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简介
萧乾（1910年1月27日-1999年2月11日），原名肖秉乾、萧炳乾，中国著名记者、作家、翻译家，曾是二战期间整个欧洲战场唯一的中国战地记者。萧乾毕业于燕京大学新闻系，代表作有《篱下集》《梦之谷》《人生采访》《一本褪色的相册》《尤利西斯》等，历任中国作家协会理事、顾问，中央文史馆馆长等职位。新中国成立后主要从事翻译工作，他习惯将全书的段落进行重新划分，且著作的句法结构也进行了相应的改变。
人物经历
1910年，萧乾作为遗腹子，出生于北京贫民区一蒙古族家庭，母亲为佣工，一月才准回家一次。
13岁他成了孤儿。在亲友的资助下，萧乾一边读书，一边在学校开设的工厂里劳动。他在地毯房当过学徒，在羊奶厂做过杂活，这样断断续续地一直念到中学毕业。
1928年，18岁的萧乾到中国南方的一所中学里担任教师，一年后，他以教书所得的积蓄为学费，回到北京，考入当时最有名的大学燕京大学，不久又转入辅仁大学。他先学英国文学，后改学新闻专业，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就曾经作过他的老师。
1935年萧乾在燕京大学新闻系毕业后，开始了自己的报人生涯。他先后在天津、上海、香港三地的《大公报》主编《文艺》副刊。1939年在萧乾的一生中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经过再三考虑，萧乾去了英国，直到战争结束。在英国，他先是做教师，后来进入剑桥大学攻读硕士学位。
1943年，他放弃读书，领取了随军记者证，正式成为了《大公报》的驻外记者，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欧洲战场上唯一的中国记者。在战火迷漫的欧洲，他随英军几次横渡过德国潜艇出没的英吉利海峡，到达过美、法两个占领区的战场，也曾随美军第七军挺进莱茵，进入刚刚解放了的柏林。从苏、美、英三国首脑讨论战后问题的波茨坦会议到纽伦堡审判纳粹战犯，再到联合国成立大会，这些重大的历史性场面他都报道过。
1949年初，萧乾站在人生的十字路口，香港报人的工作收入不菲，母校英国剑桥中文系以教席邀聘，燕京同学、《人民日报》副总编杨刚则劝他回国服务。剑桥何伦（GustarHaloun）教授专程赴港接驾，不但负担全家旅费，而且应允终身职位。但萧乾回到了中国，萧乾说：“我像只恋家的鸽子，奔回自己的出生地。”
1956年，萧乾担任《人民日报》特约记者。
1957年，萧乾先被错误划成“右派”后又被错误划为“洋奴”。
1958年起，萧乾与夫人先后被赶下乡参加劳动。
1966年6月，萧乾进入西郊文化部集训班。
1979年，萧乾得到平反。
1989年，萧乾被国务院聘为中央文史研究馆长，也是全国政协七、八届常委，九届委员，晚年与妻子文洁若合译爱尔兰作家詹姆斯·乔伊斯的名著《尤利西斯》。
1999年2月11日，病逝于北京，享年89岁。
萧乾的夫人是
萧乾在与文洁若结婚之前经历过三次婚姻，留下一个儿子。1954年4月30日，萧乾和文洁若结婚。他们都没有举行婚礼，就去民政局领了那个结婚证。这是萧乾的第四次婚姻。
文洁若，翻译家。1927年生于北京，是中国翻译日文作品最多的人。日本作家川端康成、三岛由纪夫等的作品，很多都是经由她之手被引荐给中国读者。她与丈夫萧乾晚年合译爱尔兰作家詹姆斯·乔伊斯的《尤利西斯》，更是一件文坛盛事。
萧乾 沈从文
萧乾的文学道路，第一位恩师是沈从文。1931年萧乾在北京辅仁大学与安澜合编《中国简报》，经国文课教师杨振声介绍，去采访沈从文。沈从文十分欣赏这位勤奋、进取的文学晚辈，从此成为文学至交。这期间，沈从文经常给萧乾写信，讨论文学问题，大都用“乾弟”这个亲昵的称谓。
沈从文对萧乾厚爱有加，曾主动提出来，要求萧乾提交短篇小说给他过目。 沈从文还为萧乾的短篇小说集《篱下集》亲自写了《题记》，其中有热情洋溢的话：“他(萧乾)的每篇文章，第一个读者几乎全是我。他的文章我除了觉得很好，说不出别的意见。”后来，萧乾因“八一三”《大公报》缩版遭遣散，往后生活费也是杨振声和沈从文给予补助的。
凡此种种，都可说明沈从文对萧乾的恩重如山及无微不至的关怀，已超出一般师徒关系。这种亲密的关系一直维持到“文革”后期。
萧乾与沈从文之间的纠葛，外人讳莫如深，直到2001年12月萧乾发表了那一篇题为《我与沈老关系的澄清──吾师沈从文》的文章，读者才恍然大悟。
此文写于1999年，萧乾当时已缠绵病榻，并叮嘱其妻文洁若待他身后才发表。到了萧乾逝世后两年，文洁若女士才把文章托人捎给我，嘱发表，遂由《明报月刊》于2001年12月号登载。萧乾在文章中记述了沈先生与他深厚的师生情。
萧乾自称是沈先生带他进入文艺界的。文章开首便写道：“人家都说汪曾祺是沈从文的大弟子，其实我在文学道路上得到沈从文的指引提携，比汪曾祺要早。他是我的恩师之一，1930年把我引上文艺道路，我最初的几篇习作上，都有他修改过的笔迹。”
同一篇文章里，还特别提到萧乾在“文革”末期，曾为自己及沈先生的住房问题向有关当局作过呼吁，沈先生却不领情。萧乾写道，在一次两人相遇时，沈先生“声色俱厉地对我说：‘我住房的问题，用不着你张罗。你知道吗，我还要申请入党呢！’说罢，掉头而去。”
据萧乾事后分析：“沈从文对我说‘我还要申请入党呢’，我认为他的用意无非是奉劝我这个‘摘帽右派’少管他的事。我不相信他真的想申请，只不过是用此话来表明，他没有像我那样沦为次等公民，在政治上占我的上风。”
然而，在中国那段政治禁忌如影随形的日子里，沈从文为了自保，难免也被迫说出违心的话、做出违心的事。
据萧乾透露，沈从文1957年在文联大楼曾公开批判萧乾，他“竟把我(萧乾)协助美国青年威廉·阿兰编了八期的《中国简报》(这原是一份朴质地对外宣传中国新文学的英文刊物)，耸人听闻地说成是萧乾‘早在三十年代初就与美帝国主义进行勾结’”。
由沈从文的女助手王亚蓉女士撰的《从文口述──晚年的沈从文》一书中，对沈萧的关系也略有涉及，提到沈从文对萧乾与丁玲的来往也颇有诟病。
沈先生的另一位得力助手、考古专家王予予在接受访问中也提到，沈先生对萧乾有意见，一说到萧乾就生气。沈先生还对家人说，在百年之后，不让萧乾参加他的身后事，“不准他沾边儿”，还写了长信“责骂”萧乾。王予予看过这封信，认为其“措词之严厉是不可想象的”。
由于政治的原因，也使沈萧这段可歌可泣的师生关系受到了严重污染。但据萧乾在同一篇文章透露，他与沈从文在晚年已达致和解。
萧乾写道：“1988年春，《人民日报》记者李辉告诉我，沈老师同意见我。由于李辉要出差，我们商定，他一回来就陪我去崇文门沈老师的寓所去拜访他。没想到，五月间沈从文老师这颗文坛巨星，突然陨落，就失去了机会。”
人物评价
巴金：“我佩服这几个人的才华，一是曹禺，一是沈从文，一是萧乾，我自愧不如他们。才能要差好几倍。”
冰心：“你真能写，哪都有你的文章，我篇篇都看。你真是快手！”
文洁若：“他还是作为记者的才华多一些。萧乾把作家这个头衔看的很重要。其实，作为翻译家作为记者，萧乾的成就比作家更杰出，但他本人更看重作家，只是学生时代写的多，47年以后就不大写了。”
舒乙：“萧乾先生的人生道路就是一种典型的路，它是中国当代文学走向成熟的象征。而这成熟的标志，就是精深而豁达，就是尖锐而不刻薄，就是通情达理，就是有理有节，就是乐观大度。”
启功：“作家在家，有暇无暇。一挥十载，饱学五车。年登大耋，名满天涯。吾乡之望，祖国之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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