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毅女儿的故事：“文革”中第一批留学生

乍一看，眼前的丛军，眉宇之间和她的父亲陈毅很是相像。

丛军现任中国驻联合国公使衔参赞，她的另一个身份是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王光亚大使的夫人。这几年，她和丈夫王光亚常年工作生活在纽约，只有开会或度假才回国。作为陈家唯一的女儿，丛军走的几乎是和父亲一样的道路：参军入伍，出国留学，从事外交。

丛军的职业生涯，几乎就是父亲给开的头。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选择外语专业，需要远见和经验。丛军即将升初中时，上什么学校，陈毅和张茜夫妇的意见出现了分歧。

“妈妈希望我考解放军艺术学院，因为她原来是新四军战地服务团的，能歌善舞，很活跃。我从小学钢琴、小提琴，都是妈妈的主意。可爸爸却说，国家很需要外语人才，女孩子文静一点，学点外语不错。”这场文艺和外语的争论，最后还是父亲说了算。丛军进入外语学院附中读书，直接影响了她的一生。

为了帮助女儿学好外语，陈毅专门给丛军买来了英国广播电台英语讲座唱片《林格风》和《基础英语》等教科书。40多年前陈毅的这些行为，即使放在今天，也足以和当今许多望子成龙的家长相媲美，足见他对女儿的呵护与器重。

然而，初中刚毕业，文化大革命突如其来，学校要停课闹革命。丛军再次面临前途的选择，或上山下乡，或参军报国。陈毅当时表示，女儿哪儿都不要去，就留在家里学外语，国家将来还是需要外语人才的。然而，在大环境的压力下，陈毅并没有留住女儿。

1968年，丛军到北京军区二六一医院当了一名护士。但工作之余，父亲始终坚持着自己当初的意见，没有让女儿中断外语学习。

丛军回忆说：“1971年，我到北戴河探望父母，当时爸爸已经有病，这是他最后一次到北戴河去休养。那时妈妈拿出一套四册的英语医学课本，她帮我复习英文。当时我心里都觉得无奈，我还有希望学习英文吗?”

1972年，机会终于来了。“当时父亲刚去世不久，母亲又查出患有癌症，住在301医院。姬鹏飞外长的夫人许寒冰是外交部干部司的司长，她到医院来看望母亲。她告诉母亲说，现在有这么一个机会，周总理指示，翻译还是要培养的，想把过去在外语附中学习的老初三学生招回来，送到国外深造，将来回来后就到外交部当翻译。你女儿是外语附中的，符合这个条件。”

病中的张茜听到这个消息，既高兴又担忧，因为过去有过规定，高干子弟不能出国留学。张茜决定先征求一下周总理和邓颖超的意见。“邓妈妈回电话，‘恩来说是有这种规定，但现在情况不一样了，陈老总去世了，让姗姗去学，这个是可以考虑的。’意思就是说，我父亲已经去世，现在也不是什么高干了。既然总理都说没问题，妈妈就把我送去了。”

事后，丛军才知道，他们是在“文革”期间送出去的第一批学生，是红色中国在经历浩劫时，特意选派出的苗子。他们的任务不单单是学习知识，还是中国保持与世界交流的一点火种和希望。

在这批负笈西游的学子中，还有现中国外交部部长杨洁篪，外交部副部长、驻美大使周文重，外交部副部长、驻联合国大使王光亚，以及后去的原商务部副部长龙永图等。

当时，已知自己来日无多的张茜，给远行的女儿写了一首诗：丹淮昔离家，父写送行诗。儿今出国去，父丧母孤凄。临别意怆恻，翻捡父遗篇。与儿共吟诵，追思起联绵。汝父叮咛句，句句是真知。

丛军永远也忘不了，“母亲去世后，我留学回来，大哥带着我去邓小平家。小平叔叔留我们吃饭，还说，‘给姗姗(姗姗参军后才改名为丛军)开间房，让她住到我们家吧。’意思就是让我今后和他们生活在一起。”同行的大哥陈昊苏婉言谢绝了邓小平的好意，哥哥决定他们自己养活这个妹妹，不给组织添麻烦。

“1974年我回国去看望邓颖超妈妈，邓妈妈也说：姗姗咱俩住一起吧。我没接茬，心里感谢邓妈妈的好意。因为我觉得这是不可能的，邓妈妈那么高的身份，另外我当时很快就要结婚，自己要组成家庭了。”

张茜去世前，专门对陈昊苏三兄弟交待：一定要等到妹妹结婚成家后，你们才能分家。1977年春节，在母亲去世3年后，丛军和王光亚喜结良缘。陈昊苏、陈丹淮和陈小鲁兄弟遵从母亲的遗愿，凑钱为妹妹张罗了婚礼。

丛军有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丈夫王光亚是她在英国留学的同学，又都从事外交工作，两人相知甚深。他们唯一的儿子毕业于北京工业大学，如今在一家证券公司工作。谈起儿子，丛军一脸幸福，“我希望他能真正了解他的外公，这是我最大的财富，也是我的全部家产。”

年过半百、经历了人间沧桑的丛军，更加理解了当年父亲对自己的要求。她把这样的希望传给了自己的孩子：“我和他的舅舅们，一直是靠自己奋斗，正派、正直，希望他也做这样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