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少奇和彭真的关系 刘少奇对彭真的重用
彼岸花开 2016-11-18
彭真
之前，由于孔原、高文华、柯庆施等领导的北方局积极贯彻王明左倾错误路线，北方党组织遭受严重破坏。刘少奇来后，决心重建党组织，撤换了一批不得力干部，提拔了一批年轻新锐，把一批以学生为主的青年党员招致自己麾下，这些人就是后来被称为白区党或者刘少奇圈子里的人。他们主要来自两大部分，一是129运动中涌现出来的学生领袖，另一个是草岚子监狱里通过假自首释放出来的，即所谓“61人叛徒集团”。彭真自然是白区党，但他并不属于上面所说的两类人。跟那些人相比，他属于老一代领导人了，有资历有能力，而且他完全赞同刘少奇关于白区工作的方针和策略，因此得到刘少奇信赖和重用。为此，刘特意调走和自己有矛盾的柯庆施，让彭真担任北方局组织部长，与北方局秘书长林枫一起，成为自己的左膀右臂。
1937年，中央在延安召开党的全国代表会议，刘少奇是白区党领袖，但他在苏区也干过几年，属于双跨身份，而且他是政治局委员、算中央领导人，所以，他派彭真以主席身份率白区代表团参加会议并成为大会主席团成员，这就奠定了彭真白区党二号人物的地位。会议期间，刘少奇还专门领彭真见毛主席，向毛主席介绍彭真情况，让毛主席了解彭真。少奇为提携彭真可谓不遗余力了。
七七事变后，华北成为抗日斗争最前线，八路军进驻华北，开辟了很多根据地，但很缺乏干部，刘少奇建立的干部队伍正好派上用场。在北方局派遣下，这些干部纷纷进入各根据地担任党政军要职，很多出校门没多久的青年学生，一下子就成为各根据地重要负责人，超越了很多参加长征的红军老干部。彭真作为白区党二号人物，自然更不含糊。他被刘少奇派往我党在华北的最大抗日根据地晋察冀边区，担任中共北方局晋察冀分局书记，成为晋察冀根据地开创者、老资格的聂荣臻上级。刘少奇目的是要让彭真通过历练，弥补一下自身短板。彭虽然资历很老，但多年来一直在大城市，组织学运工运是他的强项，对军事、农村、根据地建设等还相当陌生，只有经过历练，才能在将来发挥更大作用。
彭真虽然是晋察冀一把手，但边区实际老大还是聂荣臻，毕竟此时是战争年代，军事第一，彭真不懂军事，不会打仗，只能在党的建设、政权建设以及统战等方面做些工作，比如制定晋察冀边区施政纲领，制定实施各项经济金融等方面政策。此时的彭真更多还是处在学习阶段。后来的事实证明，他学的并不好。
1941年，彭真受命到延安参加七大，因七大延期，就留在了延安，先后担任中央党校教育长、副校长。离开晋察冀不知是彭真自己要求的还是中央决定，但它肯定符合彭真的意愿。彭真对军事或者说打仗兴趣不大，在晋察冀几年，虽没有精通，但对根据地建设、农村农民以及军事作战多少也有一定了解和熟悉，原来的短板也算有所弥补了。离开晋察冀固然失去了封疆大吏的权势，但从事后看，绝对是吃小亏占大便宜。如果在晋察冀一直干下去，七大时顶多也就像华东饶漱石、晋冀鲁豫邓小平、山东罗荣桓那样，当个普通中央委员罢了，哪有后来高人一头的辉煌。
抗战期间延安有很多学校，比较著名的有抗大、鲁艺、陕北公学、女子大学等，与这些学校相比，中央党校的名气和地位并不算突出。但就在彭真进入党校时，情况发生了变化，中央党校改组了，改为只培训高级干部的学校。不久，延安整风开始，党校直归中央书记处领导，毛泽东负责政治指导，任弼时负责组织指导，专门负责高级干部的整风，地位更是大大提高。此时的中央党校虽然名义上由三人管委会领导，但校长邓发已被架空，副校长林彪基本不来，日常工作实际由教育长彭真主持。后来，毛泽东亲自兼任校长，彭真以副校长主持工作。于是，既非中央委员、又没有参加过长征的彭真竟然负责了高级干部的整风，权力大大膨胀，一时间成为延安城里的风云人物。按李雪峰的说法，此时的中央就是毛刘康彭四人。在整风运动中，彭真协助毛泽东，大力整顿高级干部的三风，为把全党思想统一到党的正确路线上来付出了很大辛劳，还参与起草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和《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为在党的七大上确立毛泽东思想在全党的指导地位，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但是，在后来开展的肃反审干抢救运动中，彭真也犯了扩大化的错误，错整了一些人，最著名的有中统部副部长柯庆施、军委秘书长陶铸曾志夫妇。柯庆施曾被捆起来批斗，妻子被逼自杀。陶铸也遭到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在批判经验主义最激烈的时候，彭真甚至还提出要开除周恩来党籍。审干虽然由康生的中社部和陈云李富春的中组部以及党校三家联合进行，以康生为主，但彭真也要负很大责任。运动后期，被错整的人经过甄别大都平了反，彭真也向他们多次检讨道歉，但仍有很多人不原谅他。不过，两位最高领导人毛泽东刘少奇对彭真是欣赏的，彭的仕途继续蒸蒸日上。1944年，他接替陈云担任中央组织部长，后又兼任中央城工部长。1945年，中共七大举行，他被选为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8月份，毛泽东去重庆谈判，为了避免意外情况下中央能正常运转，又把他和陈云增补为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地位仅次于毛刘周朱任五大书记。此时的彭真，可谓达到了一生巅峰。
插一段题外话。彭真秘书曾经说过，因为彭真在整风时得罪了一些人，所以七大选举时得票不多。这话值得商榷。彭真当时的选票排在18位，并不算低，排在他后面大名鼎鼎的人物多的是，周恩来，邓小平，彭、刘、贺、陈、聂、叶六大元帅都在他后面，哪一个不比他资格老贡献大？秘书的说法有点矫情了，总不能进前十位才算正常吧？再说了，康生得罪人更多，也排在彭真前面啊。
彭真担任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没多久，就被调往东北，担任东北局书记兼东北人民自治军第一政委。这是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决定的，刘这么做是在走一步大棋。抗战胜利后，党中央作出一项重要决策，拼全力抢占东北地区，把东北建成我党巩固的根据地。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东北战略地位非常重要。首先，东北经济力量雄厚，抗战胜利时，东北的工业规模居亚洲第一，铁路里程占全国一半，工业生产总值占全国80%。其次，东北地理位置优越，背靠苏联、蒙古和朝鲜，有稳定的大后方。当时毛泽东对打败国民党尚没有太大把握，所以说，“即使我们所有根据地都丢了，只要有东北，中国革命就有巩固的基础。”由此可见东北在中共领导人心目中的位置。刘少奇把这么重要的地方交给彭真，不是像1938年那样派他去晋察冀历练的，而是希望他通过建立强大的东北根据地为党立下不世之功，那就对确定他接班人位置非常有利了。（二十年后刘少奇在谈到彭罗陆杨反党集团时说过一句话：“彭真曾经是我党培养的接班人之一。”这个“曾经”应该就是指七大前后。）为了保证彭真政令畅通，刘少奇还特派晋绥分局书记林枫担任东北局组织部长，辅佐彭真。
派彭真去东北，虽然是刘少奇的决定，自然也经过重庆毛泽东同意。当时的毛泽东对彭真还是欣赏并信任的。毛泽东刘少奇对东北情况不太了解，以为日军撤走后，东北处于政治真空地带，我军只要先于国民党进入，就能轻易控制东北。当时的想法就是和平占领东北，独占东北。这样，派有城市工作经验的彭真去主持大局，就比较合适。
但出乎毛泽东刘少奇的意料，东北形势比预想要复杂得多：1、苏联囿于与国民党政府的条约，不愿公开支持中共，这样东北我军就处于非法地位，不能呆在大城市。2、杜聿明率领的国军机械化部队速度很快，战斗力很强。3、我军出关部队来自四面八方，彼此不熟悉，交通通讯又落后，联络不便，指挥不畅通。4、东北地理环境恶劣，天寒地冻，我军装备服装简陋，影响战斗力。5、前期出关部队招降太多，大量土匪伪军未加改造，国军一来，大量叛变。6、东北老百姓有正统思想，只承认国民党政府。
面对这么复杂的局面，彭真暴露出了他经验不足的弱点。他认为毛泽东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思想在东北已经不适用了，主张包围大城市，占领交通要道。 国共和谈时，他不顾东北打的炮火连天的实际情况，还寄希望与国民党谈判，迷信国民党会实现和平，这样就可以实行国共分占东北。 他不赞同把工作重点放在农村，在被苏联人和国民党撵出沈阳后，还恋恋不舍大城市，提出“面向沈阳，围着大城市转”的错误口号，率领总部机关在沈阳附近的南满徘徊，不肯在农村扎根，不把干部和主力派到农村去建立根据地。还提出“县不离县”“区不离区”。进入东北初期，他曾要求成建制的收编伪满军队和土匪，对这些部队乱发“委任状”，发给他们新武器，却不派干部，使东北各地土匪武装合法化，使敌人打着我们的旗号，到处招摇撞骗，破坏我军声誉，影响极坏。国民党一来，这些土匪部队纷纷反水，给我军造成极大损失。
刘少奇早就发现彭真的做法有问题并屡次去电指出，尽管彭是刘的亲信，但党的利益是大局，刘少奇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党性还是第一位的，提林降彭的文件就是他亲自起草的，也算是挥泪斩马谡吧。不过，刘少奇是不会忘记这位头号心腹的。一年后，刘到西柏坡组建中央工委，甫一落脚，立刻就把正在东北尴尬熬日子的彭真调回到中央工委任常委，不久，又让他回任中组部长，并代表中央指导晋察冀工作。
彭真对此次失败并不服气，四十年后毛刘林都不在了，他又想翻案，但陈云不赞同，两人各写文章各抒己见，官司打到邓小平那里，邓很无奈，于是决定，文章存档，此事不再提。在这件事情上，彭的心胸显得狭窄了一些。
彭真虽然在东北栽了跟头，但用毛主席话说，不是路线之争，只是工作意见分歧，而且对东北局面没有造成致命后果，所以后来依然受到重用，只是退出了接班人行列，位置在解放后由邓小平顶替了。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副总书记、中央政法小组组长，人大第一副委员长、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兼市长，这些职位依然显赫，在中央还是排在前十位的，这都因为有刘少奇为他罩着。
其实，彭真打天下不行，治天下还是可以的。搞农村工作不行，搞城市工作还是可以的。建国后他长期担任北京市委书记兼市长，对北京的城市建设和管理搞得还是不错的。而且，他推崇法制的精神也值得赞赏。他最大的优点是思想独立，不人云亦云，随波逐流。文革前，他反对个人崇拜，认为即便是毛主席，犯了错误也应该受到批评。这在那个个人迷信盛行的年代很容易被人看做大逆不道，但今天看来值得钦佩。而在他被监禁流放十年重新出来工作后，面对社会上疯狂的反毛逆流，他却毅然替毛泽东辩护，坚持公正客观评价毛泽东的功绩，强调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这些充分反映了他作为一个真正共产党人刚直不阿，只服从真理的优良品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