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维汉

　　1896年6月2日，李维汉出生于长沙县高桥镇学仕桥村一个知识分子家庭。

　　其曾祖父原为福建渡东人，后因家族乔迁原因，各派支分散各地，其曾祖父变乔迁至长沙，李维汉属陇西李氏第40代子弟。

　　1916年，李维汉考入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第二部。1917年，暑期毕业，留校任初级部主任。在第一师范期间，同毛泽东、蔡和森等相识。1918年4月，同毛泽东、蔡和森等一道在长沙组织新民学会。

　　1919年10月，赴法国勤工俭学，在蔡和森的影响下，接受并信仰了马克思主义。

　　1921年，同周恩来、赵世炎等商量酝酿组织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

　　1922年6月，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成立，李维汉负责组织工作。同年，受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的委托，回国申请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2年底，由毛泽东、蔡和森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3年4月~1927年4月，他接替调往中央工作的毛泽东，担任中共湘区委员会（后改称中共湖南省委员会）书记。在其任职的4年中，他领导湖南人民开展反帝反封建反军阀的革命斗争，使湖南成为中国大革命运动中最活跃的地区之一。中共中央曾两次在报告中表扬李维汉领导的湘区区委斗争策略“稳当周到”。

　　1925年1月，出席中共四大，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

　　1927年1、2月间，毛泽东到湖南考察农民运动，写了著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湖南省委和李维汉完全同意毛泽东的报告，并首先在湖南省委机关刊物《战士》上全文发表。1927年5月，在中共五大后举行的中央委员会会议上李维汉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还被任命为中央秘书长。1927年7月12日，根据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指示，中共中央改组，成立临时中央常务委员会，陈独秀停职。李维汉为临时中央常务委员会五个委员之一。在大革命遭受失败的严峻形势下，他参与决策发动了南昌起义。随后，他和瞿秋白主持召开了著名的八七会议，李维汉担任会议主席，会议总结了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彻底结束了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在中共中央的统治，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会议选举瞿秋白、李维汉、苏兆征等组成中共临时中央局。八七会议开始了中国革命由大革命失败到土地革命战争兴起的历史转变。

　　1928年6月，中共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和任弼时一道留守中央。六大后，任中央巡视员，视察上海工作。

　　1929年春起，任中共江苏省委兼上海市委组织部长，以后改任书记。

　　1930年9月，任中共江南省委（管辖江苏、安徽、上海市、浙江等地）书记兼上海市委书记。

　　在中共六届三中全会上被补选为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1931年1月，中共六届四中全会时，被撤销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的职务。会后赴莫斯科学习。

　　1933年，回国到江西苏区，任中央组织部干事，后任部长。1934年1月，在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被补选为中央候补委员。1935年1月遵义会议上，他拥护毛泽东在中央的领导，反对张国焘的分裂主义。

　　长征中任军委第二野战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总政治部地方工作部部长。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任中央组织部部长。

　　1936年9月，任中共定边少数民族工作委员会书记。

　　1937年1月，任中共陕甘省委书记。

　　1937年3月，任中共中央群众工作委员会书记。不久又任中央党校代理校长、陕北公学副校长和党团书记。

　　陕北公学培养了大批革命的知识青年，许多人后来成为革命和建设的骨干。

　　1939年，任中央干部教育部副部长、中共中央西北工作委员会秘书长。他先后起草了《回回民族问题提纲》和《蒙古民族问题提纲》，均经中央讨论批准，这是中国共产党系统地研究少数民族问题的开端。

　　1940年10月，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兼中央研究院新闻研究室和教育研究室主任，负责中央研究院整风学习的领导。

　　1942年，参加延安整风运动，兼任中央研究院新闻研究室和教育研究室主任。

　　1942年9月到1946年4月，任中共西北局委员、陕甘宁边区政府秘书长。在这个期间，陕甘宁边区在发展生产，开展文化、教育、卫生工作和少数民族工作，建设“三三制”政权，搞好同党外人士的合作共事关系等方面，都做出了成绩，取得了经验。李维汉在上述各项工作中，都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抗日战争结束后，旧政治协商会议召开，1946年4月，中央决定由李维汉参加政协中共代表团。李维汉任政协代表期间，在重庆、南京、上海等地广泛接触各方面的人士，协助周恩来做了大量工作。

　　1946年底，政协中共代表团撤回延安，担任中共中央城市工作部副部长，以后改任部长。

　　1948年，任中共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部长，直至1964年底，主管中共和中国的统战工作、民族工作、宗教工作。1949年4月，任中共代表团代表，参与同中国国民党和平谈判代表团的谈判。

　　1949年6月15日，在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他被推选为新政协筹备会常委会秘书长，负责政协代表的提名。他经过广泛听取意见，反复酝酿，提出了一份由各党派、区域、军队、人民团体和特邀代表等5个方面共600多名代表组成的名单，受到毛泽东的高度赞赏，称赞说“这是一部包罗万象的天书”，李维汉“出的力最大”。同时，李维汉还参与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的具体筹划。毛泽东曾对新中国成立后是否实行联邦制的问题向他征询意见。李维汉提出的在统一的（单一制的）国家内，实行自治地方制的建议，经中央讨论，作为中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列入《共同纲领》。

　　1949年10月21日，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秘书长。

　　1951年5月，作为中央人民政府首席全权代表同西藏地方政府全权代表进行谈判，达成了《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促成了西藏的和平解放。

　　1952年12月，发出《关于满族是否是少数民族的意见》，指出：满族是中国境内的一个少数民族，包括汉八旗在内，都算满族，一律享受民族优惠政策。1954年11月，任中国国务院第八办公室主任。1956年，中共八大，当选为中央委员。

　　1964年12月，李维汉被撤掉中央统战部部长的职务。随后又被撤掉全国人大常委、副委员长和全国政协常委、副主席的职务，李维汉被迫离开了工作岗位。

　　“文化大革命”期间，李维汉受到迫害，被批斗40余次，关押8年之久。“文革”结束后83岁的李维汉重新获得自由。当时的中国百废待兴，作为中央组织部顾问的李维汉根据自己长期革命斗争的经验，多次向中共中央和中央领导提出一些重要建议，受到中央的重视和采纳。晚年的李维汉还把大部分精力投入在撰写回忆录上，他把晚年写回忆录当作为党工作的一项重要任务。他经常对人说：“为什么说老干部是宝贵财富？我想有两条，第一条是保持革命晚节，做一个像样的、合格的共产党员。第二条就是应该多收集一点党的、革命的历史资料，交给党，为将来写好中共党史做点贡献”。

　　1982年，中共第十二届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副主任。

　　1984年8月11日在北京逝世，享年88岁。
 

　　邓小平在苏区挨整、办报的情况，毛泽东是知道的。

　　毛泽东作为苏维埃中央政府主席，消息来源的渠道是多方面的；胞弟毛泽覃撤职、下放后，也被调回瑞金，在苏区互济总会做宣传工作，常来说说情况。毛泽东心里明白，什么福建的“罗明路线”，江西的“罗明路线”，统统都是冲着他来的！唉，真难为罗明、邓小平了……

　　毛泽东甚至知道邓小平“老婆离婚”的事。“左”倾路线，棒打鸳鸯，太可恶了！

　　对于邓小平来说，撤职、劳动，并不可怕；真正让他精神上受折磨的，是妻子阿金在他危难之际与他分手、离婚。

　　阿金，即金维映，是邓小平的第二个妻子。第一个妻子叫张锡瑗，1930年就不幸去世了。阿金是邓小平1931年在上海认识的，他们同被中央派往江西中央苏区工作，一路同行，到了瑞金。邓小平主政瑞金、纠正肃“社会民主党”错误后，就与阿金结为夫妻了。

　　说起来，阿金倒真是一个女能人、女强人，一个干练、出色的女干部，我党历史上早期女县委书记之一。她1926年入党，曾任中共江苏省委妇委书记，是上海工会联合行动委员会领导人。到中央苏区后不久，她就担任中共江西于都县委书记、胜利县委书记，在苏区以扩红、征粮的“突击模范”而闻名遐迩，曾上过《红色中华》的光荣榜。出人意料之外的是，在邓小平身处逆境、撤职检查的危难时刻，她经受不住“左”倾错误的高压，竟向邓小平提出了离婚的要求！这对邓小平不啻是沉重的一击！

　　阿金与邓小平离婚不久，嫁给了魁岸的中央局组织部长罗迈（李维汉）。阿金后来的工作仍然很出色，长征到陕北后曾任抗大女生队队长。后因咯血，1938年被党组织送去苏联治病，一面治疗，一面在共产国际党校学习，俄文名字叫妮达。1941年苏德战争爆发后，不幸殁于莫斯科郊外的战乱之中，时年37岁。

　　事业上的沉浮，生活上的波折，尤其是两度失妻的痛楚，对于邓小平来说，当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好在有战友们的关心，好在有《红星》报的寄托，邓小平襟怀坦荡，忍辱负重，很快就摆脱了这件事情给他带来的精神困扰，投入到红军与苏维埃的创造活动中去了。
 

　　第一任妻子曹文玉,生有三女分别是罗静松、李曦和李英。

　　第二任妻子金维映，原名金爱卿，又使用过金志成的名字，金维映曾为邓小平第二任妻子。
 

　　在法国勤工俭学时，同学萧子升对的李维汉评价是“为人‘精细’”。

　　从李维汉早期的革命活动来看，他具有包容性的性格。他的态度很温和。他自己也说：“我自己的人格固然重要，同时尤尊重人家的人格。”

　　李维汉“高度重视理论修养，坚持理论联系实际，注重调查研究，创造性地开展工作；他勇于进行自我批评，对自己错误从不掩饰，并从错误中总结经验教训。”

　　他的一生不谋私利，不图虚名，艰苦朴素。他是廉洁奉公和实事求是的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