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也频

　　胡也频（1903年5月－1931年2月），原名胡崇轩，福建福州人；左联五烈士之一，也是龙华二十四烈士之一。早年读过私塾，当过学徒，后被家人送到天津大沽口海军学校学习机器制造。后又去北京考大学，但未录取，在北京、烟台等地过了三四年的流浪生活，开始写小说。1924年与女作家丁玲结婚，1928年到上海主编《红与黑》杂志，次年与沈从文合编《红黑》月刊和《人间》月刊。1930年加入“左联”，被选为执行委员。1931年1月17日被国民党逮捕，2月8日在上海龙华被杀害。

　　

　　1920年春到上海，改名胡培基，进了浦东中学读书。一年后，到大沽口海军学校学机器制造。不久海军学校停办，他流浪到北京，以给公寓老板做杂事维生。在同住公寓的大学生的影响下，对古典文学和外国文学发生了兴趣并阅读了许多作品。

　　1924年参与编辑《京报》副刊《民众文艺周刊》，开始在该刊发表小说和短文。同年夏天，与丁玲结识并成为亲密伴侣。大革命时期，由于他远离时代斗争的中心，思想较为孤独和苦闷，此时期的文学创作笼罩着伤感和虚无的情绪。

　　1928年春到上海，与沈从文共同编辑《中央日报》副刊《红与黑》，并在该刊发表诗和小说。不久《红与黑》副刊停办，他又与丁玲、沈从文从事《红黑》和《人间》两个杂志的编辑出版工作，但两刊很快即夭折。当时文坛上开展的关于革命文学的论争，促使他学习了一些苏联文艺理论书籍，受到很大影响。

　　1929年夏，因为经济原因离开上海，到济南山东省立高中教书。他在学校里组织文学研究会，研究和宣传唯物史观和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此期他公开批判了自己过去为艺术而艺术的观点，开始重视文学在社会革命中的作用，并写出了长篇小说《到莫斯科去》，表达了他对革命知识分子应该走的道路的认识。

　　1930年5月， 到济南山东省立高中教书，并进行革命宣传，组织学生成立"文学会"，研究讨论革命文学；不久，因鼓动学生进行革命而遭山东省政府通缉。在中共组织的掩护下，同丁玲等人离开济南经青岛回到上海，参加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曾在冯雪峰负责的一个暑假补习学校教书，后当选为"左联"执行委员，并任工农兵文学委员会主席。同年他还被推为"左联"代表，参加了在上海秘密召开的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并写作了长篇小说《光明在我们前面》，热情歌颂了共产党人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1930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曾代表左联出席在上海举行的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并被选为出席第一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的代表。

　　1931年1月17日，在东方旅社出席第一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预备会议时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2月7日与"左联"会员柔石、殷夫、冯铿、李伟森同被秘密杀害于上海龙华淞沪警备司令部。

　　

　　在北平，窘迫的丁玲写信给鲁迅，讲述了自己的境遇和困惑，但由于当时鲁迅与现代评论派论战犹酣，误认为这是对方用化名在捣鬼，就没有复信。这时恰值王剑虹的父亲准备回湖南，就邀请丁玲一路回老家。丁玲就离开了北平，返回到湖南老家。

　　胡也频闻讯后，向朋友借钱追到湖南。他贫困潦倒，连人力车夫的钱也是丁玲母亲给付。但他风尘仆仆地出现在丁玲面前时，丁玲被深深感动了，爱情之门豁然开启。

　　当她和胡也频回到北平以后，受到一些人的非议。丁玲一气之下，干脆于1925年秋和胡也频在香山同居。除了一点微薄的稿费之外，他们当时几乎没有什么经济来源，生活过得很艰难，但是却充满了温暖。

　　1928年年底，胡也频与丁玲同赴上海，经潘汉年介绍开始从事左联工作，两人同居于上海如今的安福路。他们与沈从文一起创办了红黑出版社，编辑出版文艺期刊《红黑》。但红黑出版社不久就倒闭了。为了还债，胡也频离开上海赴山东省立高中教书。在胡也频走的当晚，丁玲就给胡也频写信，第二天又写。一个多月后，忍受不了相思煎熬的丁玲也来到了济南。虽然丁玲在上海并不富裕，但她依然给济南带来了震动。他们自由的革命式爱情、丁玲时尚的衣着打扮都让省立高中泛起了涟漪。

　　据当时在山东省立高中就读的季羡林回忆说：“丁玲的衣着非常讲究，大概代表了上海最新式的服装。相对而言，济南还是相当闭塞淳朴的。丁玲的出现，宛如飞来的一只金凤凰，在我们那些没有见过世面的青年学生眼中，她浑身闪光，辉耀四方。记得丁玲那时候比较胖，又穿了非常高的高跟鞋。济南比不了上海，马路坑坑洼洼，高低不平，高中校内的道路，更是年久失修，穿平底鞋走上去都不太牢靠，何况是高跟鞋。看来丁玲就遇上了‘行路难’的问题。胡先生个子比丁玲稍矮，夫人‘步履维艰’，有时要扶着胡先生才能迈步。我们这些年轻的学生看了这情景，觉得非常有趣。我们就窃窃私语，说胡先生成了丁玲的手杖。我们其实不但毫无恶意，而且是充满了敬意的。我们心中真觉得胡先生是一个好丈夫，因此对他更增加了崇敬之感，对丁玲我们同样也是尊敬的。”

　　胡也频在济南的激烈言论和行动，引起国民党当局的严重不满。1930年5月，国民党当局下令通缉胡也频等人。同年7月，胡也频和丁玲被迫离开济南，经青岛回到上海。1930年11月8日，丁玲生下一个男孩，取名胡小频(蒋祖林)。出院后他们已身无分文，但他们精神上却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充实，也更乐观。当时，胡也频在外从事革命活动，丁玲在家照看婴儿。

　　然而一天，胡也频突然被捕。几经辗转，沈从文从陈立夫那里得到了回答，如果胡也频不是共产党，愿意住在南京，可以想想办法。这句话实际上就是要胡也频投降才能保住命。但是丁玲知道胡也频是不会投降的。1931年2月7日，胡也频等左联五烈士被枪决于上海龙华，胡时年28岁。

　　凄厉的枪声震撼了中国，也击碎了丁玲最初的爱情。

　　

　　胡也频是中国现代诗坛一位颇有创作实绩的诗人。沈从文曾称道他的诗歌“作为近代新诗新型之一种”,“以离奇的风格,造成一种新的趣味”。他以真挚的歌喉作了他灵魂的吟唱,在诗篇里塑造了一个不流于俗世的孤傲的抒情主人公形象。其爱情诗篇香艳而谦卑,别具一格。创作受象征派诗的影响,但却不是亦步亦趋的模仿,而是有所创新和发展。

　　《胡也频诗稿》里,对爱情的吟唱占了很大篇幅。诗人这些诗作写于1926―1927年前后,那时他才二十三四岁。在漂泊患难中与丁玲相识相知,共同的生活境遇点燃了他们爱情的火花,激发了诗人的创作灵感。

　　胡也频诗歌在句式的选用上,也有象征派诗的特点。象征派诗句比较拗折,语言组合搭配方式常违反习惯,追求一种陌生化的效果。这给读者带来一种新奇的阅读体验,但有时候又造成了语意的晦涩险怪。“你秀媚的眼光灿烂在黑暗里/并艳冶我既碎的心花;”(《别曼伽》)“灿烂”、“艳冶”活用为动词,化抽象为形象,搭配非常灵活。有点句子可以明显看出是从李金发等的作品里点化而来的,如“蛙鸣之声与月亮联袂而来”(《消极》)。

　　胡也频诗歌中虽也有很多意象,但那些意象的意蕴是较显豁的,不是把一系列意象叠加起来去暗示读者,而是通过明喻把本体和喻体连接起来,使所要表现的情感既形象生动,又含蓄蕴藉。如《洞庭湖上》,“隐隐的低弱之音/在暴风雨里流荡:似渔父求援的呼喊/似孤雁失恋的哀鸣。”又如“呵,被时代忘却的小人儿/应如残雪萎之路隅?”(《寒夜的哀思》)喻体既为常见之物,又显得新颖别致。

　　胡也频诗歌的民族化特色要浓郁一些,如“如今是忧船身的窄小/将禁不起我离愁的重载”,很容易让人想起李清照《武陵春》里的名句。正由于这些努力,胡也频在对李金发等的诗歌借鉴吸收的同时,又能够取其所长,补其所短,开拓出自己的诗歌王国。

　　

　　郑振铎：凡是认识也频的人，没有一个曾会想到他的死会是那样的一个英雄的死。

　　谷玥：工农兵文学的先锋。

　　许浩然：胡也频是中国现代诗坛一位颇有创作实绩的诗人。

　　季羡林：胡也频，这个在中国近代革命史上和文学史上宛如夏夜流星一闪即逝但又留下永恒光芒的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