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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宓:“革命年代”不忘仁义道德

2015-03-20

翻过《吴宓日记·续篇》第一、二册(主要记录50年代的生活),可以看出吴宓(1894年~1978年)当年对传统文化中道德操守价值观念的坚守,那也是他的美国导师白璧德先生一再警告过的,中国的现代化过程不能以抛弃优秀的传统文化为代价。但历史的悲剧性就在于,这代价付得极其沉重。

记日记,对于吴宓的后半生,已经是唯一的精神寄托,只有在日记里他才能够抒发自己的真情实感。对于解放后的许多问题,吴宓都有自己的看法,而这些看法是和新文化运动时期他的主张一脉相承的,由此可见出他对自己的信念那份执著:

至于□□□□全部理想及办法,根本错误,盖务争杀劫夺而不行仁义道德。又不事休养生息、无为而治,使中国之民皆自愿为之效死,而劳扰之、束缚之、困迫之、训责之、操练之、整齐之、改造之,至于过急过甚。此实违背治道之大本,尤不合中国之民性。

类似的言论还有:

即所谓最上最尊之工农兵,其工作皆极紧张,其生活乃极严肃,其心情乃极烦苦,特相互竞赛、相互监视,随众依式,莫敢自陈而已。此额外,党员非党员,全国千万之学生各界职员,皆以劳苦过度,营养休息不足,而成痼疾或致夭亡,即其不病不死之男女老少,亦皆学得残虐斗杀之心情,愤戾骄横之姿态,瞋目切齿,闭唇握拳,而中国数千年温厚祥和之风,优游暇豫之容,从此永绝矣。

面对如火如荼的革命斗争,吴宓念念不忘的仍然是他那温和敦厚的“仁义道德”。然而人性的不断完善,终究是永恒的一个课题,这也是吴宓对西方的古希腊文化、基督教、佛教和中国的儒家文化综合思考后的结论。因此,他无法接受一个“无文化、无礼教、无感情、无历史、无宗教信仰”的社会,但现实却是一片打杀之声,他不能不有一种隐隐的预感——“服之不衷,大乱之象征耳”。十年之后,吴宓的预感不幸成为现实。

易卜生在《人民公敌》中说过:“世界上最有力量的人是那个最孤独的人”。上个世纪50年代,掀开了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不幸命运最初的页码,一部分在改造中“洗心革面”,一部分在运动中走向了终结。直到70年代末期,才迎来了知识分子的春天。在这漫长的30年里,吴宓正如1934年曾为他写过小传的温源宁说过的那样——“瘦削的躯体活像一根结实、梆硬的钢条”——就是这副铮铮铁骨,让他在全国一片叫好声里,孤独地坚守着他的文化理想和独立人格。针对再度提出的汉字字母化的叫嚷,吴宓明确阐明:“中文重形西文重声。中文入于目而止于心,西文出于口而纳于耳。中文近图画,西文近音乐。……故在中国,几百年学术思想更不能脱离文字书籍。”如果没有中西文化的深厚底蕴,如果没有一个知识分子独立的人格操守,在那样一个岁月里,他怎么可能坚持下来?他也印证了陈寅恪的那句话“自由之精神,独立之思想”。当年王国维投湖身亡留下遗书指定陈寅恪、吴宓来处理他的后事,看来也是别有深意。

关于吴宓、陈寅恪等人的学术研究,一阵喧嚣之后,归于了沉寂。说实话,从学术的角度来看,吴宓不是一个适合的研究对象,他除了留下几十本日记之外,鲜有著述,生前仅有《吴宓自编年谱》和《吴宓诗集》出版以及他主编的《学衡》。然而,在这个学术成果汗牛充栋、思想却一片荒芜的当下,以吴宓作为研究对象,人生的启迪要远远大于学术上的成就。温源宁还说过,吴宓总是把文学和道德混为一谈。换句话说,吴宓是把做学问和做人合二为一的。一个真诚善良的人,是远比一个道貌岸然的学问家更可爱、更值得钦佩的。是吴宓,让人看到了什么是人格独立,什么是坚守。

关键词: 年代 吴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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