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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仲夷】任仲夷生平事迹_任仲夷的子女

任仲夷

人物简介   任仲夷于1936年加入共产党,是优秀的共产党员、革命家、共产主义战士,广东改革开放的重要领导人之一。任仲夷曾参加过“一二·九”抗日救国学生运动、抗日战争等,建国后担任黑龙江省委书记、中共辽宁省委第二书记等职位,改革开放中担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兼省军区第一政委等职务,为中国经济建设付出贡献。文革期间,任仲夷也遭到批斗,在辽宁任职后他主持了张志新案的平反工作。

人物生平
  1914年9月出生河北省威县西小庄人(西小庄在1940年前属山东省)。
  1935年在北平市中国大学就读期间参加“一二·九”抗日救国学生运动。
  1936年3月参加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5月转中国共产党。
  1936年任北平市中共中国大学党支部书记。
  1937年任北平市中共西北区委书记。
  1937—1938年在济南做平津流亡学生中党的工作,后任山西友军第六十六师政训处组织科科长、政训处中共党总支组委,鲁西北聊城政治干部学校中共党总支委员兼政治教官。鲁西北抗日游击第三纵队司令部秘书长、泰西八路军六支队军政干校校长、冀南行政公署教育处处长、中共冀南区党委党校总支书记、冀南政治学校校长、中共冀南五地委常委兼冀南五专署专员、中共冀南二地委常委兼冀南二专署专员、中共邢台市委书记兼市长。
  1946—1952年任中共辽南三地委常委兼三专署副专员,中共大连市委书记兼副市长,中共旅大行政公署党组副书记、行政公署秘书长,旅大市委常委兼秘书长。
  1952年任中共松江省委常委兼秘书长。
  1953年任中共哈尔滨(直属市)市委第二书记。
  1954—1966年任中共哈尔滨市委第一书记兼市政协主席、市警备区第一政委,中共黑龙江省委常务书记。1966年秋开始被批斗,后下放农村劳动。
  1972—1976年任中共黑龙江省委书记兼省革委会副主任。
  1977—1980年任中共辽宁省委第二书记兼省革委会第一副主任,中共辽宁省委第一书记兼省军区第一政委。
  1980—1985年任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兼省军区第一政委。1985年后退出领导工作岗位,任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
  2005年11月15日在广州逝世。
  中共第八、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中共第十一、十二届中央委员,中共第十二、十三届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第一、二、四、五、六、七届全国人大代表。
  在辽宁任职期间,曾主持张志新案的平反工作,在广东任职期间,大力开展市场经济试点,使广东走在全国的经济前列,并推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中国的经济改革之路。
 
任仲夷的子女
  任仲夷有三个儿子一个女儿,任仲夷大儿子任念崎、次子任克宁、小儿子任克雷,任仲夷女儿任克英。
 
任学锋和任仲夷关系
  任学锋,男,汉族,1965年10月生,河北邢台人,1988年12月参加工作,1985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学历在职研究生(南开大学国际商学院企业管理专业),管理学博士,教授,高级工程师。
  任仲夷(1914年9月-2005年11月15日),河北省邢台市威县西小庄人。
  两人应该没什么关系。
 
社会评价
  任仲夷对改革的推动,终其一生,从未放弃,从未沉默。体制内的官员中,对改革的支持,像他这么坚定一贯、不遗余力的,不多;对改革(尤其是政治体制改革)的认识,像他这么深刻中肯、不稍隐讳的,更少。
  改革开放的先驱,是各方对任仲夷的盖棺之论。先驱,意指“在前面引导的人”,用来评价任仲夷,再确切不过。
  1978年,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发表的第三天,任仲夷就撰文批判“两个凡是”,最早表态支持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1979年,在辽宁营口,他就有石破天惊之语:“由穷变富是革命的目的”;1980年,他初到广东,就提出“生产力标准”问题,“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相结合”的原则;主政广东的1980到1985年间,他最早主持外贸改革、物价改革、投资体制改革,支持“蛇口工业区”政改。此间各种创举,难计其数。这种改革最初的“敢为天下先”,一直延续到他退出领导岗位后。用他一位老友的话,打仗要有先锋,办大事难事又何尝不是如此。在中国改革特区中冲锋,更是在禁区和雷区中冲锋:任仲夷被称“任胡来”,被指要把广东变成旧中国的租界,被质问“是否还是共产党员”。
  1982年情势最为严峻。因为改革刚启,有人求富心切,不了解国家政策,走私贩私现象频现。中央有人直指广东领导“放羊”,放言“再这样下去,不出三个月广东就要垮台”,提出要把对资产阶级的斗争进行到底。为此,任仲夷连续两次被召入京,写了有生以来唯一的一份检查。他后来回忆道,这份检查,应当说是真心的,但也有违心的地方。比如,自己实在不同意“广东不是‘活’得不够,而是‘活’过了头的观点”,“实事求是讲,广东还有很多该活的没有活起来”。
  这次“二进宫”最为外界所称颂的,是任仲夷在重压之下的担当、对改革开放一如既往的坚持。在传达中央精神的领导干部会上,他开场就说:这不是一次杀气腾腾的会,而是热气腾腾的会。广东工作中出现的问题省委要承担责任,自己作为第一书记,更要承担领导责任。对下面的干部,他没有传递“压力”,反而强调,只要不搞违法乱纪和犯罪活动,工作上还是允许犯错误的,对干劲足、闯劲大的干部应予鼓励。
  广东五年,是任仲夷事业达到顶峰的五年,更是他政治生命乃至人身安危“风雨飘摇”的五年。凭借“排污不排外”的睿智、“扶持不压制”的开明、“明哲不保身”的担当,任仲夷击退了诋毁广东改革的黑潮,使广东成为改革开放政策成功的铁证。他心秉真理的烛照,顶住种种强势干扰,穿越了改革开放最初的幽暗岁月。1979年,广东省的经济总量在全国排名23位,远低于国内平均水平,当五年后任仲夷离任时,广东省的经济总量跃居全国第一。1980到1985年广东发生的一切,已经将“任仲夷”三字深嵌中国改革开放史。
  有人说,广东有今天,多亏了任仲夷。任仲夷说,不,广东有今天,多亏了邓小平胡耀邦等人也功不可没。他还说,这是历史,历史是谁也抹杀不了的。
  在历史和真理面前,任仲夷是个忠诚的信徒。
  出生于“五四”运动前夜的任仲夷,因参加“一二·九”学生运动而走上革命道路。他说自己参加革命,就是为民主、自由和民族的复兴。政治的舞台风云际会,对他来说,理想主义始终是风浪吹打不去的情怀。
  2000年的一天,他和几个老干部在一起吃饭,突然停下筷子,盯着大家,问:“你们说说,年轻的时候,我们追随共产党究竟是为什么?”见大家面面相觑,他又自言自语地说:“还不是为了建立一个民主、自由、富强的国家吗?”
  十年“文革”的磨难,使他对革命的初衷愈加坚定。无论处于何种位置,他总能摆脱既得利益羁绊,耳辨“左”风、眼明“右”路。
  他坚持政治体制改革不能滞后于经济改革;认同人类社会进步,必经民主、科学、法治之道;力促舆论开放,言论自由,反对种种无端干预。
  对好友于光远的短文“讲道理”,任仲夷点评道:世上总会有蛮不讲理和用歪理、假理欺人、骗人、压人、害人的人。对这种人,实难以理喻之,只好置之不理。必要时,联合志同道合者,坚决与之战斗,真理终将无坚不摧,战胜一切邪恶。他爱真理,常常为志同道合者挺身而出:1979年,他大胆平反张志新案,上世纪80年代初期保护清华学生周为民,晚年鼎力支持开明报刊。他说,中国最大的资源是人力资源,但只有解放思想,启蒙而不是愚民,才能让亿万人民的聪明才智竞相迸发,人口包袱才能变为国力优势。
  任仲夷本人就是启蒙者。他抗言直论,批评臧否,纯然表达内心之所感。他的文章和发言,总是流露出他的本性:亦庄亦谐,生动有力,真笃诚恳。慧解“和谐社会”便是绝妙一例:“和”左边为“禾”,右边是“口”,即人人有饭吃:要大力发展经济;“谐”左边为“言”,右边为“皆”,即人人有言论自由。
  晚年时分,他仍体察时局、放谈国是,为了政治民主化,不惜冒巨大的风险,大有赴汤蹈火之无畏。
  《政治体制改革更需要勇气》这篇任仲夷留给中国的政治遗言,在纪念改革开放30年的今天读来,如空谷足音,弥足珍贵。他常说,自己不悲观,也不乐观,而是达观。好多事情他是看不到了,但他仍然相信那一天终究会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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