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演达

　　邓演达（1895年3月1日－1931年11月29日），字择生，广东省惠阳县人，著名的国民党左派领导人。1909年入广东陆军小学，曾参加辛亥革命。1919年保定军校毕业。1920年后，历任粤军第一师参谋兼独立营营长、第三团团长。曾两次率兵讨伐陈炯明叛军，深得孙中山的信任和嘉许。1924年5月任黄埔军校训练部副主任，后任黄埔军校教育长。1926年1月当选为国民党候补中央执行委员。同年7月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主任，随军北伐。历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中央军委主席团成员和中央农民部部长等。1927年四一二政变爆发后曾著文谴责蒋介石、汪精卫，并与宋庆龄等展开反蒋活动。1931年8月在上海被捕，11月29日晚被秘密处决于南京麟麒门外沙子岗，年36岁。

　　

　　第一次国共合作时，邓演达拥护孙中山与共产党合作改组国民党，制定“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并在所部第三团首先接受新的政治训练，积极协助孙中山创办黄埔军校，先后任训练部副主任兼学生总队长、教育长等职。

　　1926年3月，蒋介石制造“中山舰事件”作为反共借口，邓演达挺身斥蒋失去革命立场，劝其立即停止军事行动，遂遭蒋排斥，被调离黄埔军校。

　　1926年7月，广东国民政府出师北伐，邓演达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政治部主任。北伐途中，除领导政治工作外还兼军事指挥。攻克武昌后，兼任湖北省政务委员会主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移驻南昌后，又兼任总司令部武汉行营主任。

　　1927年2月，邓演达同徐谦、吴玉章、黄琪翔等5人在武汉组成行动委员会，与搞分裂活动的蒋介石进行斗争。3月，在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中央军委会主席团成员和中央农民部长，并重新任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主任。在他的建议下，中央成立了土地问题委员会；他与毛泽东一起在武昌举办了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这时，邓演达已成为著名的国民党左派领袖人物。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通缉邓演达。4月17日，邓演达和宋庆龄、毛泽东等联合发表《讨蒋通电》，声讨蒋介石反共反人民的罪行。4月23日，邓演达主持了在武汉举行的30多万人参加的群众大会，谴责蒋介石政变、残杀工农群众的罪恶活动。当汪精卫准备叛变时，邓演达多次与汪斗争。当他感到大革命的失败已无可挽回、自己必须和汪划清界线时，于6月30日写了《告别中国国民党的同志们》的告别书，严厉谴责汪精卫的反革命叛变行径，随即辞职去苏联。11月1日，他在莫斯科与宋庆龄、陈友仁发表了《对中国及世界革命民众宣言》，明确阐述了三民主义的意义，提出组织“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继续与新、旧军阀作斗争。以后，赴欧、亚十几个国家游历考察，寻求中国革命的道路。

　　1930年5月，邓演达回到上海。8月9日召集各地代表举行了第一次全国干部会议，正式成立“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即中国农工民主党前身），通过了由他起草的政治纲领《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政治主张》，选出了中央干事会，他被推选为总干事。组党后，他一面策划军事倒蒋，一面主编《革命行动》半月刊，撰文揭露和抨击蒋介石集团以及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

　　1931年8月17日，邓演达在上海英租界愚园坊20号给干训班学员讲课，因叛徒陈敬斋出卖，被蒋介石逮捕，旋即解往南京。在狱中，蒋介石软硬兼施，要他放弃自己的主张，宣布解散组织，并许以高官厚禄，拉拢、软化他。但邓演达以“我要维护中华民族的正气”严词拒绝了。同年11月29日，邓演达被秘密杀害在南京麒麟门外沙子岗，时年36岁。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追认邓演达为烈士，并于1957年11月将其遗骸从遇害处迁葬于南京中山陵左侧，与廖仲恺墓左右并峙。1961年11月纪念邓演达殉难30周年时，朱德和宋庆龄题词赞扬邓演达。1981年11月在邓演达殉难50周年的纪念大会上，彭冲代表中央再次表彰邓演达是“中国民主革命的英勇坚强的战士”，“是著名的政治活动家，是国民党左派领袖人物”，“在民主革命中立下的功绩，受到人民的尊敬和称颂”。

　　1986年，广东省人民政府拨专款修复邓演达故居，并对邓演达父亲邓镜人创办的鹿冈小学进行修整、扩建，更名为“演达学校”。1987年6月，惠州市人民政府在南苑公园内树邓演达铜像，建邓演达纪念碑、纪念亭。1993年，惠城区三栋镇人民政府拨款在该镇建“演达医院”，农工民主党中央主席卢嘉锡题写院名。

　　

　　蒋介石曾以给国民革命军总参谋长职位拉拢邓演达，被邓拒绝。蒋给邓写信说：“不要做共产党的尾巴，现在是国民革命，不是共产革命。”邓演达据理驳斥。邓演达等国民党左派为了反对蒋介石的军事独裁，同蒋介石进行了一场尖锐斗争。1923年5月，邓演达分别与宋庆龄、谭平山（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国民党组织部部长）等商谈，为继承孙中山的遗教，计划以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人为基础，改组国民党，容纳共产党的主张，组织革命行动委员会，维护国共合作，继续领导国民革命。

　　蒋介石以“煽动暴乱”罪名通缉邓演达，机枪已对准邓演达的住处。面对当时反革命力量的强大，无可挽回大革命的失败，1927年6月30日，邓演达毅然写了《告别中国国民党的同志们》的离别信。7月3日他又在《汉口民国日报》发表文章，大声呼吁：要为保持总理三民主义的革命性而奋斗。

　　在武汉的腥风血雨中，邓演达战胜各种艰难险阻前往苏联，到达莫斯科，受到了共产国际的热烈欢迎。在苏联，他对中国革命道路进行了深层次的思考，同时与先到苏联的宋庆龄、陈友仁商议坚决要成立一个新政党。

　　1927年11月1日，宋庆龄、邓演达、陈友仁在莫斯科以“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的名义发表了由邓演达起草的《对中国及世界革命民众宣言》（即莫斯科宣言）。《宣言》对大革命失败后的中国革命进行了积极探索，表达了继承孙中山的遗志，寻求民族解放，走向社会主义的决心。在苏联，在群众集会上阐述了中国革命有民族革命的特殊性，公开反对第三国际干涉中国革命，引起了苏联的不满。邓演达明确认识到：中国革命得不到苏联的同情和支持，另一方面认为俄国革命经验不适合中国。他带着失望的心情离开了苏联前往德国，邓演达在德国大量读书学习，做革命理论研究，探索革命道理。在国外三年时期，他先后到英、法等欧洲各国，对不同类型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情况，以及工人、农民生产、生活情况进行了考察，记了大量笔记，积累了许多知识，为中华民族的解放道路艰苦奋斗，勇于探索，形成了一整套平民革命的思想体系。基本内容：关于哲学思想，坚持唯物论和唯物史观；对中国社会性质的分析，他认为：中国是一个处在前资本主义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因此，可以不必经过资本主义革命，认为中国革命的性质是带有民族性的平民革命，实质是农民革命、土地革命，中国革命的任务是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地主阶级统治，建立以工农为中心的劳动者政权--平民政权；中国革命的前途，通过国家资本主义实现社会主义。

　　邓演达为农工党创建形成了一套完整革命的理论，有力地指导了农工党的创建。邓演达关于“农民革命、土地革命的思想”，早在国共合作北伐战争时期就与毛泽东在土地、农民的问题上的想法很接近，可谓志同道合。多年后，毛泽东还说：“大革命时期，农工搞农民运动，陈独秀、彭述之不同农工合作，倒是邓演达肯同农工合作。”周恩来也说过：“在谈论土地问题时，他（邓演达）同毛泽东同志的意见一致。他积极主张摧毁封建势力。”农工党领袖邓演达与中共领袖毛泽东思想志同道合，为农工党与中共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通力合作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建党诸事初定后，1930年8月9日，在上海法租界萨博赛路290号召开了有十个省区代表参加的第一次全国干部大会，有30余人参加。会议由邓演达主持，通过由邓演达起草的纲领，确定了党的名称是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简称临委会），由25名干事组成了中央干部会，邓演达被推选为总干事。8月10日，中央干部会发布了《临委会》第一号《通告》。中央机关设在上海爱麦虞限路159号，向全国宣告临委会成立（当时公认为第三党）。

　　

　　邓演达是中国民主革命杰出的政治家。他在大革命失败后第一个明确地提出了激进小资产阶级的政治主张。他不受传统思想的束缚，不拘泥于现成结论，追求真理，独立思考，思想深邃，勇于探索，表现了超人的大智大勇。在黑云压城，一些人陷于消沉的时候，他的战斗纲领，他的坚毅勇敢，激励着被挫折而分散的同志继续奋斗。他的政治主张，与中国共产党的民主革命纲领有一致之处，他的革命活动与中国共产党的斗争相互呼应。他的英勇献身精神，永远值得人们尊敬和称颂，他的伟大功绩永远是中国革命史册上光辉的一页。正如许德珩在他殉难50周年时题写的对联所说：“坚贞不屈，献身民主。碧血丹心，照耀千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