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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望道】陈望道简介_陈望道翻译共产党宣言

陈望道

人物简介
  陈望道(1891年1月18日—1977年10月29日),原名参一,笔名佛突、雪帆,浙江义乌人,中国著名的思想家、社会活动家、教育家、语言学家、共产党创始人之一。早年留学日本,毕业于日本中央大学法科,获法学学士学位。回国后积极提倡新文化运动,任《新青年》编辑,翻译出版了《共产党宣言》第一个中文全译本。是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成员。历任全国人大第四届常委,第三、第四届全国政协常委、民盟中央第三届副主席。曾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毕生从事进步语文运动和语文科学的教学研究,建立了我国修辞学的科学体系,对哲学、伦理学、文艺理论、美学等造诣较深。主编《辞海》,著有《修辞学发凡》、《文法简论》等。
  
人物生平
  早年毕业于金华中学。
  1915年1月赴日本留学,先后在东洋大学早稻田大学、中央大学等校学习文学、哲学、法律等,并在课外努力钻研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
  1919年5月回国,在浙江杭州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任国文教员,积极参加新文化运动。
  1920年春,应陈独秀之邀,到上海编辑《新青年》,并参加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和社会主义青年团筹建工作。在此期间,他还参加上海工人运动,组织纺织、印刷、邮务等工会,亲自到沪西工厂区开办工人夜校和平民女学。
  1923年至1927年间,在上海大学任中文系主任、教务长、代理校务主任等职。上海大学停办后,改任复旦大学中文系主任。1931年7月,园受国民党政府迫害,离开复旦大学。
  1934年9月,创办《大自》半月刊,并与鲁迅等共同发起大众语运动,对国民党的“文言复兴”运动加以痛击。《大自》被迫停刊后,去广西大学任中文科主任。
  1937年6月返回上海,参加党领导的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 1936年,在党主办的夜大学“社会科学讲习所”任教,并主编《每日译报》的《译文周刊》,为抗战时期上海语文运动的主要领导者和组织者之一。
  1940年秋,从上海经香港转赴重庆,任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1942年起任新闻系主任、代教务长。其间曾与几位进步教授一起邀请周恩来、邓颖超于复旦师生见面。1946年6月,随复旦大学迁回上海,积极配合党组织保护和支持师生的革命斗争。解放前夕,负责上海大学教授联谊会的工作,组织广大进步教授参加反内战、反饥饿等民主运动。
  建国后,历任华东军政委员会文化教育委员会副主任兼文化部长、华东高教局局长、复旦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联合会主席、上海市语文、协合会长、一至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委、第三、四届全国政协常委、上海市政协副主席、民盟中央副主席、民盟上海市委主任委员等职。1961年以后,任《辞海》修订总主编,1977年3月29日病逝。
  
陈望道翻译《共产党宣言》
  其实,日文版的《共产党宣言》随着1906年3月出版的《社会主义研究》开始流传开来,然而汉译本却是在1920年才出现,这中间长达14年。究竟是为什么?
  日本社会主义思潮的兴起对于日本政府来说也是个重大的威胁,所以在20世纪初期,日本存在两个思想界变革的高峰。而处于两个高峰间的那个低谷,则是当时日本政府封杀社会主义思想传播的时期。
  《共产党宣言》发表后,日本的思想界却开始被政府所压制。那时留学在日本的戴季陶,几经周折得到了这本《社会主义研究》。然而当时还不是着手翻译的时机,所以一直将这本他看来非常有价值的杂志保存在身边,直到回国。
  那时的戴季陶,思想颇为激进。但是,他细细看了一下,便放下了,因为翻译此书决非易事,译者不仅要谙熟马克思主义理论,而且要有相当高的中文文学修养。
  后来,戴季陶回到上海,主编《星期评论》,打算在《星期评论》上连载《共产党宣言》。他着手物色合适的译者。《中国时报》主编邵力子得知此事,向戴季陶举荐一人:能承担此重任者,非杭州陈望道莫属也。
  陈望道接到戴季陶言辞恳切的约稿函和日本版的《共产党宣言》后,欣然接受任务。
  陈独秀知道后,找到李大钊,从北京大学借出了英文版的《共产党宣言》,迅速寄给陈望道,用以参阅,相互对照。
  陈望道就此忙碌起来,找来当时有关此书的译文片段,回到故乡义乌的茅草房里,开始了这项翻译工程。
  有一天,陈望道的母亲见儿子关起门来不分昼夜地依据日文本、参考英文本翻译《宣言》,人都累瘦了,便给儿子做了糯米粽子,外加一碟红糖,送到书桌前,催促儿子趁热快吃。陈望道一边吃粽子,一边继续琢磨翻译句子,竟然把墨汁当做红糖蘸着吃了。
  陈望道字斟句酌,细做推敲,全书第一句话就是难点,一次次尝试又都被推翻重译,最后才改为:“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徘徊。”
  1920年,这部经典终于诞生。陈望道将汉译本送到上海,曾经留学日本的陈独秀等对译稿进行了校译,这本红色经典终于出版了。
  
人物评价
  忠诚教育
  陈望道先生是我国共产党的发起人和党的早期成员之一,深深懂得干革命需要共产党的领导,办教育同样离不开党的领导。在他主持复旦大学行政工作期间,自觉坚持党的领导 ,忠诚于祖国的教育事业。
  当时学校实行党委领导下的校长分工负责制,有关办学方针、重大决策和干部任免,他都提交党委集体讨论然后作出决定。这就使学校在党委的领导下 ,沿着正确的方向发展,并取得较大的成就。
  在办教育的过程中,陈校长坚持根据我国教育实际,制订学校的教学制度。他担任校长初期,就遇到了如何借鉴苏联经验的问题:是不顾民族特点,一味照抄照搬呢,还是以实事求是的态度,从我国具体情况出发?
  这里举一个小的例子,五十年代初期,我们高校曾借鉴苏联的办学经验,当然其中有不少好的地方,不过当时把他们的"六节一贯制"的作息制度也照搬过来了。一个上午学生要连上六节课 ,上完第四节课之后,给每个学生发一个小面包,接着再上两节课。事实证明这种做法是不适合中国国情的。陈望道校长指出:"中国的午餐时间同苏联不一样,两国学生的健康素质也有差别 ,怎能不顾事实照搬别国的经验呢? "后来这一做法很快被纠正过来了。
  1952年院系调整后,华东地区11所大学的有关专业调整到复旦大学。与此同时,许多著名教授专家也一起调到复旦。起初有些教授对院系调整想不通,情绪不稳定。陈望道先生针对这一实际问题 ,认真做好思想工作,促进教授间的团结,充分调动他们的积极性。例如为了动员外文系一位教授出来担任系主任,他一连三次登门造访。
  对中青年知识分子,他更是爱护倍至 ,创造各种条件,使他们健康成长,一旦作出成绩,又及时给予提拔。由于陈校长善于团结知识分子,热情关怀他们,许多教授的思想问题逐步得到解决,安心从事教学和科研工作 ,并取得了一批成果。事实证明这些教授的到来,壮大了复旦大学的师资队伍,也为后来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致力学风
  建设一个良好的学风,对于任何一所大学来说,都是必要的。为了使复旦有一个好的学风,陈校长在一些重要的场合都要谈学风问题。
  1963年他专门向全校师生作了学风问题的报告。陈校长指出:学风问题是一个综合性的问题,涉及面广,与全校一切人、一切事有关,因此要动员全校所有人都来参与学风建设。同时 ,他又指出:"优良学风的形成,是一个需要长时期的思想上启发和行动上实践的问题。但是主要是思想先行。"陈校长的报告在全校师生中引起了强烈反响。
  通过这次全校范围对学风问题的讨论 ,大大促进了学校优良学风的建立。许多学生树立起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坚持走又红又专的道路。学生学业基础扎实,毕业后分配到祖国各地,大都成了栋梁之才。
  陈望道先生不仅倡导建立优良的学风,而且还身体力行,积极实践。他坚持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科学研究和教育工作,主张讲究实际,反对说空话,无论是办事还是写文章 ,他都坚持科学的实事求是的态度。
  他常说,评价一个人,关键在于看他做了些什么,不在于听他说了些什么。他反对写那种长而空的文章,强调必须注重调查研究,掌握第一手材料。他积极提倡从事创造性的研究 ,反对人云亦云,总之,无论在治学精神方面,还是文风方面,陈望道先生都不愧为复旦人的楷模。
  重视研究
  陈望道先生在复旦长期从事教学工作,对科学研究也十分重视。他清楚地认识到,搞好教学,培养又红又专的人才,是大学的一件头等大事。但是,如果学校不同时重视和发展科学研究 ,教学水平就无法提高,培养高水平的人才也就成了一句空话。因此,陈校长极力倡导开展经常性的学术研究工作,并且强调学术研究中的科学态度。
  为了适应文化教育、科学研究事业的需要,复旦大学自1954年1起开始举行校庆科学讨论会。通过一年一度的大型科学报告和讨论,既检阅了全校师生年来的科研成果 ,也有力地推动全校学术讨论的开展。
  这种形式,除了"文革"期间被迫停止了一段时间外,直到今天,复旦大学仍然每年都举办一次科学报告会,到1990年已举行了24届 ,参加的除文理科、科学技术外,还扩大到机关和管理部门。这种科学讨论会,按照过去陈校长的意见,要认真贯彻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 ,他认为"坚持开展不同学派、不同见解的自由讨论,既是繁荣科学的途径,也是提高科学工作者的手段。实践证明这种看法是完全正确的。
  陈望道先生不仅积极提倡科学研究工作的开展,而且还身体力行,带头从事科学研究工作。他从事一辈子进步的语文运动,也从事了一辈子语文研究。1952年起他历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语言组副组长、上海市语文学会会长等职。
  陈望道先生的《修辞学发凡》一书曾得到毛泽东同志和海内外学者的高度评价 ,在市委和校党委支持下,他在我校设立了语法、修辞、逻辑研究室(后来在改为语言研究室),由他亲自主持工作,取得了一大批研究成果。1961年,陈望道先生担任《辞海》主编的任务。经过全体编写人员四年的辛勤劳动 ,《辞海》于1965年出版了。
  1975年以后,他的健康状况越来越差,但仍坚持学术研究,最后竟然在病榻上完成了《文法简论》一书的定稿工作。
  陈望道先生将毕生的精力奉献给了我国的教育事业,可以说是"著作遍海内,桃李满天下"。特别是他本人治学严谨,是值得后人纪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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