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青文革时唯一“闺蜜” 江青如何打倒贺龙？
彼岸花开 2016-11-22
叶群江青林彪
“文革”期间，中央文革小组驻地在钓鱼台，江青住十一楼，叶群是那里的常客，充当林彪和江青的牵线人，电话联系就更为频繁了。据查获的电话记录，仅从1969年至1971年9月的两年零九个月中，林彪、叶群同江青来往电话共四百七十余次，平均每两天左右就联系一次。
江青对林彪把贺龙视为篡党篡权的严重阻碍，一定要把他搞掉的阴谋早有察觉，因此积极与他配合。于是，江青同林彪一唱一和，一步步地加紧对贺龙的迫害活动。
1966年12月，有一天中央军委和中央文革在人民大会堂新疆厅召开联席会议，林彪在会上大肆攻击诬蔑贺龙，说：“贺龙出身于骡马帮，又当过军阀，对军阀一套很在行，是搞篡军夺权活动的里手。他对海军、空军、总参的问题都插手了，揭发的材料不少。”
江青紧跟着于12月底跑到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去煽风点火。30日，江青在清华把在该校读书的贺龙的儿子贺鹏飞找去，气势汹汹地说：“你爸爸犯了严重错误，我这里有材料，你告诉他，我可要触动他啦！”五天后，即1967年1月4日下午，江青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叫嚷：“军队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有代表的。”，贺龙“搞阴谋”，“是个坏人”；要把贺龙端出来。不把贺龙端出来，群众能信服吗？”并到群众中去大肆煽动：“贺龙有问题，你们要造他的反！”在上海“一月风暴”影响下，“文革”运动进入了向“走资派”发起全面进攻、全面夺权的新阶段。
为此，经毛泽东批准，中央军委于1967年1月在北京召开了扩大会议。作为军委副主席的贺龙被剥夺了出席会议的权利，而江青却被请去参加会议。1月9日，林彪和江青在会上演出一幕双簧，竭力对贺龙进行诬陷、诽谤。林彪：“全面内战现在已打了一半，要打下去，取得全胜”，“真正要打倒的没有打倒，在军队内没有炮轰贺龙。贺龙是个刀客，到处夺权，搞山头主义，反而不炮轰”；江青：“零敲碎打是不行的，要宣布彻底革命，要选中打击目标”；林彪：“贺龙搞鬼名堂，巩固山头，搞大山头”，“贺龙这个人手伸得很长，不仅军队到处伸手，而且地方也到处伸手”，“贺龙搞大比武是个大阴谋，罗瑞卿的后台是贺龙”，“贺龙是个大土匪……搞旧军队一套，四十年来灵魂深处是个大阴谋家，吃了饭不干事，经常在家请客，拉拢干部，许多军区、军兵种都有他的人。贺龙是反对毛主席的”，“不要看他不搞政治，他同彭（德怀）、邓（小平）、罗（瑞卿）结合起来就不简单”，“贺、罗、彭是一帮的”；江青：“三结义现在直接跳出来了”。
就在他们讲话后的第二天，江青和林彪反革命集团于1月10日联合炮制了揪“军内一小撮”的材料，提出了“彻底揭穿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反动口号。贺龙自然是他们的首要目标。
“子系中山狼，得志更猖狂。”在迫害贺龙方面，与林彪的阴险狡诈相比，江青显得更加咄咄逼人。
1967年2月14日，武汉第二十中学的英语教师晏章炎写了一份《关于揭发贺龙在抗战前叛变的罪恶活动材料》，诬陷贺龙在1933年向蒋介石“乞降”，并与国民党特工熊贡卿接洽“叛变投敌”事宜。此人曾于1966年7月23日写过诬告贺龙的材料，结果被打了回去。但他不甘心就此罢休。
到了1967年初，这位善于观察政治动向的造**派，看到林彪和江青勾结要打倒贺龙，他觉得这是攀附他们的天赐良机，便再次写信诬告贺龙，并由他所参加造**组织的头头专程到北京，把材料交给中央文革接待站中南组负责人。
关于贺龙1933年的这一段事，晏章炎是听他父亲说的。其父晏勋甫，是曾任南昌行营一厅二处处长，是熊贡卿的顶头上司，抗日战争时期为国民党第一战区司令部参谋长，解放后任武汉市参事室主任，省人大代表、市民革主任。1957年被划为右派，1961年病逝。
晏章炎说，其父被划为右派后，曾告诉他一桩秘密：在他任国民党南昌行营一厅二处处长时，有一天收到一包纸卷，拆开后发现一张字条，落款是个“龙”字。他当即向蒋介石作了汇报，派了一个姓黄的去苏区找贺龙接洽，回来后说贺龙同意投诚……林彪和江青很清楚，要打倒贺龙，单凭吴法宪、李作鹏等几封诬告信是不行的，特别是要使毛泽东改变对贺龙“一批二保”的方针，必须拿出更过硬的材料来。正当他们急于搜集有关贺龙现行和历史上所谓“罪行”材料的时刻，晏章炎诬告“揭发材料”正好送到他们手中，他们觉得这是一枚足以把贺龙炸得粉身碎骨的重磅炸弹。
1967年2月20日，中央文革办公室简报组将晏章炎的诬告信的抄件报送林彪和江青。江青见到这份材料，便迫不及待地于22日去找周恩来，将“材料”往周恩来前面一放，咄咄逼人地说：“这下该把贺龙揪出来了吧！”与此同时，她又命文革办公室将原件送林彪。3月9日林彪在这份诬陷材料上郑重地签上了名。
为了核实晏章炎的“揭发材料”，林彪、叶群立即命吴法宪派人调查。吴法宪派人于6月13日至7月13日，到武汉、南昌作第一次调查。调查组回到北京，马上给林彪、江青写了调查报告，说在武汉、南昌和汉川等地共找到了24人“均称不知此事”。
这次调查空手而归，没有找到证明晏章炎“揭发材料”中关于贺龙“投敌叛变”的任何证据。但他们在调查报告中竟说：“我们认为，晏章炎的揭发材料是可信的”，“贺龙……只是由于敌人没满足他的私欲，或因客观条件的变化，而叛变未遂。”
在中央决定对贺龙立案审查后，专案组再次对此事进行调查，找了包括晏章炎在内的7人，得到书面材料6份，谈话记录5份，“其中除晏章炎坚持原来的揭发外，其他6人都仍说不知道此事”。第二次调查还是没找到任何证据。
当年，贺龙已将该事件的详细经过，以中央分局的名义向党中央作了报告。这个报告就存在中央档案馆内。后来“贺龙专案组”也查到了这份报告，林彪、江青等人明知晏章炎揭发的材料完全是假的，但他们为了打倒贺龙，对党中央、毛泽东故意隐瞒了事情的真相，仍说贺龙“投敌叛变”，并上报中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