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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伯苓的募捐艺术

2015-03-20

张伯苓不但是一位杰出的教育家,而且是募捐艺术家,他一生为南开教育募款超过千万。先后开办了中学、大学、女中、小学、重庆南开中学。有人间他:张校长,你是怎么像变戏法似的,就能办了这么多好学校?他回答:当校长用不着博土、硕士头衔,只要能找钱就行。这个“能找钱”,包括募捐和争取政府公款补助。也有人看到他经常三万五万地捐回钱来,问他有什么募捐的诀窍。他说:这没什么,瞅准了,一抓就是一把。在他这句简单的话语中,饱含着他艰辛的募捐经历和高超的募捐艺术。

张伯苓募捐艺术内涵丰富,其中有一项是合理、有效、得体地回报捐款人。当有人把十万、几十万巨款捐给你兴办教育,你不能仅仅以“爱国”、“造福桑梓”、“施教广惠”等简单的词语回复了之。那么如何更好地回报捐人?也许有人想不到。当时一般私立学校的回报方法是以捐款者的名、号命名建筑物;向政府申请给予褒奖;立碑、入地方志、国史册等。张伯苓也不例外,南开校园里有许多以捐款人命名的建筑,如慰廷堂、木斋图书馆、芝琴楼、瑞廷堂、思源堂、受彤楼、秀山堂等。1944年10月17日是南开建校40周年,张伯苓纂述《四十年南开学校之回顾》,对曾向南开捐款的人一一念及,情真意切,感人至深。此外,他还灵活、恰当地运用一些特别的方法,来感谢捐款人,由此带动其他人相继捐款。因此几十年来他能源源不断地获得捐款,使南开教育发展到从小学到大学,形成一个完整的教育体系。

民国史上有8位总统,其中有4位先后向南开捐款,这在当时是绝无仅有的。其中袁世凯是在未做总统之前捐的;黎元洪是下野后;徐世昌既有未任总统时,也有在任的“豪举”;蒋介石捐款(包括公款补助)最多,前后几次达百万银元以上(以1936年币值折算)。这其中虽有多种原因,也和张善于巧妙、得体、恰当地回报不无关系。

看似偶然巧合 实为精心安排

在早期,由于严修的关系,在任官员向南开捐款现象十分普遍,那时的回报是由严修担当。到南开大学创办后,严修因病难以顾及,张伯苓逐步接过回报责任。五四运动以后,中国社会发生巨大变化,张的回报也适应这种变化,创造性地运用多种方法感谢捐款人。值得注意的是,张对捐款人的感谢是建立在尊重事实,绝不是毫无原则地胡乱吹捧,更无媚态的基础之上的。有时他对捐款人是经过深思熟虑,甚至是经过几年的精心准备和安排。让捐款人感到恰当得体、惬意,堪称天合之作。

吴鼎昌曾任中国银行监督,1916年加入段棋瑞“人才内阁”,任财政部次长,成为财阀。后任《大公报》社长。因驻天津,与张发生联系,对南开教育有所了解,对张十分钦佩。曾向南开捐款,并发起“南大学生奖助金运动”,对贫寒学生给予资助,每年每名学生可得资金300元,名额30-40名不等。,张一直设法给予恰当回报。不久,吴从政,每次因公路过天津,张只要在津,总是在木斋图书馆设宴致谢,做陪的就是那些接受奖学金的学生。这是很好的感谢方式。当吴看到由自己资助的学生向自己述说学业的进步,美好前途在召唤他们时,感到十分欣慰,超过张伯苓百句的感谢的话。这样便促使吴更加对南开予以关心和支持。

张学良曾多次捐助南开,还在公款补助上给予照顾。张伯苓创办“东北研究会”,张学良捐款500元。1928年冬,张伯苓赴美募捐,路过沈阳时,与张学良会见。少帅对张伯苓以半百之躯,远渡重洋,投身教育救国,深受感动。决定向南开大学捐款20万元,分10年付清,第一笔两万当即交付。张伯苓对此十分感激。张学良出任东北大学校长后,张伯苓给予大力支持,派他的东北籍学生宁恩承出任东北大学秘书长。1930年该校发生纠纷,张学良任命年仅30岁的宁恩承为校长。宁恐年轻,不敢担当,从东北赶回到天津请教老校长。张伯苓给予宁坚决支持,还多次亲赴沈阳指导,又派出南开主管后勤的专家孟琴襄到沈阳帮助解决具体问题,不久,东北大学校园里“电灯亮了,马路子了,水沟通了,自来水问题解决了,教授们的抱怨少了。一年中节省经费20多万元”。可是张伯苓出任东北大学校务委员,不接受一分钱的报酬,连多次往返的路费也由自己负担。成为张回报捐款人的佳话。

傅作义1928年任三十六师师长,天津警备司令。因驻军天津的关系,与张伯苓有所接触,对南开有所了解。1930年5月23日傅到南开大学参观,就学校发展事宜与张商谈,进一步了解到南开经费之窘迫,募捐之艰难,深受触动。到同年冬,傅电请阎锡山同意,将小站营田数千亩捐归南开大学为学田,每年可收租金2.5万元,约占南开大学年收入的6.25%,甚为可观。傅此举遭到军政界的不满,因为这笔租金原是拨出其中的3000元,作为天津县乡村教育的经费,捐归南开后,乡村学校经费减少,为此天津县教育局长刘宸章、县财政局长徐镜波多次找张伯苓协商,无结果,又四处托人“拜庙”索讨。到了1933年3月12日何应钦接替张学良兼任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委员长后,张伯苓就有一种担心,他找到颜惠庆想通过颜的努力,将小站营田通过正当手续划归南开。颜通过了解认为:把军事部门的地产转拨到私立学校名下是不可能的。果然,1935年北平军分会终于将营田收回。张多次找何应钦洽商,无结果,又赴南京找汪精卫,也没有改变。又转而求其次,希望政府给予同等补助,依然无效。

1936年11月,傅作义在内蒙古抗击日军激战获得全胜,这就是闻名中外的“百灵庙大捷”。张伯苓立即致函傅表示祝贺。不久张收到远在南国的厦门大学师生委托转交的“援绥捐款”。1937年1月张再次向傅致贺,并转交捐款。全面抗战爆发后,傅作义将赴前线杀敌,家属如何安排是个问题。正在为难时,张伯苓建议暂居重庆南开的“津南村”,以使傅驰骋疆场,无虑后顾,谢当年傅捐地兴学的义举。傅对张“托妻寄子”的回报,十分感激。

化学家范旭东与兄长范源濂都与南开有密切关系。早年,范源濂由于得到严修的赏识和提拔,步入仕途。出掌教育部后,对南开尽力襄助,参与南开大学的创办;南开成立董事会后,出任董事长。1927年12月23日范源濂去世,张伯苓十分悲痛,1928年1月7日,南开大学在“秀山堂”举行追悼大会,张致悼词。1914年范旭东回国在天津从事实业与化工研究,多次向南开捐款。抗战爆发,大批工商企业、机关学校向西南迁移,重庆成为战时首都,人员拥挤,房舍十分困难。范旭东和他的“久大”、“永利”迁到重庆后,正为房舍发愁时,张伯苓力邀范暂居“津南村”,并早已将最好的房子腾了出来,范旭东十分感激。1945年10月范去世,葬礼就是在“津南村”由张与“久大”企业共同主持的。

邀请贵宾来校

参观座谈讲演

每当南开举行各种活动,张伯苓都邀请一些捐款人前来参加。如开学典礼、校庆日、毕业典礼、新校舍落成仪式等,把他们作为贵宾接待,请他们参观校园,了解南开的新变化,为毕业学生颁发毕业证,向学生发表讲演。当来宾看到朝气蓬勃的学生步人社会,与取得巨大成就的返校学生交谈,听到学生对他们所表示的感谢时,他们就感到也有自己一份功劳,因为“我是捐款人”而心里充满了自豪感。

徐世昌素以“文治总统”称世,与严修“同年同科”,相交致密,多次捐助南开。1906年,南开建新校舍,徐捐出巨款。从1908年起,他又每月向南开捐银200两,一直到1911年5月南开改为公立为止,前后捐银近万两。1919年严修、张伯苓创办南开大学,徐首先响应严修的募捐呼吁,捐“京钞三万元”(折合银元16744.7元)。到1922年,徐捐足8万元。值得注意的是,徐是惟一以在任总统身份向南开捐款的官员,对促使北洋军阀各系统资助南开产生连带影响。

1917年6月2日张伯苓邀请在野之身、自称“水竹邮人”的徐世昌于6月26日来南开为毕业生发文凭,这对失意的徐来说,无疑是一个精神慰藉,且与徐“文治”身份相符。对南开来说,有前大总统徐世昌这样的人物来参加毕业典礼,自然是求之不得。以徐来说,在自己失意的时候南开没有忘记自己,不愧早年捐款结下的善缘。在政界,徐素以吝啬称著,流言他当总统时,竟有“盗卖北海鱼”之说,也曾因吝啬遭大书法家华世奎的不满和嘲讽。但是他对南开还是相当慷慨,这其中虽然因与严修有深厚私谊,也与张伯苓善于回报捐款人不无关系。

这次对徐的邀请,奠定了两年后的徐捐“京钞三万元”。此后张又多次在恰当时机邀请徐到南开参观。1923年5月20日张再次邀请徐参观新建的南开大学校舍。这一天离徐复任总统后再度下野只有10天,不知是张伯苓偶然巧合之邀,还是严修早已探知徐在总统宝座上不舒服,饱受曹锟、吴佩孚倾逼之苦而有意安排的。所以严修也前来与徐伴游,并“在校午餐,泛舟而归”。1934年8月已经80岁的徐世昌与其十弟徐世章,应张的再次邀请畅游南开大学,这时的南开大学已是名满天下。这一天下起了大雨,徐在日记里惬意地表述了:“登楼远望,雨景极佳”,可见心情不错。张伯苓回报捐款人的艺术在这里又一次得以极致地发挥。

曾任北洋政府总理兼陆军总长的靳云鹏,下野后移居天津英租界。1923年靳应严修的劝募,向南开大学捐款1万元。1926年11月2日,张伯苓致函靳云鹏,请靳参加南开建校22周年纪念活动及同时举行南开女中新校舍落成典礼:“蒙枉驾惠临,非常荣幸。拟请我公特别匀暇,届时光降加以训诲,特教情殷无任欢迎盼祷之至。”对于像靳这样的人物,下野后自然有所惆怅和失落,但是如果能有南开这样著名的学府还没有忘记他,请他参加庆祝活动,则心里又是一种满足。

1930年11月24日张伯苓致电在北京的张学良,邀请少帅在返回东北路过天津时“贲临”南开大学。同年12月10日,张学良携夫人于凤至来南大参观。在欢迎大会上,张伯苓致欢迎词:“今日欢迎副司令,一方面因为其倡导和平,促成统一,功在邦国;另一方面张副司令过去在经济上及精神上,对我校有许多帮助。”接着学生代表致欢迎词。张学良在答词中说:“14年前在辽宁青年会上,聆听贵校长张伯苓先生《中国之希望》讲演,其中有中国之希望不在任何党派,亦不在任何官吏,而在于每一个中国人之发奋图强,誓力救国。予闻之,大悟悲欢之非当,乃立誓尽个人之能力,努力救国。予之有今日,张先生一言之力也。”

扶危济困 情感士林

陈芝琴早年做洋行买办生意,家资富有,笃信基督教。他不但多次向南开捐款,而且还对其他公益事业给予资助,受到各界的尊敬,与张伯苓结为知己笃友。抗战胜利后,张回到天津,得知这位老友的住房被警察局借“接收”为名非法侵占,非常气愤,立即致函他的学生、天津市长杜建时,说陈芝琴先生素笃热心社会公益事业,曾捐建南开女中校舍,名“芝琴楼”,此外大学、男中、重庆南开中学等都有陈捐建的“芝琴楼”,其人可敬可佩。经过八年抗战,其产业衰落,目前“仅供鬻粥”。张请求杜“给予同情之援助”。此事在社会中传出,无不对张深表敬意。

同年9月29日,陈芝琴去世,张非常悲痛,经常向同人念及:“老友先亡,至甚伤恸,不惟失一知己,且生前对大中两校及重庆南开多所捐赠,实令人思念不已。”他在写给胞弟张仲述的信中说:“前为芝琴先生送殓哭泣之后,为风寒所中,致患急性肺炎经医用盘尼西林注射三四十次始愈。”可见他对捐款人的感情之深。

张伯苓对于普通人身受不公之遇,也常能尽自己能力给予救助。宋则久为天津工商企业家,曾任天津国货售品所经理。宋对南开的捐助并不多,但张仍视为知己好友。1926年只因宋欢迎过国民党军,与冯玉祥交往密切,得罪军阀李景林。李污宋为“赤化要犯”,将售品所查封,并逮捕员工10人。宋为救店救人,不得不准备满足李的要求,将自住楼房卖掉,连同流动资金凑足4万元送给李景林,李才肯放人。张从外地回到天津听说后,立即于同年11月29日写信给李的上级张学良:“查其为人,并未尝入过国民党籍,苓所深知,兹闻又有传言,谓其为国民党总务部长,殊非事实,亦乞我公代知各方面,俾免误会为荷。”

像张伯苓这样济人出危难的事例,在他的募捐生涯中有过多少次,难以知晓。这些行为到底在他的募捐艺术中起多大作用,也难以确定。但他与人为善、爱人以德的处世原则,为世人所敬佩。

合理使用捐款 坚持申请褒奖

如何合理、高效使用捐款,不仅是学校本身的事,而是涉及到捐款人的愿望和社会舆论。如果有人捐5万元,建一座校舍,而建成后仅价值3万,捐款人自然不会满意,社会舆论必有反映,下回募捐就会受到影响,反之则必然受到赞扬。所以,合理、高效地使用捐款也是一种有效的回报捐款人的好方法。

天津富商章瑞亭曾多次向南开捐款,1934年其子章玉荪、章绍廷秉承父志,向南开中学捐款10万元建一座礼堂。经过精打细算,建成后的礼堂高大明亮,可容学生2000多人,有双层斜倾式看台,舞台一侧还有化妆室,整个礼堂富丽堂皇。落成典礼时,成为天津文化界一大盛事,参观者络绎不绝。《大公报》称之为当时的“中国第一话剧舞台”,所费不过6万元。与此同时,天津英租界的耀华中学也建造了一座相同的礼堂,却花了60万。这是因为租界当局用华人纳税的钱不注重节约。这件事在当时广为巷议,对租界当局糜费华人税款大为不满,而对南开学校无不钦佩。章瑞亭一家人也为南开能有效用好捐款感到高兴。由此带动其他人对南开的捐助。

还有一次,南开大学建两座相同的学生宿舍,第一宿舍是由建筑公司设计施工的,花了5万元。第二宿舍是他们自己设计建造的,只花了两万元。两座宿舍大小相同,只是第二宿舍没有地下室,暖气不是用“片”的,而是用“管”的。可见南开精打细算,处处注意节约,可以让每一位捐款人放心。

南开对捐款兴学者,历来坚持向教育部门申请褒奖。卢木斋是著名学者和实业家,早年任直隶提学使,对南开多方维护,其中既有公款补助,也有私款相赠。南开大学创办后,经亲家严修的劝说,卢慷慨捐出10万元建图书馆。张伯苓以南开大学名义向教育部申请褒扬。1930年1月2日,国民政府颁发的《捐资兴学褒扬状》转发到南开大学,张率领南开师生敲锣打鼓送到卢府,沿途招徕路人围观,形成捐资兴学光荣的社会风气,卢木斋也十分欣慰。

天津士绅王心容曾向南开小学捐1万银元建礼堂。南开校董会呈请市教育局转呈教育部给予褒奖。经国府批准,由教育部颁发甲字第34号奖状,于1931年1月31日转到南开学校。文曰:“天津市民王心容,以私财建造南开小学部礼堂一座,计值银一万元。照捐资兴学褒奖条例规定:特授予一等奖状。此证。兼理教育部长职务蒋中正。教务次长刘大白代行。中华民国十九年十一月十一日。”张伯苓带领男女教职员和学生代表敲锣打鼓把奖状送至王宅。

1935年9月4日,教育部根据南开的申请,对本文所述章氏兄弟捐款兴建南开中学礼堂的褒扬状转发下来,文曰:“河北省天津市公民章玉荪、章绍廷捐助私立南开中学礼堂建筑费,合计国币七万三百元。按照捐资兴学褒奖条例之规定,授予一等奖状。”张伯苓带领学生敲锣打鼓将奖状送到章府。

尊重事实 致祭逝者

南开学校对于像袁世凯、李纯这样地位较高、捐款数额较多、社会影响较大的捐款人,采取命名建筑物、挂牌匾、建纪念堂、立铜像、举行纪念活动等方式,取得很好的社会影响。

早在1907年4月,南开兴建新校舍,当时任军机大臣的袁世凯因严修的关系,向南开捐款1万银元。这是南开创办后获得的第一笔数额最大的个人独自捐款,对南开的发展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带动了其他官员对南开的资助。南开以此款兴建一座礼堂,为表示感谢,定名为“慰廷堂”(袁字“慰廷”)。这是南开第一座以捐款人命名的建筑。民国后,袁世凯权倾一时,由内阁总理而总统,由总统而“皇帝”。张投有因此而趋炎附势,也没有借袁的声望抬高自己,弃教为官;而是安心他的南开教育,苦心积虑地四处募捐,赢得社会人士的赞誉。至袁死后,各地声讨诛伐,张亦没有因其“万夫所指”而改变对袁捐款兴学这一事实的态度,“慰廷堂”的牌匾依然供瞻,后来还是在学生和校友的多次要求下,才撤下牌匾。当时有一种现象,某人得权当道时,就吹捧无限,下台后又贬损其一无是处,这种不尊重事实,前后矛盾的褒贬,常常让人不可理解。而张伯苓不是这样,他不因政局的变动,而改变对捐款人的态度,是其不断获得捐款的一个原因。

1920年10月12日,一向重视教育、在天津创办过3处秀山小学、曾多次捐助南开的“天津老乡”、时任江苏督军的李纯自杀。李在临死前立下遗嘱,将家产的四分之一,约合50万元捐给南开大学作为永久基金。这对创办不久的南开大学来说,不但是一个极大的经济支持,也是巨大的精神鼓励,在社会上产生了很大的反响,由此带动其他有识之士、包括北洋军阀在内的许多人对南开的资助。

1921年4月南开大学收到李纯遗嘱的10万银元,以及不能兑现的200多万元“九六公债”(折合约50万银元)。张伯苓以南大董事会名义,推举李纯为大学创办人,李纯之弟李馨为南大基金保管人。南开以此款立即兴建一座礼堂,为纪念李纯,命名为“秀山堂”(李纯字秀山),还在堂前立李纯铜像。每年在李纯忌日时,校方都举行纪念活动,由张伯苓出面,喻传鉴坐陪,邀请李纯家人,包括李的故旧部下、妹妹等人前来在铜像前致祭。致祭后,宴请座谈,缅怀其捐款兴学事迹,畅谈南开发展的前景。天津各报竟相刊载,传为佳话。多年来成为传统,直到抗战爆发,南开迁校四川,条件不许可为止。

关键词: 张伯苓 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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