的谨慎和压抑,久而久之,使她变得愈发孤僻,郁郁寡欢,容易紧张甚至怕见生人。表面上,她从不把自己当作父母的小宝贝,相反的,她总是用一种与她不相称的亲昵,称江青为“小妈妈”,而我自然是“小亮亮”罗!恐怕还有其他一些人,也享受了这种加“小”的待遇。但是我感到她内心深处还是极需疼爱的。我相信她一度患了青春期抑郁症,那是由于渴望能得到父母更多的关怀和疼爱,却又不能得到满足而委屈和伤感造成的。有次,我们翻阅画报,看到一个女郎的特写,她有着一双美不可言一汪清水般的大眼睛,李讷久久凝视,神往地赞叹:“多么纯洁!多么美丽啊!”不知为什么,30多年来,很多重大的事情都忘却了,然而这个细节,这件粉末点大的事儿,却使难以忘怀,为什么呢?噢,也许是因为在那一瞬间,我窥视到了李讷内心对美的向往吧!但是在日常生活中,看得出她是在拼命压抑自己的天性,甚至到了残酷的地步。
  那个时候我们女孩子,正是不知怎么“臭美”才好。我是最不会打扮自己的,可有时会一口气扎上四个蝴蝶结,红橙黄绿地顶了一脑门。每次李讷见我,总要笑嘻嘻地说上一句“好漂亮啊”(其实很难看)。可是她自己,从来不穿花衣服,不穿裙子,不梳辫子,不允许自己浑身上下有任何一点色彩和美丽。
  有一年在北戴河,我去看望李讷,她带我去见她父亲。毛泽东望望我的花裙子,对李讷说:“你看亮亮穿得多漂亮,你为什么不也穿花一点呢?”但是李讷始终不肯脱下她的蓝制服,一辈子将自己裹在灰暗之中。也就是这次,李讷指着墙上并列挂着的列宁和毛泽东的像,对我说:“列宁一看就非常精明,而爸爸一看就很有海量。”这是我第一次体会到她对父亲的崇拜。但同时又有点小小的疑惑——形容毛主席的词汇多了去了,为什么李讷独独选用了这么个词汇呢?
  后来,我们各自上了不同的高中和大学,起先还通一段时间的信,她的字写得熟练娟秀,令我自惭形秽,因为我爸老说我的字像“鬼画符”,没人能看懂。至于内容么,则记不清了,无非是些小大人般的问候鼓励罢了,可惜这些信“文革”中都丢失了。
  1966年夏,“文革”已经开始,我从上海来到北京,第一次上李讷的小窝拜访。她的住所与毛泽东的宅院一墙相隔,是座朴素的小院,她只占用一间屋子。一进门,先看到的是一排排的书架,奇怪的是这些书架的摆法并不像一般家庭一样靠墙而立,而是像图书馆藏书室那样占据了房间的大半个空间,只是在一个小角落里放着一张小木床,以及桌椅等几样简单的家俱。什么沙发,什么地毯,什么衣柜穿衣镜,什么装饰摆设……统统没有。她在中南海大食堂搭伙,父母不召唤,她不过去吃饭,有时赶不上开饭就啃烧饼泡方便面。我还是在她那儿,第一次见到方便面这种新型食品的呢。生活过得如此清苦,使我感到意外,也有点同情。我想到我们家,每当开饭的时候,老老小小围一大桌子,连阿姨也在一起,有多么的热闹啊!我想到在我们家里,我可以跟父母撒娇、抬杠,甚至吵架;可以放肆大哭或大笑;吃得太撑了可以躺在沙发上哇哇叫;夏天可以光脚丫满处跑,睡午觉时也不洗脚,找张报纸往床上那么一垫……啊,我是多么自由自在啊!我深深地感到自己比李讷幸福,幸福得多!“当毛泽东的女儿太苦了!”我徒生感慨。
  分别时,李讷送了一只长毛绒玩具小狗给我,还是外国货呢!那时这可是稀罕玩艺,我自然是珍爱有加。
  我又一次见到李讷是在1966年国庆节的晚上,在天安门城楼上观看焰火时。那时她已是《解放军报》联络员了。她依然是热情的,拉着我的手说:“走,去看看爸爸去!”我们走进休息室,见毛泽东正坐在一张大皮沙发里吸烟,他身穿绿军装,头顶一颗红星,领展两面红旗,十分的威武。我兴奋得心嘣嘣跳,紧张得透不过气来,站在那儿讷讷地说:“毛伯伯,您还认识我么?”毛泽东微笑着,用浓重的湖南口音说:“亮亮么,陶铸的女儿”(他将“铸”念成“巨”)。顿时我腾云驾雾,飘飘然不知所以了。
  后来,毛泽东走下天安门城楼,来到金水桥边,席地而坐,缓缓地抽着烟,微笑着望着对面广场上如痴如醉的百万民众欢乐的场面。李讷也拉着我随人流下来了,我俩站在离毛泽东仅50米的地方,清清楚楚地目睹了这一著名的历史镜头。“你看爸爸,神采奕奕的,多健康!多精神!我们该有多幸福啊!”李讷紧紧挽着我的手臂,兴奋地说。在五彩缤纷焰火的照耀下,我突然发现李讷一反往日的拘谨和忧郁,她双目放出我从未见过的光彩,面孔因激动而容光焕发,发自内心的喜悦使她变得美丽起来。我一方面受感染而越加欢呼雀跃,另一方面又暗暗有点惊讶:“女儿对父亲也能崇拜到这般地步吗?不是说亲人眼里无伟人吗?”
  我最后一次见李讷,却是在一个十分尴尬的场合。那是在1967年9月份,中南海分片批斗“刘、邓、陶”,我站在喧嚣的人群后面,眼睁睁看着自己的父母受尽凌辱,却一点办法也没有,真是心都要碎了。就在这时,偏偏在这时,我突然看见了她!她站在人群中,漠然地看着这一切,俨然是来“视察”的样子。不是不久前还亲热地叫“陶铸叔叔”吗?这一切是怎么啦?我受到了极大的刺激,回去后,泪流满面地找出了那只长毛绒小狗,伤心地将它扔到地上……
  我跟李讷的一段友谊,就这么随着小狗的落地而中断了。但是这许多年来,我却一直在有意无意地关注着她,我总能断断续续、时浅时深地听到一些关于她的情况。令我有点惊叹的是,她的命运,正是她悲剧性格的延伸。
  是的,她的一生是悲剧性的,她几乎从来没有离开过这条既定的人生轨迹。难道她真正飞黄腾达过吗?尊贵显赫过吗?我怀疑,即使有也是稍纵即逝的。不错,她当过几天北京市委书记,但很快就下了干校。接踵而来的是婚姻挫折,疾病折磨,父亲的去世,母亲的倒台,政治上的失意……她几乎从中国消失了,被人遗忘了,直到最近几年,才又开始传出若干信息,我知道她又结了婚,爱人老王是位离休老干部,爱好书法和国画,这倒是与李讷颇相投的。李讷病愈后分配到中办秘书局工作,但基本上在家里休息。去年看到一份杂志上刊出李讷照片,可比以前胖多了,依然是朴素得让人无法容忍。
  李讷并没有像她当初断言的那样,她既没有成为最好的人,也没有成为最坏的人,也没有去当什么“巴扎洛夫”,而是成了一个像绝大多数中国人一样的人,属于那种凭工资过日子的人,既要为油盐柴米房租水电而操心,又要为孩子上学看病坐车而犯难,甚至冬天也要像老百姓一样贮存几百斤大白菜。去年她一家三口分配的180斤大白菜,是自己用平板三轮车拉回来的。每当毛泽东的诞辰和逝世纪念日,她也跟普通老百姓一样,排在长长的队列中,静静地等候进纪念堂去见父亲一面,然后随着队伍出来,消失在那些匆匆忙忙去挤公共汽车的人流中……当我听到这些情况时,不知为什么,心里酸酸的。讲给友人听,有的感叹同情,有的则说:这有什么!挺好,就应该这样!不管怎么说,我仍要为李讷的回归而庆幸,做一名普通人(实为正常人),难道不是李讷当年所向往的吗?难道不是她那伟大的父亲所期望于她的吗?比起当年的“红色公主”来,我觉得今天的李讷更值得我尊敬。节选自摘:《中华儿女》1991年第1期,作者:陶斯亮,原题:《我和聂力、李纳、林豆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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