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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国维】王国维人间词话_王国维三境界

王国维

人物简介   王国维(1877年12月3日—1927年6月2日),初名国桢,字静安,亦字伯隅,初号礼堂,晚号观堂,又号永观,谥忠悫。王国维在文学创作和文学理论上最著名的是《人间词》与《人间词话》。王国维的史学研究成果主要收集在《观堂集林》卷9至卷22的14卷《史林》中。王国维运用西方哲学的方法来梳理中国哲学所进行的开创性的工作,很大程度上决定了20世纪中国哲学研究的雏形。精通英德日等文,著述颇丰,陈寅恪认为其学术成就“几若无涯岸之可望,辙迹之可寻”。死因成为迷案,遗书开头:“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
  
人物生平
  早年经历
  1877年12月3日(清末光绪三年十月二十九日),王国维出生于浙江杭州府海宁州城。
  王氏家族世代书香,家学渊源及学人辈出的海宁乡风,对王国维的成长和人生道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王国维的父亲王乃誉,是宋安化郡王三十二世裔孙。王氏家族因抗金名将王禀及袭封前爵、赐第盐官的王沆,在海宁受到当地人民的长期敬仰。
  自出生到1899年赴上海就读农学社及东文学社以前,他的童年、青少年时期主要是在海宁故乡度过的。四岁时,母亲凌夫人去世,他和姐姐蕴玉的生活主要由叔祖母照顾,而他的读书生活,则主要受到其父王乃誉的影响。王乃誉攻书画、篆刻、诗古文辞,博涉多才,著有游目录八卷,古钱考一卷及其它文稿,题画诗、画粕等数卷。王国维生活在一个富有文化修养的家庭里,从小聪颖好学。
  1883年,他七岁起,先后入邻塾从师潘紫贵(绶昌)及陈寿田先生就读,接受过塾师的启蒙教育,并在父亲王乃誉的指导下博览群书,涉猎了传统文化的许多领域,并初步接触到近代先进的科学文化知识和维新思想,逐步形成了读书的志向和兴趣。
  1886年,王国维全家迁居城内西南隅周家兜新宅,此处后成为王国维故居纪念馆。
  1892年7月,入州学,参加海宁州岁试,以第二十一名中秀才。与陈守谦、叶宜春、诸嘉猷被誉为“海宁四才子”。
  求学之路
  1892年,王国维入州学,名在第六十余名,同年赴杭应府试未取。1893年,又赴杭应科试不第,1894年赴杭州考入崇文书院。他自从考入州学后,并未用主要精力准备应试,而是从博览群书中产生了对史学、校勘、考据之学及新学的兴趣。1894年甲午战争以后,大量的西方文化科学向中国输入,王国维接触到新的文化和思想,产生了追求新学的强烈愿望。虽然因为家贫而不能以资供其外出游学,他仍关心时事,研读外洋政书和《盛世危言》、《时务报》、《格致汇编》等等,至1897年,他在同邑陈枚肃家任塾师时,很不安心在家乡为人作家庭教师,由其父为之请人推荐留洋学堂,向往出国留学。
  1895年11月,王国维与莫氏成婚。
  1897年年底,王国维与同乡张英甫等谋创海宁师范学堂,并上呈筹款缘由,未果。
  1898年正月,王国维由父亲王乃誉亲自陪送,踏上了赴上海求学的航程,由水路抵沪,入《时务报》馆。二月,入罗振玉所办东文学社。其时在《时务报》社师事维新派人士欧榘甲,在东文学社从师日本教师藤田八丰、四岗佐代治,学习日文之余,兼学英文及数理等。这一年戊戍变法,六君子遇害,王国维深感不平,“颇有扼腕槌胸、搔首问天之慨”(据王乃誉《日记》)。
  1900年春,王国维为参加出洋考试及安排赴日留学事奔波,在罗振玉的资助及藤田、田岗两位日本教师的帮助下,于1900年12月赴日本东京物理学校学习。因病于次年农历四月二十六日由东京返国抵沪,五月返家养病。八月后,赴武昌农学校任译授。王国维的编译工作,始自王氏在东文学社时期,日本留学后,他又在罗振玉办的《教育世界》发表了大量译作,继而成为该刊的主笔和代主编,通过编译,并加以自己的论述,介绍了大量近代西方学人及国外科学、哲学、教育学、美学、文学等领域的先进思想。他从1898年到上海(时年二十二岁),至1906年三十岁其间,除在东文学社、东渡日本留学,还曾任教于南通师范学校、江苏师范学堂等。此时他以攻哲学为主,研究了康德、叔本华、尼采哲学,兼英法诸家,结合先秦诸子及宋代理学,又攻西方伦理学、心理学、美学、逻辑学、教育学,所译心理学、逻辑学名著有开拓之功。他自称这一时期为“兼通世界之学术”之“独学”时期。代表作有《红楼梦评论》及《静庵诗稿》、《人间词》。此外王国维曾担任学部总务司行走、学部图书编译局编译。三十岁以后,转治文学。他第一次全面地向国人介绍了俄罗斯文学家托尔斯泰,并对莎士比亚、但丁、歌德等进行介绍和比较,介绍了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复活》等名著及英国十九世纪浪漫主义诗人拜伦等人。同时,王国维还对美学、词学进行研究,写出了著名的《人间词话》,对中国戏曲史进行研究,撰有《曲录》等多部著作,为《宋元戏曲考》的完成奠定了基础。
  1908年1、2月间,王国维太夫人病故,奔丧返里。3月,与继室潘夫人完婚。4月,携眷北上返京,赁屋于宣武门内新帘子胡同。
  侨居日本
  1911年辛亥革命后,清政府解体,王国维携全家随罗振玉东渡日本,侨居四年有余。在罗振玉的帮助下,有机会静下心来做学问,研究方向转向经史、小学。他与罗振玉一家相邻居,平时互相切磋,往返论学,协助罗氏整理大云书库藏书,得以尽窥其所藏彝器及其他石器物拓本,并与日本学者广泛交流。他治甲骨文字,始于此时。由于专力于研究新发现的史料,并能以古文字学为基础,研究古史,从古器物到古代书册、服装、建筑,所涉甚广,著述甚丰。此外,在戏曲研究方面亦有重大的突破,所著《宋元戏曲考》,被誉之为“戏曲史研究上一部带有总结性的巨著”。在日本期间,王国维有感于时局动荡和清王朝灭亡,结合人生体验,有诗作问世,编定诗集《壬癸集》。这一时期,他的生活颇安定,学术上也更有成就,他自述此间“生活最为简单,而学问则变化滋甚。成书之多,为一生冠。”只因生计问题,有同乡邹安邀其返沪,为英国人哈同编《学术丛编》杂志,他不愿再以全家生活有累罗振玉,遂于1916年回国。在哈同“广仓学窘”《学术丛编》任编辑主任,兼仓圣明智大学教授。主要从事申骨文字及商周历史研究,作出了超越前人的成就,曾参与编摹《浙江通志》,为江南著名藏书家蒋汝藻编《乌程蒋氏密韵楼藏书志》等。并将辛亥以来重要的研究成果,编成《观堂集林》,其中《艺林)八卷、《史林》十卷、《杂林》二卷,对后世具有很大的影响。
  讲学生涯
  1921年年初,马衡受北京大学委托,再次来书邀王国维出任北大文科教授,为其所拒。
  1922年年初,王国维允任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通讯导师,但没有接受酬金。
  1923年春,当时溥仪要选海内硕学之士,王国维经升允推荐,到北京充任逊帝溥仪的南书房行走。按清代惯例,在南书房工作,大都应是进士、翰林以上学问渊博的著名人物,王国维虽只是布衣出身,以他的学识,与杨钟羲、景方、温肃三人同时入南书房工作,有幸得窥大内所藏,曾检理景阳宫藏书。1924年冬天,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驱逐溥仪出宫。王国维引为奇耻大辱,愤而与罗振玉等前清遗老相约投金水河殉清,因阻于家人而未果。王国维结束了“南书房行走”的工作,遂有崇仰他学问的胡适、顾颉刚等人推荐他担任新成立的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院长,王国维推而不就院长职,仅任教职。讲授《古史新证》及《说文》、《尚书》等课程,从事《水经注》校勘及蒙古史、元史研究,以其精深的学识、笃实的学风、科学的治学方法和朴素的生活影响了清华学人,培养和造就了一批文字学、历史学、考古学方面的专家学者,同时他自身的学术也更加精进,学术成果丰硕,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其论殷周、释甲骨、释钟鼎,处处卓绝,语语精到,皆出自己心得、发明和独创,对古代历史古代地理等研究做出重大贡献,博得海内外学人的推崇和尊敬。
  1925年2月,清华委任吴宓筹办研究院,并拟聘王国维为导师。王国维在请示溥仪后就任。此后治学转入西北地理及元史。1925年9月14日,国学研究院普通演讲正式开始,王国维讲《古史新证》。1925年10月15日,加授《尚书》课程。与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李济(一说吴宓)被称为“五星聚奎”的清华五大导师,桃李门生、私塾弟子遍充中国史学界。
  溘然长逝
  1927年6月2日。王国维早起盥洗完毕,即至饭厅早餐,餐后至书房小坐。王国维到达办公室,准备给毕业研究生评定成绩,但是发觉试卷、文章未带来,命研究院的听差从家中取来。卷稿取来后,王国维很认真地进行了评定。随后,王国维和研究院办公处的侯厚培共谈下学期招生事,相谈甚久,言下,欲借洋二元,侯给了五元钞票,王国维即出办公室。王国维雇了一辆人力车,前往颐和园。王国维吸完一根烟,跃身头朝下扎入水中,于园中昆明湖鱼藻轩自沉。
  事后人们在其内衣口袋内发现遗书,遗书中写道“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短短数言,却给了后人无数的猜测。
  清废帝溥仪事后赐王国维谥号为“忠悫”。
  1927年6月3日,王国维入殓,停灵于成府街之刚秉庙,7日,罗振玉来京为其经营丧事,16日举办悼祭。
  1927年8月14日,王国维被安葬于清华园东二里许西柳村七间房之原。1928年6月3日,王国维逝世一周年忌日,清华立《海宁王静安先生纪念碑》,碑文由陈寅恪撰,林志钧书丹,马衡篆额,梁思成设计。
  
王国维三境界
  语出王国维《人间词话》。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之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也。此等语皆非大词人不能道。然遽以此意解释诸词,恐为晏欧诸公所不许也。
  王国维先生是从古代几位大词人的词作中摘引出这几段名句来讲做学问的三境界。 原来的词意,很明显大多写人间儿女私情。然而王国维先生却很巧妙地借用来讲做学问的境界。一语中的,讲得非常透彻。
  
王国维人间词话
  《人间词话》是著名国学大师王国维所著的一部文学批评著作。接受了西洋美学思想之洗礼后,以崭新的眼光对中国旧文学所作的评论。表面上看,《人间词话》与中国相袭已久之诗话,词话一类作品之体例,格式,并无显著的差别,实际上,它已初具理论体系,在旧日诗词论著中,称得上一部屈指可数的作品。甚至在以往词论界里,许多人把它奉为圭臬,把它的论点作为词学,美学的根据,影响很是深远。王国维的《人间词话》是晚清以来最有影响的著作之一。
  《人间词话》不同于当时有影响的词话,它提出了“境界”说。“境界”说是《人间词话》的核心,统领其他论点,又是全书的脉络,沟通全部主张。王国维不仅把它视为创作原则,也把它当作批评标准,论断诗词的演变,评价词人的得失,作品的优劣,词品的高低,均从“境界”出发。因此,“境界”说既是王国维文艺批评的出发点,又是其文艺思想的总归宿。
  清朝词派,主要有浙派和常州派。浙派词致力纠正明末词流迂缓淫曼的毛病,崇尚清灵,学习南宋姜夔,张炎的词,不愿迫近北宋词人,不师秦观,黄庭坚,只学张炎,其流蔽在于主清空而流于浮薄,主柔婉而流于纤巧。于是常州派词起而纠正浙派的流弊,提倡深美闳约,沉着醇厚,以立意为本,发挥意内言外之旨,主张应有寄托,推崇周邦彦而轻薄姜夔,张炎。这的确使词论前进了一大步。
  而王国维的《人间词话》突破浙派,常州派的樊篱,克服两者之弊,有了更进一步的发展。浙派词主清空柔婉,结果导致浮薄纤巧,不真切,王国维的境界说提倡不隔,以纠正浙派词的流弊。他强调写真景物,真感情,要写得真切不隔。这确实击中了浙派词的要害。对于常州派,他反对所有词都必须有寄托的说法,认为并不是有寄托的词才是好词。他指出:“若屯田之《八声甘州》,东坡之《水调歌头》,则伫兴之作,格高千古,不能以常调论也。”并引牛峤等词,称为“专作情语而绝妙者”。他认为,伫兴之作,写情语,写景物,只要真切不隔,有境界,便是好词。这种观点有利于纠正常州派词偏于追求寄托的狭隘见解。
  
王国维诗词
  1、《蝶恋花》
  谁道人间秋已尽,衰柳毵毵,尚弄鹅黄影。
  落日疎林光炯炯,不辞立尽西楼暝。
  万点栖鸦浑未定,潋滟金波,又幂青松顶。
  何处江南无此景,只愁没个闲人领。
  2、《鹧鸪天》
  列炬归来酒未醒,六街人静马蹄轻。
  月中薄雾慢慢白,桥外渔灯点点青。
  从醉里,忆平生,可怜心事太峥嵘。
  更看此夜西楼梦,摘得星辰满袖行。
  3、《点绛唇》
  万顷蓬壶,梦中昨夜扁舟去。
  萦回岛屿,中有舟行路。
  波上楼台,波底层层俯。
  何人在?断崖如锯,不见停桡处。
  4、《点绛唇》
  高峡流云,人随飞鸟穿云去。
  数峰着雨,相对青无语。
  岭上金光,岭下苍烟冱。
  人间曙,疎林平楚,历历来时路。
  5、《踏莎行》
  绝顶无云,昨宵春雨,我来此地闻天语。
  疏钟暝直乱峰回,孤僧晓度寒溪去。
  是处青山,前生俦侣,招邀尽人间庭户。
  朝朝含笑复含颦,人间相媚争如许。
  6、《好事近》
  愁展翠罗衾,半是余温半泪。
  不辨坠欢新恨,是人间滋味。
  几年相守郁金堂,草草浑闲事。
  独向西风林下,望红尘一骑。
  7、《采桑子》
  高城鼓动兰釭炧,睡也还醒,
  醉也还醒,忽听孤鸿三两声。
  人生只似风前絮,欢也零星,
  悲也零星,都作连江点点萍。
  8、《西河》
  垂柳里,兰舟当日曾系。
  千帆过尽,只伊人不随书至。
  怪管道着我侬心,一般思妇游子。
  昨宵梦,分明记:几回飞度烟水。
  西风水断伴灯花,摇摇欲坠。
  宵深待到凤凰山,声声啼鴂催起。
  锦书宛在怀袖底。
  人迢迢、紫塞千里,算是不曾相忆。
  倘有情、早合归来,休寄一纸无聊相思字!
  9、《摸鱼儿》
  问断肠江南江北,年时如许春色。
  碧阑干外无边柳,无落迟迟红日。
  长堤直,又道是、连朝塞雨送行客,烟笼数驿。
  剩今日天涯,衰条折尽,月罗晓风急。
  金城路,多少人间行役?
  当年风度曾识。
  北征司马今头白,唯有攀条战臆。
  都狼藉,君不见、舞衣寸寸填沟洫。
  细腰谁惜?算只有多情,昏鸦点点,攒向断枝立。
  10、《好事近》
  夜起倚危楼,楼角玉绳低亚,
  唯有月明霜冷,浸万家鸳瓦。
  人间何苦又悲秋,正是伤春罢。
  却向春风亭畔,数梧桐叶下。
  
王国维蝶恋花
  满地霜华浓似雪。人语西风,瘦马嘶残月。一曲阳关浑未彻。车声渐共歌声咽。
  换尽天涯芳草色。陌上深深,依旧年时辙。自是浮生无可说。人间第一耽离别。
  译文
  满地凝结着寒霜,浓得像覆上一层白雪。人们立在西风中话别,瘦马也向着残月不断悲鸣。送别时,《阳关》一曲犹未奏完,离人就已出发了。咿轧的车声仿佛应和着歌声,在痛苦地呜咽。
  天涯芳草青青的颜色已换作枯黄,可是,陌头上深深的车辙依旧是我来时的模样。这虚浮无定的人生,还有什么可说呢?在人间最令伤心的事莫过于离别了。
  
人物评价
  综合评价
  王国维作为一代大学者,平生钻研学问而无穷尽,他平日不介入政治圈子,不营生计,不交权贵,不慕荣华,不图享受,平日深居简出,生活简朴,虽交游不广,然与同时代之学术界人士有广泛接触,除与罗振玉、缪荃荪、沈曾植等人交流学术,交往较密,其《书信集》所收书信中就有与数十位学者的论学通信,他还与日本、法诸国学者有很多的学术交流。做学问是他一生的全部工作和事业,他以其杰出的贡献在国内外学术界有着独特的地位。
  王国维是中国近代最后一位重要的美学和文学思想家。他第一个试图把西方美学,文学理论融于中国传统美学和文学理论中,构成新的美学和文学理论体系。从某种意义上说,他既集中国古典美学和文学理论之大成,又开中国现代美学和文学理论之先河。在中国美学和文学思想史上,他是从古代向现代过渡的桥梁,起到了承上启下,继往开来的作用,被誉为“中国近三百年来学术的结束人,最近八十年来学术的开创者”。
  在史学上,王国维是新史学的开山,其古史新证、二重证据法开拓了史学的新向度,其于上古史、唐史、宋史等古史的研究,于历史地理的种种发明,于历代文物的精心考证、于敦煌学的拓荒,无不展现了王国维卓越的史学才能与博大的堂庑。在古文字、语言学方面,王国维于甲骨文、金文、简牍文、石经等呈功赫赫,丰碑巍峨;于传统的《说文》学、训诂学、音韵学、版本目录、校勘学,皆渊萃卓如;且纯熟地以小学沟通学术之林,为王国维治学中的一大法宝。
  不仅在做学问方面讲究独立,王国维的为人也同样追求个性,不为人拘。在受西学浸染极深的清华校园,王国维头戴白棉布瓜皮小帽,穿大袍,勒条粗布腰带,典型的冬烘先生模样,而目,他顶着一条辫子(那是在辛亥革命后重新续起来的)。王国维的辫子留得不合时宜,却也并非是为忠君而留——溥仪的辫子己经剪掉了。看来,保存一点对传统文化的纪念,作为与现实生活抗衡的文化品格象征,才是这条辫子存在的意义。这种欲以一己之坚贞持守与社会相对抗的想法,如果仅就个人品格而言,自然有其可敬的一方面,但从整个社会的发展趋势而言,则又显得极为愚执可怜。这种带有极浓重的悲剧色彩的选择,也注定了王国维在悲剧中度过他的后半生。
  各家评价
  梁启超:“不独为中国所有而为全世界之所有之学人。”
  郭沫若:“留给我们的是他知识的产物,那好像一座崔嵬的楼阁,在几千年的旧学城垒上,灿然放出了一段异样的光辉”。
  伯希和:“中国近代之世界学者,惟王国维及陈(陈垣)先生两人。”
  胡适:“南方史学勤苦而太信古,北方史学能疑古而学问太简陋......能够融南北之长而去其短者,首推王国维与陈垣。”
  鲁迅:“中国有一部《流沙坠简》,印了将有十年了。要谈国学,那才可以算一种研究国学的书。开首有一篇长序,是王国维先生做的,要谈国学,他才可以算一个研究国学的人物。”(《不懂的音译》)
  陈寅恪:“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清华大学王静安先生纪念碑铭》)
  王攸欣:“王国维寥寥几万字的《人间词话》和《红楼梦评论》比朱光潜洋洋百万字的体系建树在美学史上更有地位。”(《选择、接受与疏离——王国维接受叔本华、朱光潜接受克罗齐美学比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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