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尚昆日记中的毛泽东 杨尚昆眼中的毛泽东是怎样的
彼岸花开 2016-11-15
邓小平和杨尚昆
这部日记共有上、下两册，全书110万字，有目共睹的是，该日记全是建国当前的内容。起讫工夫为1949年1月1日-1965年12月10日，工夫跨度为文革前的整整17年。在建国后的这17年间，杨尚昆位居党和国家的领导岗位，他先后担任过中共地方副秘书长、地方军委副秘书长、中共地方委员和地方书记处候补书记、地方办公厅主任等职。因此，这部日记就格外有目共睹。在这部日记中，作者不只简要记述了他的所见所闻，还叙说了他对某些成绩的看法，可谓是一部观察当代中国史的珍贵记录。
杨尚昆长期担负党和国家的中枢——地方办公厅主任。这一岗位所承担的基本工作就是上承下达，其具体事务包括上至地方常委开会会场的布置与记录、文书草拟和下发，下至中南海车队的调度、托儿所、食堂工作的安排，以及房屋修缮和花草栽培。杨是办公厅主任，不一定具体处理过于琐碎的事情，但其日常工作仍是找人说话、听取汇报、布置检查等等，担任处理的事情极其繁杂。1955年3月，地方决定开党的代表会议，事前杨接见地方旧事制片厂厂长，具体讨论拍摄事宜，详细指点拍摄哪些镜头，哪些镜头不拍。50-60年代，政治风云时有变幻，忽而雷电闪鸣，转眼又是风和日丽的艳阳天，不管发生如何变化，中枢机器都要运转，杨仍每天都要面对亟待处理的一大堆具体事务。杨尚昆自1956年党的八大后，在书记处分工分管工、青、妇和指点地方调查部的工作，他几乎每隔两、三天都要听取中调部常务副部长孔原同志等的汇报，近十年从未间断。从《日记》上看，杨几乎每天工作至深夜一、二点，虽然在这17年中，杨在党和国家的职务序列中并非处于最前沿。
杨尚昆所处的地位极其重要，距毛泽东主席很近，毛在很长一段工夫内对杨也是信任有加，甚至诸如代表地方与罢黜后的彭德怀进行联系的工作，也由杨来承担。所以，杨尚昆对毛的记载就特别有意义了。杨尚昆对毛的胆略、气魄和能力极为折服，他在《日记》中时常称毛为“主”、“主座”，这应该是为了记述的方便而作的简称。不无巧合的是，曾经担任过毛泽东政治秘书、也是杨的老部下的田家英，以及毛的兼职秘书李锐等私下也称毛为“主公”。
从杨尚昆的这些叙说可以看出，毛泽东领导中国革命取得成功和成功，成为老一辈革命者对毛尊崇的思想和举动的基础。对毛的信任和尊崇，早已内化为老一辈共产党人的基本性情。
在毛泽东时代，完全完成了以毛为中心的政治上的高度集中一致。在毛的强有力领导下，听毛主席话，照党地方指示办事， 几乎成为每一个中国人包括党的高级领导干部的日常行为准绳。只需毛泽东和地方一声命下，全国上下马上动员起来，上至地方领导，下至普通百姓。这种体制的特点是，下面只需指点正确，下面贯彻执行也大体正确；而下面的指点一旦出现偏差，下面的工作也必然出现成绩。1964年10月至1965年5月，身为地方书记处候补书记和地方办公厅主任的杨尚昆，呼应刘少奇主席的号召，率领地方办公厅长安社教工作组，前往陕西省长安县开展社教运动。杨尚昆亲身下乡蹲点，在长安县搞社教大半年工夫。杨深化干部和群众，对他所蹲点的村——长安县斗门村的经济、社会、人民生活情况进行了细致深化的调查，这些都反映在他的日记中。长安县的社教运动是当年中共地方东南局直接领导的，基本指点思想就是大抓阶级斗争，“进行民主革命补课”。东南局共派出17393名干部，在这个县进行“大兵团作战”。几十年后，历史虽然已对当年的这场轰轰烈烈的阶级斗争作出了定论，长安社教基本是失败的。其根本缘由是，运动的指点思想不符合实践。虽然如此，当年地方领导同志深化群众，与群众实行“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的精神，今天看来仍有其积极意义。
在杨尚昆所担负的工作中，有一块是担任协调中共地方与苏共地方的联络。杨多次参预两党会谈，也经常安排苏联驻华大使与毛泽东、刘少奇等的会见。杨通俄文，有时甚至亲身担任毛与苏大使会谈的翻译。1961年苏共二十二大经过新党纲，杨一面安排工作人员进行翻译，送交领导同志参阅，同时他还找来俄文原件，直接阅读。1960年夏，苏联政府忽然中缀对华援助，撤走专家，恰逢我国蒙受特大经济困难之际，雪上加霜，给我国经济和人民生活带来严重的影响。1961年3月，赫鲁晓夫对我国作出姿态，提出情愿以贷款方式供给我国小麦100万吨和转口古巴糖50万吨，事关严重，刘少奇掌管政治局会议进行讨论后，要向毛泽东汇报，请毛定夺。此时，毛已退居二线，住在广州，但一切严重成绩仍需老人家亲身拍板。为此，周恩来、邓小平、彭真专程飞穗。毛一锤定音，不要粮食，可以接受糖。从杨尚昆的这段叙说中，后人可以清楚地看到，毛泽东主席不食嗟来之食、坚持自给自足的意志是何等坚强。
杨尚昆是文革浩劫的最早受益者之一。早在1965年末就被不公正地调离工作岗位，下放地方工作。对这件关系到杨的政治前途和政治命运的大事，在他的日记中记述得也非常简略。
1965年10月29日，杨尚昆在当天日记的低头上，写下：“永远不能遗忘的一天。”日记写道：“上午十时半，周(恩来)、邓(小平)、彭(真)三人约我说话，这是一次不寻常的说话，非常值得记着，永远不要遗忘！”这是一次什么样的重要说话呢？谈的又是什么内容呢？在杨的日记中无一字反映。说话的当天下午、次日和第三天的日记中，杨都写了对这次说话的感受。说话当天的日记中写道：“半夜未睡好，下午也忐忑不安”。在10月30日和10月31日的日记中的第一段，分别写有这样的话：“心境不安，什么东西都看不下去。勉强看了一些文件。”“整天没有精神，无意看什么。”原来这次说话是由于地方个别领导同志对杨尚昆同志产生了不信任，宣布调离杨的工作，另行安排杨任广东省委书记处书记。周、邓、彭只是奉命传达而已。杨尚昆是地方委员和地方书记处候补书记，下放广东担任一名普通书记（当时省委一级的书记处的书记多达5-6名），这只能被认为是贬黜，否则何来“不安”，何来“整天没有精神”？
10月29日说话后，杨尚昆就着手移交工作，这在日记中均有记载。杨仍出席一些例常活动，例如参加孙中山百年诞辰筹备会议，出席苏联大使馆国庆款待会（11月6日），出席阿尔巴尼亚国庆留念会（11月29日）。
1965年11月10日对杨尚昆更是一个不同寻常的日子。杨的工作调令在此日正式发出。同一天，毛泽东主席应杨的要求约见杨。当天日记低头写道：“半夜主席找去说话。”这次说话历时一个半小时，但在杨的日记中对说话内容无一字记载。几十年后，杨回忆道，在这次说话时，主席要他多深化，多调查，先在珠江流域干个两三年，再到黄河流域干个两三年。主席甚至很幽默地问道：“广东那么热，你跑到那里去干什么？”然而，熟习党内政治生活的老同志都知道，像杨尚昆如此重要干部的工作安排，是非经最高领导点头批准而绝无可能的。
毛泽东了解杨尚昆办事牢靠，即便要调离他的工作，仍分派他一些重要任务。在杨遭贬黜一个月前的9月16日，杨还授命与庐山会议后不断赋闲接受批判的黄克诚同志说话，那次是向黄宣布调黄任山西省副省长。10月19日，杨授命与调任三线副总指挥的彭德怀说话。如今，杨本人也被调离岗位，另行分配工作。11月17日，杨奉毛泽东主席命，去探望王稼祥同志，次日，杨又去探望了陈云同志。虽然在日记中未写能否受毛的委托，但以杨当时的身份，不可能单独去拜访陈云同志。(1998年，杨在一篇文章中写道，这次去拜访陈云同志也是奉毛主席之命去的。)杨在探望过王稼祥、陈云同志后的第三天，专门就此探望给毛泽东写了书面报告。而在11月19日，杨还就这两次探望向周恩来作了口头汇报。
11月19日，杨尚昆向周恩来的汇报，是这两位革命老战友的最后一次见面。杨的日记写道，这次说话“从上午十一点到一点半”，至于所谈内容，即在汇报了与王稼祥、陈云同志说话情况后，杨与周谈了什么，日记中付之阙如。直到1976年初，杨尚昆在山西临汾流放期间的日记，以及1998年为留念周恩来诞辰一百周年而发表的文章中，才对这次说话的内容作了披露：杨尚昆对周恩来说：“由于我工作岗位特殊，触及面很广，做了些工作，也犯过些错误。许多事情你都了解，有些成绩只要你知道，我没有向地方其他同志说过；但也有你不了解的，我不情愿多说。如果发生不测的情况，要处分我，甚至要开除我出党，只需你知道我是坦率的、无辜的，我就心安了。我决不计较个人利害，也不情愿说不该当说出的事。周总理两眼不断盯着我，听完我说的话，……然后对我说：‘不至于如此，你放心！’”杨尚昆还回忆了周当时的表情：“眼睛特别明亮，似乎含着眼泪。”
杨尚昆是一个有着高度组织纪律性的老共产党员，在如此紧张的气氛下，他承受住巨大的精神压力，照常工作，有条不紊地向中办同志办理移交手续，即便对他的老伴，有着几十年党龄的长征老干部李伯钊同志，也口风很紧，不深谈什么。在11月2日的日记中，杨写道：“晚间漫步时，同伯钊谈了一下，她有些疑虑，不好向她阐明”。这一天，杨“勉强工作到(夜)十二时后”。
杨尚昆历经党内斗争，见识广，心胸开阔，他的气度和忠真实艰难的岁月里经受了严峻的考验。杨的“等工夫”，不是一年两年，这一“等”竟长达十二年。1965年底杨赴广东后，1966年5月又被下放到肇庆任地委副书记，可谓一贬再贬，任命下达的当天，他以气候潮湿，身体不适，向地方请求转去山西，得到批准。 5月下旬，即在政治局扩大会议结束，宣布“揪出彭罗陆杨反党集团”后的几天，杨尚昆转任山西临汾任地委副书记。旋即文革迸发，杨被隔离审查，不久即被“监护”了起来，不断被关到1975年，邓小平复出，杨才被放出来，安置在山西临汾。十一届三中全会期间，地方重新启用杨尚昆，任命杨为广东省委第二书记兼广州市委第一书记。两年后，杨回到北京，开始担负一系列党和国家的重要领导职务，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和四化建设作出了巨大贡献。
笔者长期治史，虽然只能从材料、影视中接触到杨尚昆，但亦可窥见杨尚昆个性之一斑。依笔者观察，杨是一个豁达、宽和，颇有人情味的老同志。他和夫人李伯钊结缡于1929年的莫斯科，两人共同走过几十年的风风雨雨，杨对其老夫人也呵护了一辈子，在其日记中有大量的反映。1979年，杨在北京偶遇木刻家彦涵，此人抗战时期在太行八路军总部工作，是杨的老部下，1957年被打成左派，蒙冤几十年。杨对彦涵说：“当时你为什么不找我呀，我给他们打一个电话说一下就完了嘛。”(孙志远《感激苦难——彦涵传》，页465，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彦涵是一介书生，不懂也不会请托，但杨的这番话却显显露他关怀下属的性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