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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锷与袁世凯

2015-03-20

朱德眼中的蔡锷“是个典型的知识分子———体弱面白”,“瘦瘦的脸上,两眼相距甚宽,双颊略像女性,但口角却显得严峻、刚强。为人沉静,态度庄重……”“他虽然命在旦夕,思想却一如既往,锋利得像把宝剑。”

———[美]艾格妮丝·史沫特莱《伟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和时代》

“袁项城借给他洋一千元”

蔡锷和袁世凯的关系十分复杂。1916年12月14日,梁启超在上海举行的蔡锷追悼会上说,戊戌变法之后,蔡锷要到东京找他,“湖南长沙出来只借得二毛钱,到了汉口借亲戚洋六元,由汉到京,袁项城借给他洋一千元,到东后以三百元为学费,其余均为交友及公益之用,而自己出来则步行,未尝坐过车子。”深知蔡锷的梁启超此言不会是无根的,他也没有必要为袁世凯说好话,可见少年蔡锷之能顺利到日本留学,确曾得到袁世凯的慷慨资助。

不过蔡锷以“士官三杰”的荣誉学成归国后,一直在广西、云南等地从军,与袁并没有发生什么直接关系。直到辛亥革命后,1912年1月12日,已经是云南都督的蔡锷在给黎元洪的电文中称袁世凯“闳才伟略,实近代伟人,即孙中山先生亦曾有民国大总统宜推项城之论。徒以清廷关系尚未脱离,故此次选举不及项城者,非不愿举项城,实不能举清廷之内阁总理大臣也。要之,中国有必为共和之时机,而项城亦自有被举总统之资望,如果大局大定,此事自在意中。”但他同时又反对“株守议和”,主张“长驱北伐,直捣虏廷”,这固然是针对清王朝的,也流露出了对袁世凯的不满。1912年1月20日,他致电孙中山等人:“我军乘此朝愤,何敌不破?乃甘受袁氏之愚,一再停战,旷日持久,糜饷劳师[而]不问。”1月26日,他致电孙中山及各省都督,公开指责袁世凯想在北京召开所谓“国民会议”来决定君主、民主国体,“无非为狡展播弄之地步,以充彼战备,懈我军心”,他认为这只是“袁之狡谋”,鲜明指出民国政府已成立、总统已选出,“民主君主问题无复有研究之价值”,“惟有简率精兵,结连黔、蜀,长驱伊、洛,期共戮力中原。”他极力主张北伐,并组织了云南北伐军,发布《北伐誓师词》,其中有“甘冒不韪,乃有袁贼”等句子,前锋已从贵州进入湖南。2月12日,等到段祺瑞领衔的北洋军将领敦促清帝退位的通电发表后,蔡锷致电黎元洪还表示要提高警惕:

“段祺瑞率军北上,促进共和,大局可望早定,甚为欣幸。惟闻段夙无种族思想,而与袁世凯关系甚深。此次忽然通款,自当推诚相与。然究竟有无别谋,亦宜密为筹备,免堕奸计,而误事机。”

然而一旦清帝退位,南北和议成功,他对袁的态度就发生了变化。他曾几次发表通电,坚决支持建都北京。3月6日,他在给孙中山、袁世凯等人的电文中主张建都北京,“若夫祛除私见,调和感情,袁公当优为之,似可无烦过计。”3月25日,他电贺袁世凯就任大总统,称袁“闳才伟略,群望所归”。4月11日他给上海各报馆辟谣的电文中又有“况袁公一代伟人,中外钦仰”语。

前后几个月,他对袁世凯的看法竟有这么大的曲折变化。总体上看,只要袁拥护共和,他就坚定地站在袁的一边,极力支持袁建立一个强固有力的政府,集中中央权力。事实上,加强国权、抵御外患是他一贯的理想,从他未公开的遗嘱里也可以看出这一点。

“同室操戈,兄弟阋墙,相煎太急,隐恨良多”

1913年2月25日,当宋教仁遭暗杀后,蔡锷也曾通电谴责“卑劣”的暗杀手段,“痛切陈词,声与泪并”。但他坚决反对用兵,主张“宋案”应组织特别法庭,由法律解决,“勿挟成见,勿尚意气,勿凭势力而坏法纪,勿造言词而乱听闻”,尤其“严禁军人干预”,他说宋教仁“生前于南北意见极力调和,若令身后惹起南北恶感,恐九泉之下亦不心安”。即使说袁世凯必须推倒,此时正式总统选举在即,“则袁之将来当选与否,宜取决于全国人之同意,自有国会解决”,不能诉诸武力。当南北战争迫在眉睫时,5月17日,蔡锷曾和四川、贵州、广西四省都督联名通电,反对战争,“万一有人发难,当视为全国公敌”,并表示要坚决捍卫艰难缔造的民国。6月7日,他又和浙江、四川两省都督联名致电袁世凯及各省都督,进行调停,主张以法律程序解决纷争,力劝动兵。

到8月4日,战事终于无可挽回地爆发了,江西、南京等地烽烟四起,他仍通电指出“讨袁”理由不成立,依据《临时约法》,总统如果有谋叛行为,应由参议院弹劾;政治上有过失,则由国务院负责。何况临时政府已近尾声,马上就要选举正式总统,如果袁没有获选,却倚仗特别势力不退职,届时再以武力对付袁也不迟。他甚至天真地想组织云、贵、川、桂四省联合军驻武汉,“劝令宁、赣罢兵”。

他后来虽然也曾派兵入川,但他一直把这次战事看作“同室操戈,兄弟阋墙,相煎太急,隐恨良多”。他是反对内战的,认为“同种相残,杀机大启”,“非国家之福”,应该“为国家稍留元气,并以免以暴易暴之讥”。所以他反对袁世凯为北洋军将士授勋,认为那样做无异是“奖励残杀同胞”。

“寄字远从千里外,论交深在十年前。”黄兴送蔡锷这副对联是在1913年6月,这时“二次革命”已箭在弦上,黄兴派密使约蔡锷一同举兵,蔡锷却劝黄兴不要轻动。据杨思义《蔡锷轶事》回忆,“黄兴派曾任宝靖招讨使的谭心休至滇,约蔡松坡起兵,松坡答曰:‘民国初建,国基尚未巩固,当劝克强安静。袁势方张,此时未可轻动。’谭曰:‘我等若再忍耐,袁贼必将做皇帝。’松坡冷笑曰:‘他如胆敢称帝,我将在西南也做起皇帝来。’谭讶其言,逼问此是何说?松坡正色曰:‘国体共和,载在约法。有人敢违约法,国人必起而共击之,我就是第一个不饶他的。现在袁贼逆迹未彰,师出无名,故我主张暂时忍耐,时机未到,劝公等万勿轻动。’谭闻其言,拂袖返沪,面报黄兴,并以此遍告同志。是时我亦在沪,曾亲闻其语。”

蔡锷之所以不同意“二次革命”,反对以武力来解决政治纷争,这在他1913年7月24日给谭延闿的电文中说得比较清楚———“我国自改革以后,元气大伤,至今疮痍未复,断不可有第二次之破坏。且某国幸灾乐祸,正利用我有内乱,以遂其侵略野心,凡我邦人,正宜戮力同心,以御外侮,……克强、协和此举,未免铤而走险,急不能择。”还有一个原因他自己没有说,梁启超一直有个看法,认为在民国以后他们所面对的主要是两大势力,一是“官僚社会之腐败的势力”,一是“莠民社会之乱暴的势力”,这是蔡锷所同意的。孙中山等发起“二次革命”,在他们看来就是后一种“乱暴势力”,是他们所不能接受的。这一点蔡锷在1913年10月5日离开云南前夕进步党云南支部的欢送会上演说时说得比较清楚:“暴烈派以破坏为事,苟可以达其目的,即牺牲全国而不恤。然其进锐,则其退速,今已一落千丈矣……暴烈派之失败,虽以兵力为之,而进步党之鼓吹社会扶助政府者,其功亦诚不小。今后进步党之所虑,惟在官僚派耳”。当然他也深知“根深蒂固”的官僚派“最难征伐”。梁启超是进步党的重要党魁,曾公开倡议“军人不党”、退出统一共和党的蔡锷在老师的邀请下同意出任进步党的名誉理事。毫无疑问,没有进步党的支持,袁世凯对“二次革命”的镇压就不会那么顺手。这是袁氏后来称帝时万万没有想到的。还有一点也是袁想不到的,那就是在“暴烈派”被逐出政治舞台后,梁启超、蔡锷所代表的力量所忧虑的就是袁代表的“官僚派”,他们最后的决裂几乎也是必然的。

袁世凯以优势武力把整个民国变成自己的囊中之物,几乎只剩下远在边陲的云、贵等省还没有被北洋军所控制,蔡锷因而深为袁所忌,只有自请离滇。但这只是一种推测,蔡锷辞职离开云南其实并不是在袁的逼迫下,早在1913年6月中旬,他给梁启超的电文里就说:“久欲来京与袁总统面商各政要,并与各方人士接洽。惟因滇事重要,未敢即行。”梁启超在《护国之役回顾谈》中回忆:“民国三年春天,蔡公把都督辞掉回到北京。他辞都督并非有人逼着他辞,云南人苦苦挽留,中央也不放他走,但蔡公意思一来因为怕军人揽政权,弄成藩镇割据局面,自己要以身作则来矫正他,二来因为他对外有一种怀抱,想重新训练一班军官,对付我们理想的敌国,三来也因为在云南两年太劳苦了,身子有点衰弱,要稍为休息休息。他前后写了十几封信和我商量,要我帮他忙,把官辞掉,于是我们在北京常在一块儿又一年。”还有一个人事关系复杂的原因,蔡锷很难驾驭手下几个云南籍的部将,如李鸿祥等对他就不太服气,使他去意更坚。

1913年10月袁世凯的大总统令说:“云南都督蔡锷叠电因病请假,着给假三个月,来京调养。”10月7日,蔡锷辞去云南都督,9日动身进京。不过他虽然离开了云南,但他的旧部、他两年来一手训练的滇军还在,在云南依然有潜在的势力。

“槛虎于柙”

蔡锷在北京的两年,袁世凯表面上对他优礼有加,先后给了他一连串的官衔,如政治会议委员、参政院参政、将军府将军、陆海军统率处办事员、全国经界局督办等。还几乎每天召见,说是磋商政要,其实是防他有变。袁曾对亲信的曹汝霖说过蔡锷“有才干,但有阴谋”,其中就有“槛虎于柙”之意。

蔡锷也是大智若愚,深恐招袁之忌。在京期间他几乎没有发表过什么政见,留下的主要成果就是在经界局的文件,他深知袁氏让他到经界局是敷衍他,但他认为正经界、清田赋也是治国要政,很想有所建树。不过短短半年时间(从1915年1月22日任事到7月22日呈文给袁世凯)就主持编印了《中国历代经界纪要》、《各国经界纪要》两大本著作,可见他办事的认真、踏实、细致和严谨。大约也只有这个经界局和政治离得最远,他可以无所顾忌地做点事。

1915年8月以后,要求袁世凯称帝的舆论甚嚣尘上,先有“筹安会”,后有“全国请愿联合会”,甚至还出现了妓女请愿团、乞丐请愿团等。蔡锷韬光养晦,风花雪月,“终日沉湎于曲院,以示颓唐”。一方面却与梁启超,与云、贵两省军界密电交加,密商大计。早在这年9月底,远在美国的黄兴有密函劝他设法脱离虎口,起兵讨袁。蔡锷也派专人送了一封长达17页的密信给黄兴,告诉他自己准备返回西南发难的计划。一方面他却在北京逢人就说:“我们先生[梁启超]是书呆子,不识时务。”做出一副与梁启超分道扬镳的样子。而且对帝制问题“虚于委蛇”、很快表态,留下了一份关于帝制问题的签名书。由蔡锷领衔,蒋尊簋、孙武、唐在礼、蒋作宾列名其后,还有蒋方震、张一爵、陈仪等一共12个将军签名。“主张中国国体宜用君主制者署名于后/八月二十五日/昭威将军蔡锷”三行字是蔡锷的亲笔,原件至今还保存着。(为此,当蔡锷举义之初,袁氏的统率办事处还责问他为什么反复无常,他的答复是:“国体问题,在京能否拒绝署名,不言而喻。若问良心,则誓死不承。……若云反复,以总统之信誓旦旦,尚可寒盟,何论要言!”)但袁对蔡锷仍是不放心,所以才会暗中搜查他的家,目的是查电报密码本。因蔡事先已有防备,已把几十部密码带到天津梁启超家的卧室里,才得以幸免。

关于蔡锷离京,袁家普在《蔡公遗事》中说,1915年11月9日,蔡锷曾与袁家普密商,告诉他自己已决定出京,要求袁家普在自己走后,“务宜不动声色,力持镇静”。蔡锷于1915年11月11日出京,19日袁家普追到天津,蔡锷“已于先日乘山东丸赴日矣”。期间,蔡锷有两篇《呈袁世凯文》,先是1915年11月22日,他给袁世凯的呈文说“现在假期已满,病仍未愈”,要求“准予续假三月,俾得迁地疗养”。袁的批令是:“着给假两月。”几天后,蔡锷又一次呈文给袁世凯说:“惟有移住气候温暖地方,从容调养,庶医药可望奏功。查日本天气温和,山水清旷,且医治肺胃,设有专科,于养病甚属相宜。兹航海东渡,赴日就医,以期病体早痊,再图报。”袁世凯批令:“一俟调治就愈,仍望早日回国,销假任事,用副倚任。”这两个呈文大概都是蔡锷脱离袁掌握之后寄出的,老谋深算的袁氏表面上不好说什么,只有哑巴吃黄连。从这两个呈文和袁的批令来看,蔡锷离京赴日还是比较从容的。在日本,蔡锷还曾上书袁世凯,“切词披布腹心,未蒙采纳。”

袁世凯对财政总长周学熙说,从蔡锷临行时的深谋远虑来看,“此人之精悍远在黄兴及诸民党之上,即宋教仁或亦非所能匹。”现在远走高飞必为心腹大患,并感叹“纵虎出柙”,大有悔意。

1915年12月19日蔡锷辗转到昆明,21日、23日他在给旧部的电文中称“袁氏诡诈阴险”、“袁氏叛逆”。但在宣布独立前的一天(24日)他还给袁世凯一个“最后之忠告”,“痛哭陈词”。此后的宣言、文告中则一律列数袁的罪状,称其为叛逆、“国贼”、“谋杀凶犯”。

当袁世凯被迫撤消帝制、企图缓和举世汹汹的人心,以继续把持权柄,蔡锷在1916年3月30日给唐等的电文中指出:“其狡猾无耻,实堪痛恨”。他坚决反对袁世凯在一片唾骂声中脱下皇袍,还要继续做大总统,他在4月18日给政事堂统率办事处的复电中严正地表明了自己的态度,“人生几何,六十老翁以退而安天下,尚复何求?”要求袁世凯必须退出政治舞台。但他也说,“锷于项城多感知爱,惓惓忠言,盖上为天下计,亦下以报其私”。此前,他曾表示袁世凯对他“礼遇良厚,感念私情,雅不愿其凶国害家之举。”

“所争者非胜利,乃中华民国四万万众之人格也”

他之起义反袁,是为保卫民国,是“为时势和良心所迫”,是为了公义,不能“兼顾私情”。他从不否认自己对袁世凯怀有一定的私人感情,但一旦袁氏背叛民国、背叛自己宣誓效忠的共和、帝制自为,蔡锷就要起而反对,毫无回旋余地。对此他毫不后悔,1916年5月16日他在写给潘蕙英的家书中说:“袁世凯已打算退位,不久即罢兵息战矣。此次事业,较之辛亥一役,觉得更有光彩,而所历之危险亦大,事后思之,殊壮快也。”当他出发时,曾抱定必死的决心,他在1月31日的家书中说:“余素抱以身许国之心,此次尤为决心,万一为敌贼暗算,或战死疆场,决无所悔。”好友石陶钧也回忆他在誓师之时“早有必死之心,愿大家同归于尽”。陶菊隐说,蔡锷在举义前向滇军将校沉痛致辞:“袁势方盛,吾人以一隅而抗全局,明知无望,然与其屈膝而生,毋宁断头而死。此次举义,所争者非胜利,乃中华民国四万万众之人格也。”其时,是否能打倒袁世凯毫无把握,护国之举从力量对比上看,只能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所以护国军入川之际,大有风萧萧兮易水寒之慨。

考蔡锷与袁世凯的关系也不仅是袁曾有恩于他,“多感知爱”、“礼遇良厚”的私情,而且还可以在他自己的思想深处找到一些蛛丝马迹。1902年,蔡锷在《新民丛报》连载发表《军国民篇》的长文,首次阐述他的军国民主义思想。军国民主义包含了他富国强兵的全部理想,他对袁世凯这样的政治强人寄予厚望,并不是偶然的。因为这样的军国民主义只有假手雄才大略的权威才能有所作为。1915年5月,在“二十一条”交涉时,他写给朋友曾广轼的信中提及,袁世凯曾对他说过:“交涉完,须咬定牙根,思一雪此耻”。他说,这话如果当真,那是中国的“无疆之福”,自己“誓以血诚报之”,“如仍旧贯,则惟飘然远引,打个人之穷算盘已耳。”

作为信奉军国民主义的军人,抵御强敌、洗雪国耻乃是蔡锷最大的心愿,他对袁世凯抱有一些幻想,在这里可以找到解释。当然,他还是保持着清醒、审慎的警惕,并没有完全信赖袁氏的话。这在他未公开的遗嘱中也可以看出来:

“本人少年时,羡东邻强盛,恒抱持军国主义。是项主义,非大有为之君,不足以鞭策而前,故政体孰善,尚乏绝端之证断。后因袁氏强奸民意,帝制自为,逞个人篡窃之私,不惜以一手掩饰天下人耳目,爰伸正谊,以争国民人格。”

袁世凯至死都不能理解蔡锷之反对他称帝,竟然不是为了一己的野心,而是“为四万万国民争人格”,“人格”一词在袁氏的辞典中是找不到的。蔡锷自早年进长沙时务学堂受教以来,目光高远,已不是传统的军人可比,他是一个具有知识分子气质的近代职业军人,他不愿做军阀这一点,在当时就是空前之举。他在《军国民篇》中说得明白:“国魂者,国家建立之大纲,国民自尊自立之种子。”他所理解的国民人格只有建立在自尊、自立的基础上,这不是旧权威袁世凯所能认识到的。

关键词: 蔡锷 袁世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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