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达

　　李达（1890年10月2日—1966年8月24日），字永锡，湖南零陵人，中国共产党主要创始人之一，中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启蒙思想家，卓越的哲学家、经济学家、教育家和法学家，知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曾任中共一大、二大和八大代表，历任湖南大学校长，武汉大学校长，第一任中国哲学学会会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李达担任过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副主任等职。1966年8月24日李达含冤走完了他的人生，终年76岁。1980年11月中共中央书记处批准中共湖北省委的决定，为李达平反昭雪，恢复党籍。

　　

　　李达，名庭芳，字永锡，号鹤鸣，1890年10月2日出生于湖南零陵岚角山镇（今属永州市）一个佃农家庭。刚满5岁时，李达就跟着父亲识字，7岁时拜前清秀才胡燮卿为师。他天资聪颖，除了熟读老师指定的教材外，还阅读了大量古典文学名著，同时对数学和自然常识也特别喜爱。1905年春，在父亲与胡燮卿先生的陪同下，15岁的李达去永州府投考零陵等八县的最高学府永州中学。考试时，因为李达年纪小、个子矮，又是乡下人打扮，因此引得许多人围观，考官费了半天劲才把围观的人赶走。结果，李达的数学考了满分，八股文却考得不是很好。省里派来的主考官不愿录取李达，在学校校长和教导主任的一再请求下，李达的名字才被排在被录取者的最后一名，并获得公费待遇。进校后，入学时考得第一名的朱保善比李达大五六岁，他常当众挖苦李达成绩太差，因此李达暗下决心要刻苦学习，到第一学期结束时，李达的成绩已跃居年级第一名了，以后每学期李达都保持着第一名的成绩。

　　1909年李达中学毕业，同年秋考入北京京师优级师范学校（北京师范大学前身），并立志教育救国。可到了1912年秋，因学校暂时停办，李达只得回到湖南。他先在一所中学任教谋生，后又分别在湖南工业专门学校和湖南优级师范读书。1913年李达以第二名的成绩考取湖南留日官费生，赴日本留学。留学第一年，李达集中精力学习日语、英语、德语，因用功过度，患上肺病，于次年回国养病。在养病的3年中，李达与人合伙开了家药店，做了3年药商。

　　1917年李达再次赴日，考入日本第一高等学校（后改称东京帝国大学）学习理科，并立志“实业救国”、“科学救国”。日本第一高等学校是日本最好的学校，也是日本5个国立学校之一。当时中国政府规定：凡是考进5所日本国立学校的中国学生，都算官费生。

　　俄国“十月革命”后，李达受到很大鼓舞，他开始偷偷阅读马列主义书籍。五四运动爆发后，留日学生回国请愿的失败，给李达的打击很大，他意识到在反动政府的统治下，“实业救国”、“科技救国”都是行不通的。1919年6月李达毅然放弃了理科专业的学习，开始专攻马列主义。期间，李达为国内的进步报刊撰写了大批有关马列主义方面的文章。

　　1920年夏天，李达抱着“寻找同志干社会革命”的目的，从日本回国。他先去上海拜访了陈独秀，得知陈与李汉俊正在积极筹建中国共产党，于是他欣然接受了陈独秀的邀请。为了工作上方便，李达住在了《新青年》杂志社里。李达后来回忆道：“我回到上海以后，首先访问陈独秀，谈起组织社会革命党派的事，他说他和李汉俊正在准备发起组织中国共产党，就邀请我参加，做了发起人，这时的发起人一共是8人，即陈独秀、李汉俊、沈玄庐、陈望道、俞秀松、施存统(当时在日本)、杨明斋、李达。每次开会时，吴廷康(即维经斯基)都来参加……”期间，李达还以留日学生理事的身份，参加了在上海博文女校的中国学生联合会的领导工作。学联有时跟女联在工作上有些来往。女联即上海中华女界联合会，会长徐宗汉乃同盟会元老黄兴的夫人。不久，李达在徐宗汉那里结识了她手下做文秘工作的一位小姐，眉清目秀，知书达理的王会悟。两人相识后彼此很快产生了爱慕之情。

　　1920年8月，陈独秀、李汉俊、李达、陈望道、沈玄庐、施存统、愈秀松在《新青年》杂志社开会，正式成立了上海“共产党”即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并推举陈独秀为党的总书记。然后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积极联络在全国其他地方筹建的共产主义小组，还制定了《中国共产党宣言》。1920年12月，应广东省省长陈炯明的邀请，陈独秀赴广州担任广东教育委员会主任职务，其总书记一职由李汉俊代理，两人通过通信商谈一些重大问题。然而1921年2月间，关于在党内实行中央集权还是地方分权的问题上，二人在通信中互不相让，分歧越来越大。李汉俊主张地方分权制，陈独秀则主张中央集权制，李达在其间尽力调解，强调共产党刚刚成立，大家要加强团结。但调解没有任何结果，后来李汉俊愤然辞去了代理总书记的职务，《新青年》也被迫停办，李汉俊把党员名单及所有文件都交给了李达，要李达代理总书记职务。这样，从1921年2月到中共“一大”召开，李达一直代理着“总书记”的职务并担负“一大”的发起与组织工作。

　　这期间，为了更广泛地传播马克思主义，李达与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一道，对国内各种反马克思主义和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潮展开论战，成为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先驱者之一。为了建党的需要，《新青年》被改为公开的机关刊物，从1920年11月7日开始，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又创办了半公开的、政治性很强的《共产党》理论月刊，而11月7日正是3年前俄国劳工农民推倒资本家和军阀的纪念日。也就在这时，李达与王会悟在既是陈独秀寓所又是《新青年》杂志编辑部的渔阳里二号里举行了简单的婚礼。为李达和王会悟操办婚事的是陈独秀夫人高君曼。新房也成了《共产党》月刊编辑部所在地，该月刊由李达担任主编，出版后受到共产主义者的广泛好评，发行量高达5000份之多。可当时《共产党》月刊经费十分困难，李达就把自己写的稿子卖给商务印书馆，稿酬用来办刊。有时工作紧张，李达自己一个人承担了从写稿到发行的全部工作。期间，李达每周还要为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成员讲授马克思主义课程，为他们编写讲义。1921年7月《共产党》月刊在出版发行6期后停刊，后来李达还参加了《新青年》杂志的编辑工作。

　　据《包惠僧回忆录》所述：“一九二一年六月间，第三国际派马林为代表，赤色职工国际也派李克诺斯基为代表，先到北京。北京支部负责人张国焘同马林等到上海与临时中央负责人李汉俊、李达等商谈发展党的工作问题，并决定在上海召集全国代表会议。”后来，李达对此事也有回忆，据他的《中国共产党的发起和第一次、第二次代表大会经过的回忆》所述：“六月初旬，马林(荷兰人)和尼可洛夫(俄人)由第三国际派到上海来，和我们接谈了以后，他们建议我们应当及早召开全国代表大会，宣告党的成立。于是由我发信给各地党小组，各派代表二人到上海开会，大会决定于七月一日开幕。”马林还带来了开会经费，每一位参会代表寄发给路费100元，会议结束回去时再每人发给50元。因为上海当时已成为中国共产党的联络中心，所以会议决定在上海召开，每个地区派两名代表，不考虑每个地区党员人数的多寡，即上海、北京、长沙、武汉、济南、广州、日本共7个共产主义小组。因为法国路途遥远，信件往返及代表赶来已经来不及了，所以就没有给法国共产主义小组寄发邀请信。信及汇款由“二李”（李达、李汉俊）分别寄出，各地的小组商议派出代表来上海开会。

　　“一大”会址的选定和外地代表的住宿等具体事务都是李达负责的，他的新婚妻子王会悟是上海女界联谊会理事、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妇女声》杂志社编辑，在上海认识不少人，李达便提出让她帮忙。王会悟立即想到了博文女校的校长黄绍兰。黄绍兰早年毕业于北京女子师范学堂，辛亥革命后黄兴出任南京留守处主任，黄绍兰曾在黄兴手下工作过一段时间，后于1917年来到上海，担任博文女校校长，并聘请黄兴夫人徐宗汉为校董事长，而王会悟又曾是徐宗汉的秘书。黄绍兰的丈夫黄侃是北京大学文学系著名教授，两人的家就在博文女校里。当时正值暑假，学校基本空着，当黄绍兰听王会悟说“北京大学暑期旅行团”要借此住宿时，就一口答应下来，因为人员不是很多，就只租了女校楼上的3间房。包惠僧对此回忆：“付了两个月的租金，只住了二十天左右。……交房租是我同黄兆兰(黄绍兰)校长接洽的。在暑假中仅有一个学生，房子很多，学校里没有什么人，很清静。我们住的是楼上靠西的三间前楼。”

　　然后王会悟又买了几张芦席，以备到会的代表打地铺用。紧接着，她又开始为选择开会的地址忙碌。她首先想到了与博文女校紧邻的李公馆。李公馆的主人是李汉俊的哥哥李书城，他是同盟会元老，当时正与夫人外出旅游，公馆内只剩下李汉俊、薛文淑、年幼的李声韵（李书城与妻子甘世瑜生的第二个女儿）及一名40多岁的厨师和一个30多岁的安徽籍保姆。薛文淑此时不到15岁，不懂世事，她是上海松江县人，因生活窘迫四处卖唱谋生，在广州偶遇李书城，李听说她是上海人，便对她说：“我家在上海。你以后有什么困难，可以到我家来找我。”

　　1920年春，14岁的薛文淑来到了上海，李书城收留了她，让她寄居在他家。后来李的妻子去世，39岁的李书城便和15岁的薛文淑结了婚。于是，会址就这样被选定在了李公馆。

　　李达首先接待的是第一个到达上海的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的代表张国焘。李达在张国焘的记忆中“是一个学者气味很重、秉性直率的人，有一股湖南人的傲劲，与人谈话一言不合，往往会睁大双目注视对方，似乎怒不可遏的样子。他的简短言词，有时坚硬得像钢铁一样”。据“一大”代表陈潭秋回忆：“一九二一年的夏天，上海法租界蒲柏路，私立博文女校的楼上，在七月下半月，忽然新来了九个临时寓客。楼下女学校，因为暑假休假，学生教员都回家去了，所以寂静得很，只有厨役一人，弄饭兼看门。他受熟人的委托，每天做饭给楼上的客人吃，并照管门户。不许闲人到书房里去，如果没有他那位熟人介绍的话。他也不知道楼上住的客人是什么人，言语也不十分听得懂，因为他们都不会说上海话，有的湖南口音，有的湖北口音，还有的说北方话……”这“九个临时寓客”是：毛泽东、何叔衡、董必武、陈潭秋、王尽美、邓恩铭、刘仁静、包惠僧。包惠僧刚到上海那天，住在渔阳里2号，后张国焘叫他搬到博文女校去。据包惠僧回忆：“当街的两间中靠东的一间是张国焘、周佛海和我住的。张国焘也不常住在这里，他在外面租了房子。邓中夏到重庆参加暑假讲习会路过上海，也在这间住了几天。靠西的后面一间是王尽美、邓恩铭住，毛泽东是住在靠西的一间。这房屋很暗，他好像是一个人住。……除了毛泽东睡在一个单人的板床，是两条长凳架起来的，我们都是一人一张席子睡在地板上，靠东一边的几间房屋当时是空着的。”毛泽东当时受到“特殊照顾”的原因是，一是他个子较高，二是他睡觉时爱打呼噜。

　　1921年7月23日中共“一大”开幕，7月24日举行了第二次会议，李达代表上海发起组报告了自成立以来所进行的工作。7月25日至26日休会两天，由张国焘、李达等起草党的纲领及以后的工作方案，7月27、28、29日又连续召开了三次会议。不料7月30日晚8时，正在开第六次会议时，突然闯进来一个中年男子，警惕性很高的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立即宣布停止开会，现场只留下李汉俊与陈公博，其他人迅速分散。不多时，十几个法国巡捕就进来搜查了。看来会议已不能在上海继续开了，当晚12时多数代表集聚在李达的住处，商议该如何继续开会。王会悟十分热心，她提议在距离上海不远的浙江嘉兴的南湖继续开会，当场得到大家一致通过。嘉兴是王会悟读过书的地方，那里情况她十分熟悉。7月31日清晨，王会悟乘头班车先到嘉兴，租了一条游船并点了一桌酒席。上午10时代表们到了嘉兴，王会悟扮成舞女望风，一旦发现异常，代表们就假装打麻将。

　　继续举行的会议选举了由陈独秀、李达、张国焘组成的中央局。李达因负责中共“一大”的筹备工作，又是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代理书记，曾著译过大量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被选为宣传主任；张国焘因主持召开中共“一大”，擅长社会活动，被选为组织主任；陈独秀是《新青年》的创始人，曾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的领袖，有很高的声望，书记非他莫属。“一大”就此结束。

　　“一大”后，李达分工负责中共中央局宣传工作，后又担任上海平民女校业务主任（校长），并主编《新时代》杂志，成为中共早期的理论家和宣传鼓动家。

　　根据中央局决定，1921年9月1日李达组织创建了中共第一个出版机构——人民出版社，社址就设在李达在上海的寓所内。为避免帝国主义及北洋政府的搜查与破坏，凡是人民出版社的书刊都故意印上“广州人民出版社”的字样，社址也印上“广州昌兴新街26号”。这个秘密出版社主要印制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李达克服了种种困难并付出了艰辛的努力，有时甚至要一个人承担书籍的编辑、付印、校对、发行等工作。

　　中共成立后，决定培养一批妇女干部。为此李达与陈独秀商议，决定创办一所平民女校。李达与夫人王会悟商量，让她去找上海女界联合会会长徐宗汉，以联合会的名义出面筹建。李达看到其住处后有一处院子正急于出租，就拿出自己的工资及稿费50元交了租金。1922年2月中共创办的第一所女子学校——贫民女校在上海诞生了，学校的负责人就是李达，其公开身份是校务主任，王会悟协助李达处理学校行政事务。这所学校规模不大，就是一栋二层楼房，教室、工场、工作间、宿舍都在里边，其中楼上的两间是教室。学校分高级、初级两个班，共有学生30人，后来成为著名作家的丁玲当时在高级班。李达亲自为高级班学生讲授代数。李达是中共最早主张勤工俭学、半工半读者之一，他在学校开设了一个工作部，内设缝纫、织袜、编织3个组。平时李达还让学生到街头散发革命传单、组织各种募捐活动。虽然学校只存在了一年，但却在中国教育史和妇女运动史上留下了辉煌的一页。

　　1922年7月16日至23日，中共“二大”在上海召开，陈独秀、李达、张国焘、蔡和森等12名代表出席了会议。会上李达当众顶撞了张国焘，在选举中央执行委员时，李达落选。会后张国焘说：“打倒你，我起来。”面对张国焘的刁难，李达决定“还是专心去研究理论为好”，于是离开了中央。1922年，李达应毛泽东之邀，到长沙担任何叔衡、毛泽东创办的湖南自修大学校长职务，与毛泽东一家一起住在长沙的清水塘。1923年秋，李达脱离中共后，在湖南大学担任教授，主讲马克思主义社会学。1926年6月，他的哲学专著《现代社会学》出版。1926年北伐军攻克武汉，应邓演达之邀，李达出任中央军事政治学校代理政治总教官、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政治部编审委员会主席。1927年3月李达又受毛泽东之聘，在毛泽东主办的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任教。

　　虽然李达已脱离中共，但1928年的《湖南清乡总报告》仍称李达是“著名共首，曾充大学教授，著有《现代社会学》，宣传赤化甚力”。此后，李达相继在武昌、上海、北京、湖南、广西等地的大学里任教，仍教唯物主义哲学。同时他埋头著述，写出了《辩证法唯物论教程》、《经济学大纲》、《社会学大纲》三本书。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李达托人将新出版的哲学书送给老友毛泽东。毛泽东如获至宝仔细阅读了李达的这三本书，其中《社会学大纲》毛泽东读了十遍。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李达担任过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副主任等职。虽然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希望李达留在北京工作，但李达却多次请求回湖南继续从事高等教育。1949年12月2日李达被毛泽东亲自任命为湖南大学校长，他也是由中央政府最早任命的大学校长之一。1950年2月18日李达就职湖南大学，不久配合政治需要对湖南大学进行了社会主义的改造，并主持了爱晚亭的重建工作。1952年11月李达被任命为武汉大学校长。从1953年2月24日李达正式在武汉大学工作，李达在武大主政长达13年时间。

　　“文革”前夕，由于李达指出林彪的“顶峰论”违反辩证法，被诬陷为“毛泽东思想最凶恶的敌人”。自从姚文元挖出个北京的“三家村黑店”——邓拓、吴晗、廖沫沙之后，全国各地纷纷挖“三家村”。1966年6月3日武汉大学挖出了由校长李达、党委书记朱劭天、副校长何定华组成的“三家村黑帮”，又称“李达三家村”。李达在运动中变成了“李三”（李达三家村之意）。1966年7月16日毛泽东在武汉畅游长江的消息传遍了武汉三镇，7月18日，有好心人劝李达去找毛泽东，李达想了想说：“我现在这个样子不好去找，去找他他也不会见我的。”这时已经受长达两个月折磨的李达，胃部大出血，糖尿病发作，全身骨瘦如柴，其家属提出自己出钱治疗，但上面却不同意。仅过了一个晚上，身心倍受摧残的李达便决定向毛泽东求救。7月19日李达用写交待材料的稿纸给毛泽东写了一封短信：

　　主席：我有难，请救我一命。李达顿首七月十九日

　　这是李达一生中第一次称毛泽东为“主席”。他把信装进牛皮纸信封内密封好，然后恳求学校“文革”工作队派人送到毛泽东在武汉东湖梅园1号的住处。可20天后信辗转送到了北京，当毛泽东看到李达的信时，一切都已经晚了。

　　1966年8月，已经76岁的老人再次遭到十几万人大会的“声讨”、“批斗”、“示众”、“审讯”、“辱骂”、“罚跪”，批斗会结束后的8月13日，李达突然摔倒在地，口吐鲜血，不省人事，血压降到90/50毫米，高烧持续不退，大小便失禁。卫生科的医生提出要到医院治疗，但却遭到拒绝。一直拖到8月22日，李达才被送进医院，安排在最普通的病房里，危急时刻迫害他的人竟惨无人道地命令停止为他用药。临终前的李达还在说：“等运动结束后，我们到北京去，向毛主席告状！”

　　1966年8月24日李达含冤走完了他的人生，终年76岁。1980年11月中共中央书记处批准中共湖北省委的决定，为李达平反昭雪，恢复党籍。1996年9月12日，经中共中央组织部批准，李达的骨灰由武汉九峰山迁至北京八宝山安葬。

　　

　　毛泽东和李达，是同乡，也都是一大代表、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他们共同经历了摧毁旧中国，建立新中国的伟大革命；他们的一生都充满了坎坷和传奇色彩，表现出十分突出的个人性格；他们在长期的交往中有过多次对话，有时相谈甚欢，有时激烈交锋，有时不欢而散，既体现了他们之间的深厚友谊，也反映了认识的不同，以至留下最后的遗憾。

　　李达，1890年10月2日生于湖南零陵岚角山镇（今属永州市冷水滩区）一个佃农家庭。

　　1911年，李达入北京京师优级师范学堂读书。1913年赴日求学，后因病回国。1917年再次赴日，考入日本第一高等学校（即东京帝国大学）学习，开始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1920年李达回国，夏天在上海与陈独秀、陈望道等人共同发起建立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并代理书记，任《共产党》月刊主编，参加《新青年》编辑工作。

　　1921年中共准备召开一大，会议正是由李达、李汉俊通知的。他们分别写信给北京、武汉、广州、济南、长沙等地党的早期组织，通知他们各派两人于7月20日来上海开会。因是秘密召开，所以通知只说是开会，至于开什么会，并没有说明。李达给长沙党的早期组织的信就是寄给长沙文化书社毛泽东的。

　　1922年，李达应毛泽东的邀请，回到长沙担任湖南自修大学校长一职，与毛泽东一家一起住在长沙清水塘。湖南自修大学是一所传播马列主义、培养革命干部的学校，李达主持校政、教学工作，还编写教材并亲自为学生上课。1923年秋，由于种种原因，李达脱离了中国共产党。之后，在湖南大学担任教授，主讲马克思主义社会学。1927年3月，李达又受毛泽东之聘去广州，在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任教。此后，李达先后在武昌、上海、北平、湖南、广西等地的大学里任教，仍教授唯物主义哲学。其间，他埋头于著述，写出了《辩证法唯物论教程》《经济学大纲》《社会学大纲》3本书。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李达托人将新出版的哲学著作送给老友毛泽东，毛泽东如获至宝，仔细阅读。这一阶段，毛泽东受李达思想影响很大。毛泽东认为这是“中国人自己写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写信称赞李达是“真正的人”。毛泽东在延安讲“山沟里出马克思主义”，也讲“零陵出马克思主义”。据毛泽东自己讲，《社会学大纲》他就读了10遍，还做了许多眉批，《经济学大纲》已读了3遍半，也准备读10遍。李达的著作成为毛泽东和其他许多革命者学习研究哲学的重要书籍。

　　1939年，李达受冯玉祥将军的邀请赴重庆为冯玉祥及有关人员讲授马克思主义哲学。其间，毛泽东与周恩来委托李达的一个学生去征询李达是否愿意去延安，李达当即表示：“只要有一碗饭吃，我都愿意去。”

　　此时负责中共南方局工作的周恩来出国治病。而留在南方局的负责人博古却误会了，以为李达是在“拿一把”，于是生气地说:“去延安干革命，还讲什么条件?”就这样，李达错失了去延安的机会，后于1939年9月离开重庆。周恩来回重庆后知道这个消息，对博古这种做法很不解，说:“干革命难道就不吃饭吗？李达这个话的意向是无条件地愿意去延安嘛!”毛泽东对此也感到十分惋惜。

　　随着共产党领导的队伍节节胜利，1948年，毛泽东在西柏坡给正在湖南大学法学院任教的李达去信说：“吾兄乃本公司发起人之一，现公司生意兴隆，盼兄速来参与经营。”李达接信，自然明白毛泽东的意思，兴奋不已。

　　随后，这个“公司”的“董事长”毛泽东又两次电示中共华南局护送李达去解放区。1949年4月16日深夜，李达在华南局的护送下，离开长沙去香港，然后乘英国的商船抵达天津，5月14日到达北平。在北平，李达受到了党中央和毛泽东的热情接待，毛泽东亲赴车站迎接，周恩来为李达的到来举行了欢迎晚会。

　　5月18日，毛泽东在香山双清别墅会见李达。他出门迎接，并握着李达的手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我这位客人你们就不要管了，今夜我们得好好谈谈喽。”李达先回顾了他这次北上的经过，说：“我离开岳麓山时，乘坐的还是国民党兵站的汽车呢！”毛泽东听了哈哈大笑。李达还受程潜重托，向毛泽东汇报了湖南的政治形势，转达了程潜决心起义、走和平解放之路的意思，毛泽东听了很高兴。

　　那天李达和毛泽东谈至深夜。李达那时因胃穿孔出院才不久，身体尚未完全恢复，谈着谈着就有点支撑不住了。毛泽东看到他那疲惫的样子，就留李达住下，还要他睡在自己床上。开始李达硬是不肯，要请秘书另外找个房间，毛泽东对李达说:“你就在我的床上休息吧!我晚上要批阅公文、看书，已是多年的习惯了。”

　　在毛泽东一再坚持下，李达才睡在了毛泽东的那张硬板床上。对于这份难得的殊荣，李达从双清别墅回来后，便向他的零陵小老乡唐棣华讲起了严光“加脚于帝肤”的故事。

　　李达不无得意地对唐棣华说：“严子陵加脚于帝肤，忘其尊贵。我可没有忘其尊贵加脚于帝肤。因为我要秘书另外找房子，是毛主席自己不让。”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李达担任过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副主任等职，党中央和毛泽东希望李达留在北京工作，但李达多次要求回湖南继续从事高等教育工作。1949年12月2日，李达被任命为湖南大学校长，他也是被中央人民政府最早任命的一批大学校长之一。也是在这个月，李达又接到毛泽东的邀请，让他到中南海叙谈。在这次谈话中，李达郑重地提出了重新入党的请求。

　　那天，还有刘少奇、林伯渠、李维汉等老朋友在座。当着这些老朋友的面，李达提出了自己的请求，并检讨了自己在这个问题上的过错。

　　对于李达的这一请求，毛泽东并不感到意外：“鹤鸣兄，你早年离开了党，不管是什么原因，都是不对的，这是在政治上摔了一跤，是个很大的损失。但是，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你现在能认识自己在这个问题上的错误也是很好的。”

　　说到这里，毛泽东看了看在座的各位后说：“鹤鸣兄，你的为人我是了解的，你坚信马克思主义和布尔什维克主义，我们也是知道的。你在早期传播马克思主义，是起了很大作用的；创建中国共产党，你也作出了很大贡献，即使是与陈独秀赌气，作出了离开共产党的决定后，你还是一直坚持在马克思主义研究和宣传这块阵地，这也是很了不起的。我在延安时，就读过你翻译的《辩证法唯物论教程》和你的专著《社会学大纲》，对我可有很大的影响哟！特别是你与湖南地下党组织一道，推进了湖南的和平解放，做了一件功德无量的大好事。对此，党是了解你的，人民也是不会轻易忘记你的。”

　　毛泽东的这一席话，对李达的一生做出了简洁而正确的评价，使得年近花甲的李达激动得热泪盈眶。

　　毛泽东接着又说：“鹤鸣兄，我了解你的过去，同意你重新入党，而且我将向党中央建议，你的入党问题直接由中央办理，不要候补期。当然，正式手续这还是要办的。这样吧，今天在座的几位，都是你的湖南老乡，与你都很熟悉，大家都尽一份力。少奇作你的入党介绍人。我，还有李维汉，对你当时的情况最了解，由我们俩来做你的历史见证人，大家说行不行？”

　　刘少奇、林伯渠等人都表示赞同。不久，李达正式履行了手续。由刘少奇介绍，毛泽东、李维汉、张庆孚等3人为历史见证人，党中央特别批准李达重新入党。后来，李达意味深长地说:“从此我‘守寡’的日子终于结束了，我决心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鞠躬尽瘁，死而后已!”1952年11月，李达被任命为武汉大学校长。

　　李达称赞毛泽东的理论，而毛泽东则称李达是“理论界的鲁迅”

　　新中国成立后不久，毛泽东的《实践论》和《矛盾论》先后在《人民日报》发表。李达非常喜欢这两篇文章，并决定解说这“两论”。1951年上半年，他写完了《〈实践论〉解说》。他是一边写作，一边在《新建设》杂志连载。这年３月，李达将部分打印稿寄给毛泽东审订。27日，毛泽东即回信说：“两次来信及附来《〈实践论〉解说》第二部分，均收到了，谢谢您！《解说》的第一部分也在刊物上看到了。这个《解说》极好，对于用通俗的言语宣传唯物论有很大的作用。待你的第三部分写完并发表之后，应当出一单行本，以广流传。第二部分中论帝国主义和教条主义经验主义的那两页上有一点小的修改，请加斟酌。如已发表，则在印单行本时修改好了。关于辩证唯物论的通俗宣传，过去做得太少，而这是广大干部和青年学生的迫切需要，希望你多多写些文章。”信的末尾还说：“《实践论》中将太平天国放在排外主义一起说不妥，出选集时拟加修改，此处暂仍照原。”

　　1952年，李达又接着写了《〈矛盾论〉解说》。此文也同样得到了毛泽东写信支持。李达认为，《矛盾论》和《实践论》一样，“是毛泽东思想的基础，是无产阶级政党的宇宙观，是革命行动和科学研究的指南”。

　　这期间，李达对毛泽东佩服至极，对于毛泽东渐渐走向片面强调“阶级斗争”的理论，不但没有异议，还仍然扮演着毛泽东口号的解说者。1951年批判电影《武训传》，李达在《人民日报》发表《论武训是个反动派》及《再论武训是个反动派》；批判胡适时，他接连写了《胡适哲学思想批判》《胡适政治思想批判》《实用主义——帝国主义的御用哲学》等6篇文章；批判梁漱溟时，李达在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梁漱溟政治思想批判》；批判胡风时，他写了《提高警惕，认识我国过渡时期阶级斗争的复杂性和尖锐性》《提高警惕，对一切反革命派作斗争》等文章。

　　他的胡适批判论著也得到毛泽东的赞赏。毛泽东读了回信说：“觉得很好。特别是政治思想一篇，对读者帮助更大。”

　　1956年7月，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第一次到武汉。时任湖北省委副秘书长、省委书记处办公室主任梅白受省委的派遣，到毛泽东身边帮忙工作。梅白后来生动地记载了毛泽东与李达在武汉相见的情景。

　　当时，毛泽东知道李达正在武汉大学校长任上。

　　梅白一到，毛泽东就特别嘱咐：“小梅，你到我身边工作，我很高兴。但不要什么都研究研究，审查审查。我知道，我是要遵守中央和省委为我制定的那些‘纪律’的。但我可有一句话说在前头，以后我来武汉时，有一个人，白天除了我上厕所外，随时可以来见。”

　　梅白知道毛泽东在说谁，但他还是试探着问：“主席，你说的这个人是不是武汉大学校长李达同志？”毛泽东点了点头：“对！他是一大代表，党的一大的筹备者和组织者，一大中央委员、我党第一任宣传主任。我没叫他李达同志，是叫鹤鸣兄，他叫我润之。这是我们两个湖南人，两个一大代表之间的互相称呼。”

　　第二天，毛泽东要梅白去请李达到东湖宾馆见面。

　　再次见到毛泽东的李达，面对毛泽东已经拥有的领袖光辉，一时竟不知如何称呼毛泽东。他想改口喊“主席”，但由于不习惯，一连“主”了好几次，都没说连贯。毛泽东见李达那副窘态，忙握住老朋友的手说：“你主、主、主什么？我从前喊过你李主任吗？现在我叫你李校长好不好？你过去不是叫我润之，我叫你鹤鸣兄？”

　　李达这才恢复常态。宾主坐定后，毛泽东与李达谈起了他们大革命失败后，在武汉分手时说的那些话。李达惭愧地说：“润之，我很遗憾，没有和你们一同上井冈山，没有参加二万五千里长征。”

　　毛泽东不同意李达的话：“你在国统区，冒着生命危险宣传马克思主义，也是难得的呀！你还遗憾什么？我看你是黑旋风李逵（笔者：因繁体字达与逵字十分相像，又加之李达的犀利风格，早年就有人戏称他为“李逵”）。但你可比他李逵还厉害，他只有两板斧，而你鹤鸣兄却有三板斧。你既有李逵之大义、大勇，还比他多一个大智。你从五四时期传播马克思主义算起，到全国解放，可称得上是理论界的‘黑旋风’。胡适、梁启超、张东荪、江亢虎这些‘大人物’，哪个没有挨过你的‘板斧’？你在理论界跟鲁迅一样。”

　　李达见毛泽东这样评价他，更感到不好意思，忙说：“当时，要是听你的劝告，不与陈独秀赌气而离开党，说不定我还真的与你去爬雪山、过草地了。”

　　毛泽东见李达仍不愿原谅自己，忙又开玩笑地说：“鹤鸣兄，你虽然没有参加二万五千里长征，但你那几‘板斧’也叫那些自称是学术权威的人难受了。特别是不久前，你砍胡适的那一板斧，是何等的痛快！”两位老朋友边谈边开玩笑，一谈就是一个下午。

　　李达走后，梅白乘兴问毛泽东：“主席，你能否公开评价一下李达同志，或者把你刚才说的话发表出去？”毛泽东回答说：“他是理论界的鲁迅，还要我评价什么？历史自有公论。”梅白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1958年李达被任命为中国科学院武汉分院筹委会主任，接着任院长兼湖北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所长、湖北省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联合会主席等。

　　然而，这以后，李达的思想与毛泽东的许多想法与做法渐行渐远。

　　1951年10月30日，时任湖南大学校长的李达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上发言

　　李达毕竟是个讲究实际的理论家，在最初的对毛泽东的极度赞扬之后，生活实际让他渐渐冷静下来了。到了1958年的“大跃进”，他对一些不正常现象已经很反感了。他看到一家报纸神乎其神地宣传一个14岁的农村小姑娘是如何讲哲学的报道后，生气地说：小孩子都能这样讲哲学，还要我们干什么？

　　1958年4月6日，在武汉的毛泽东由李达陪同接见武汉科技界人士。

　　李达去接毛泽东。据陪同的人后来回忆说，在汽车上毛泽东对李达说：“你写的文章不像从前那样有锋芒了，是不是因为年纪老了？”担任过毛泽东国际政治秘书的林克回忆说：“毛泽东同中共创始人之一李达会面。当时毛泽东刚刚读了李达的新著，直言不讳地对他说：‘我们年纪都大了，你比我还要大6岁。人老了思想不能老。你现在写的东西就不如过去写的有生气了。你那个《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尽是抄书本上老生常谈的东西，没什么创造性，缺少自己的新见解。’”这些话显然有些不准的地方，比如他们的年龄及那本书的书名，但透露出一个信息就是：毛泽东已经不满意李达的理论了，毛泽东的步伐已远远走在这些老知识分子、理论家的前面了。

　　当时，中共湖北省委创办的《七一》杂志准备刊发一篇文章，题目是《学习马克思，超越马克思》，作者系湖北省委的一位主要领导。毛泽东让梅白就此问题去征求李达的意见。李达并不知道这篇文章已得到毛泽东审批并肯定，看后非常生气地说：“马克思死了怎么超越？恩格斯也没有说要超越马克思！比如屈原的《离骚》，你怎么超越？我们应当是学习马克思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

　　“大跃进”中，经中共湖北省委批准，鄂州县委大门口贴出了“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的标语。

　　李达知道后给梅白打电话，指出这是唯心主义，还提出要见正在湖北视察的毛泽东。

　　毛泽东是1958年9月10日由北京直飞武汉，下榻在东湖宾馆见李达的。

　　李达开门见山地说：“润之，‘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这句话通不通？”

　　毛泽东悠然地说：“这个口号有两重性。举长征的例子，人的主观能动性可以克服有时候看起来不可能克服的困难。人想飞敢飞，于是有了飞机，人想日行千里，于是发明了火车。”

　　李达打断了毛泽东的话，说：“你的时间有限，我的时间也有限，你说这口号有两重性，实际上是肯定这个口号是不是？”

　　“肯定怎么样？否定又怎么样？”毛泽东有些不悦。

　　李达说：“肯定这个口号就是认为人的主观能动性是无限大，就是错误。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发挥，离不开一定的条件。一个人要拼命，‘以一当十’可以，最后总有个限度，终有寡不敌众的时候。一夫当关，万夫莫开。要有一定的地形条件，人的主观能动性是不能无限大的。现在人们的胆子太大了，润之，你不要火上加油，否则可能是一场灾难。”顿了顿，他说得更激烈了：“你脑子发热，达到39度发高烧，下面就会发烧到40度，41度，42度，这样中国人民就要遭受大灾大难了！”

　　毛泽东也有些激动：“你说我发烧，我看你也有些发烧了，也有摄氏百把度的。”

　　在场的梅白见此情景，赶紧出来打圆场说：“口号可以由省委取消。”

　　李达仍坚持说：“口号可以取消，思想不取消不解决问题。”

　　两位老熟人终于争得沉默下来。也许他们都觉出对方的固执，已难于抹平思维隔阂。

　　卫士李银桥安排吃晚饭，想缓和一下气氛，李达在气头上，表示告辞。

　　在回家的路上，李达似乎意识到自己今天太情绪化了，便对梅白说：“小梅，今天也许我不该发这么大的火，在你们面前没有给润之面子。我这是心里急呀！润之他的《矛盾论》和《实践论》写得何等好啊！想不到他现在把主客观颠倒到如此程度！毛泽东思想的价值就在于它充满了矛盾而又善于找出解决矛盾的方法，因而能够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但是，如果不能正确地认识世界，就不能正确地改造世界。”

　　梅白返回东湖宾馆后，一字不漏地把李达的那番话转告给了毛泽东。

　　毛泽东略深思一会儿后说：“我记得孔子说过：‘六十而耳顺。’我今年64，但不耳顺。刚才，听了鹤鸣兄的话很逆耳。现在回想起来，他说得有道理。你转告鹤鸣兄，就今天这个问题，我们还可以谈。当然，那是心平气和地谈。你再转告他，‘六十而耳顺’，我感谢他的逆耳忠言！”

　　不久，梅白见到李达，就如实地将毛泽东那些发自肺腑的话转告了他。李达听后深有感触地说：“还是润之的气量大。我当时也是太激动了，在你们这些小辈面前，没有给他留一点面子。再怎么说，他是我们党的领袖啊！以后见面时，我会向润之解释的。”

　　1959年夏天，李达带领哲学系教师萧萐父和助手陶德麟等人在青岛写作。一天，他的老朋友、时任海军司令员萧劲光来到他住的招待所，向他透露了刚刚结束的庐山会议反所谓彭德怀“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的情况。李达听后百思不得其解。送别萧劲光，他立即把萧萐文、陶德麟等人叫到跟前，摇着头说：“现在本来应该反‘左’，怎么反起右来了？”他为彭黄张周打抱不平，愤愤地说：“彭德怀同志出生入死，革命30多年，怎么会反党？真是怪事！”他说得很具体：“我很了解黄克诚同志，他为人朴实，对自己要求很严，他当省委书记的时候，规定家里的菜金一天不能超过一块钱，这样的好同志会反党，很难相信！”

　　本来，身为中国哲学学会会长的李达，准备在新中国成立10周年大庆时推出一篇有份量的赞扬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文章，题目都拟好了，叫《毛泽东——辩证法的巨匠》。现在，在听了萧劲光披露的庐山会议情况后，他心灰意冷了。他看了萧、陶写的初稿说：“现在再也没有什么好写的了！”并拒绝修改和发表这篇文章。

　　1961年夏天，李达在庐山休养期间，没想到又有机会与毛泽东对话了。

　　8月中旬的一天，李达正准备吃晚饭，招待所的工作人员通知他晚上去山上的人民剧院看文娱节目。当他和夫人、秘书走进剧场时，看到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人也在场。李达一行被带到毛、周稍后的座位坐下。演出结束后，李达站在自己的座位旁，想让毛、周等领导人先走。谁知毛泽东刚一转身就看到了李达，立即走过来和他热情握手，用他那浓重的湖南湘潭口音说：“你也在咯里啊！好吗？”这时，正在毛泽东后面走过来的周恩来也过来握住李达的手，关切地询问他有没有动脉硬化的情况。李达感激地连连问候他们。

　　一个多星期之后，8月25日下午，毛泽东又派车接李达去其住所庐林一号别墅谈话，一谈就是两个小时。毛泽东非常关心李达的研究工作和身体状况，李达向毛泽东请教了有关理论问题，坦率地谈了他对“大跃进”特别是“反右倾”以来实际工作问题的看法。

　　在谈话中，毛泽东再一次肯定《社会学大纲》是中国人自己写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在当时起了很大作用。李达说，那是在国统区用奴隶的语言写出来的，哪有你的《实践论》《矛盾论》那样鲜明集中、通俗易懂啊！毛泽东说，我是到延安后才研究哲学的，哪有你系统呀？我把《社会学大纲》读了10遍，还做了好多眉批，可惜后来行军丢失了。他提出，《社会学大纲》现在还有意义，应当修订再版。

　　李达受到毛泽东的如此嘉许，心情十分激动。但是，他却如实地说：“我的精力已经不济，写字手颤的很，怕不行了。”毛泽东说：“你们武大不是有哲学系吗？可以找几个得力的助手帮你搞，你指导嘛。”毛泽东的鼓励终于引出了李达修改《社会学大纲》、进而主编《马克思主义哲学大纲》的著述活动。

　　1965年底，李达调到北京，就任全国人大常委会专职委员。因惦记在庐山休养时毛泽东亲自交给的编书任务，他于1966年2月又回武大暂住，指导助手编书。

　　正当李达全力投入工作时，思想文化战线上又掀起了大批判运动，李达被列为“反动学术权威”。据当时的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后来回忆说，他曾3次请示毛泽东，问“李达可不可以批判”，毛泽东前两次均未表态，直到第三次表示在校内批判一下，但不要点名，也不登报，又指示王任重“要照顾一下”。

　　1966年7月16日，毛泽东在武汉畅游长江的消息传遍了武汉三镇。7月18日，好心人劝李达去找毛泽东诉说冤情，李达想了想说:“我现在这个样子不好去找，去找他，他也不会见我的。”也就在这一天，中共湖北省委作出《关于开除混入党内的地主分子李达党籍的决定》。

　　19日下午，李达的血压和尿糖都升到了极限。看守的刘某劝他坦白交待，低头认罪，李达讲：“我过不了这一关，快死了，斗死算了。我顾不得别人了。死了拉倒，后代也不管啦。”量完血压，他回书房又怒气冲冲地说：“叫我回乡，带回去斗，我不去，要带就带死的回去，我就死在这里。”他拉着夫人石曼华的手说：“你去东湖，给毛主席送封信，救我一命。”夫人说：“我出去买菜都有人跟着，我怎么去得了啊。”

　　随后刘某进来，李达对他说：“你帮我一次忙，不知肯不肯，就帮这一次忙。”

　　刘某问：“什么事？”

　　李达说：“我血压这么高，随时都可能脑溢血，今天气喘病又发作，这是心力衰竭的征兆。我76岁了，死了算啦，你帮我一个忙，救一条命，毛主席在武汉，给我送封信到毛主席那里去。”随即，他用毛笔亲笔写了一封信。信封上写：“送呈毛主席 武汉大学李达。”信纸上写：“主席：请救我一命！我写有坦白书，请向武大教育革命工作队取阅为感。此致最高的敬礼！李达 七月十九日。”

　　便条写好后，李达小心地将它放进信封牢牢封好后，交给刘某转呈毛泽东。刘某不敢擅自将信直接送到毛泽东下榻的东湖宾馆，而是交给了武大工作队。

　　7月29日，工作队陆舒媏让其秘书将李达这封给毛泽东的“救命信”改换信封，以机要档交邮局寄“中共中央毛主席收”，邮寄到北京，因此时毛泽东已离开武汉。8月10日，正在北京主持召开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的毛泽东看到了李达的这张条子，上面写着：“李达（武汉大学）要求主席救他一命。”毛泽东用特制的粗红铅笔在条子上作批：“陶铸阅后，转任重同志酌处。”同日，陶铸又批：“即送任重同志。”毛泽东的批示起了作用，当权者们允许把李达“押送”去医院，化名“李三”（有李达三家村之意）看病。在这里，他并没有得到好的照顾。李达很不理解，愤愤地说:“等运动结束后，我们到北京去，向毛主席告状!”

　　然而，他的生命很快发出了最后的信号，8月24日死在武汉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1971年夏天，毛泽东南巡。他在湖南说：“我同林彪同志谈过，他有些话说得不妥嘛……什么‘顶峰’啦，‘一句顶一万句’啦，你说过头了嘛。现在看来还是李达正确，他是反对林彪搞顶峰的。”

　　正是毛泽东关于李达的隔空对话，终于使李达“问题”出现松动。1974年1月13日，武汉大学举行了李达同志追悼大会。

　　1978年11月12日，党中央批准公开发表毛泽东给李达的3封信的手迹，让世人再次看到这两位党的最早创立者之间的对话，看到了他们曾经深厚的友情。

　　

　　李达是典型的学者型人物，爱坦率地表明观点，不喜欢随声附和，话不投机往往拂袖而去。他是中国共产党主要创始人之一，中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启蒙思想家，卓越的哲学家、经济学家、教育家和法学家，知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

　　有诗《怀李鹤鸣先生》真切反映李达的一生，如下：鹤鸣先生，先驱哲人。五都交雄，两赴东瀛。求索播火，执着可钦。建党运筹，宏论言陈。惜哉阳错，心同道分。犹怀旧愿，恋友深情。鸿雁陕北，传书泽东，实践矛盾，两论促成。北上归队，谈笑长闻。犯颜敢谏，铁骨铮铮。厥功丰伟，日月同明。呜呼！一度极左，寥落英魂。先生何在，睹书思人。嗟我小生，化悲为勤，振兴神州，以飨师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