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文碧

　　“红军挺进师转战浙江时，我在浙西南一带活动。部队改编后，我担任挺进师二纵队政委，到平阳完全是一次偶然的机会。”张老将军语速缓慢，中间夹杂着一股浓浓的江西腔。

　　1937年2月，张文碧带领一支小分队，在龙泉到云和的公路上伏击了敌人的一辆军用车，还缴获了一批军用地图，这些正是挺进师急需的军用品。

　　“当时我们很高兴，决定带领部队到平阳寻找粟裕、刘英两位首长，但是找了很久都没有找到。后来我们又到泰顺和福建的边界去找，还是没有结果。这时，敌人发现了我们，大举围剿搜山，情况非常危急。幸好我们及时得到了平阳地下党和老区人民的掩护，才得以顺利脱险。”提起这些，老将军还是心存感激，“如果没有老区人民，我张文碧就算有三头六臂也会没命的！”

　　当地群众为了掩护部队，采取了很多对策。“有个小孩很聪明，他经常利用上山放羊的机会为我们站岗放哨。”老将军笑着说，“如果发现有敌军搜山，这个小孩就大声地叫起来：‘妈妈，我看到山脚下有几只羊上来了！’如果敌人要上另外一个山头搜，他就会喊：‘妈妈，有几只羊朝对面山上跑去了。’一听到喊叫声，我们就知道敌情，及时转移，让敌人的每次搜山都扑了个空。”

　　大约一个月后，张文碧终于在瑞安土井东坑村（今属文成县）找到了刘英同志。此时，闽浙边临时省委正在争取和国民党浙江当局进行合作抗战事宜的谈判。刘英见到张文碧很高兴，当即把省委机关仅有的10多个人都交给他指挥，要他继续寻找粟裕，以共同商议国共合作抗战的大事。

　　“在寻找粟裕部队的过程中，为躲避敌人的搜捕，我们经常要饿肚子，还曾经几十天没吃过一顿热食。情况紧张时，有时候一夜要转移好几次。”由于山路崎岖，张文碧一行每人带上一根木棍以方便行军。通过敌人封锁线时，为了避免木棍在地面上敲出响声，大家在木棍的底端扎上好几层破布。而且互相之间说话很小声，有时遇到突发情况，大家干脆不说话，彼此像哑巴似的打手势。为了不留下行军痕迹，他们还经常要把踩倒的青草扶起来……但由于敌人岗哨密布，盘查得很严，张文碧一行只好折回平阳，在地下党的掩护下开展隐蔽斗争。

　　为避免目标暴露，张文碧的部队分散到平阳县凤卧、山门等地可靠的群众家里。“当时我住在离山门街很近的西山，离敌人驻地只隔几座房子，连他们的操练都看得见，喊口令也听得清楚。我有点担心。房东却胸有成竹地说这个地方非常安全，叫我放心好了！”

　　在那里居住期间，张文碧还教了房东几招日后对付敌军盘查的办法，没想到还真派上了用场。

　　有一次，一个叛徒向敌人告密，说有游击队驻扎在附近村民家中。国民党马上派出一个连队的兵力将村民全部集中起来，逐个加以查问。那个叛徒指着一位村民说：“你家里藏有游击队，我也曾经在你家住过，赶快把游击队交出来！”这位村民不慌不忙地反问道：“既然你在我家住过，那我问你，我家的房子是朝东还是朝西，家里有几口人，我老婆长什么模样？”叛徒一时语塞，答不出来。国民党连长见状，狠狠扇了那个叛徒两个巴掌，领着部队灰溜溜地走了。回忆起这些细节，张老将军发出了一阵爽朗的笑声。

　　抗战全面爆发后，全国各地掀起了抗日救亡高潮。1938年1月15日，为了培养抗日救亡青年干部，中共闽浙边临时省委借用原平阳山门畴溪小学校舍，创办了闽浙边抗日救亡干部学校，这是当年南方八省14个革命根据地唯一的延安抗日大学式的干部学校。张文碧时任闽浙边临时省军区政治部副主任，有时候也会给学员们上几堂课。

　　一天夜里，学员们睡得正酣，突然响起一阵急促的哨子声，把大家惊醒了。学员们摸黑整装赶赴操场集合，他们有的只穿一件内裤、上身光溜溜的，有的连袜子也来不及穿。队长宣布：有紧急情况，日寇已在鳌江口“登陆”，愿随红军走的立即出发，不愿意的我们设法送你回家。大家当即表示愿跟红军走，约莫走了两三个小时，天才蒙蒙亮。“啊，这是怎么回事？”此时大家突然发觉，原来走了一大圈，又回到了干校附近。队长这才说出了真相：其实并没有什么敌情，而是对大家进行一次演习。“这些小鬼洋相出得真不少。”张老将军幽默地边说边打手势，“我们把在操场集合时落下的衣服、鞋袜收拾起来，叫他们来认领，还狠狠地批评了一顿。”

　　过了几天，抗日救亡干部学校开展军事演习，张文碧带领一支部队扮演日寇，在山头防守，粟裕则指挥学员进攻。在强占山头阵地的时候，一位学员把泥块当手榴弹向阵地扔去，不巧正好砸在了张文碧的额头上，张文碧当场就头破血流。“我马上就火了，下令把那个学员捆起来，他被我吓得脸都白了。粟裕同志了解情况后，当场就批评我说：‘你捆他干什么，马上把他放了。打仗就是这样的，这还是一场演习呢，真的交上火你怎么办？’”后来，干校的这批学员南征北战，大多成为党政军及各条战线上的骨干。邱清华成为乐清革命的领导人；林夫成了中国木刻运动先驱；林斤澜成为著名作家；陈急冲、庄鹤生、周亦航等捐躯在了抗日的战场上，为民族解放事业献出了年轻的生命。说到这里，张老将军有些唏嘘。

　　1937年9月的一天，正在浙西南山区一带隐蔽战斗的张文碧，突然接到刘英派人送来的一封信。信上说，省委和国民党浙江当局进行了国共合作谈判，并已达成协议，南方各省的红军游击队即将正式改编为新四军，要求各部队迅速赶到平阳山门街集中，听候整编。“当时我们听到这个消息，非常激动，立即飞快跑上山，在一棵不老松下，取出了已光荣牺牲的战友们留下的8支长枪，擦干净枪上的泥土，扛在肩上，向住在山上的老乡们挨家挨户辞行。”1938年3月18日，粟裕率领挺进师主力部队从平阳县山门街出发，与其他几路部队在凤卧镇吴潭桥水尾宫会合，一起开赴皖南抗日前线。

　　“当时街上人山人海，成群结队的乡亲饱含深情夹道欢送，一直送到十里外的梅岭亭。那时候他们的生活虽然很苦，可还是给我们送来了很多地瓜丝等干粮。”张老将军还非常关心地问，“1975年，我特地去了一趟山门，那时他们吃的是地瓜丝加一点大米。现在他们的生活怎么样啊？”笔者连忙说：“山门镇现在的生活好了很多，当地人还办起了很多企业，人民生活开始富裕起来了。”张老听了若有所思，频频点头：“那就好，那就好！”

　　经过一个月的艰苦行军，改编为闽浙边抗日游击总队的挺进师到达皖南歙县岩寺古镇，编入新四军第2支队，张文碧任支队政治部保卫科长。谈起当年的北上抗日，张老将军豪情依旧：“当时我们部队的武器很落后，一个连队仅有几支步枪，大多数战士都是拿着竹竿上前线的。但我们的部队军纪严明，士气旺盛，与国民党军队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随后，张文碧等人率部在浙东创建了抗日根据地，高举抗日大旗，直到抗战胜利。1945年12月，新四军华中野战军发起江苏高邮战役，挺进师的后续部队担任主攻，终于消灭了这支在日本宣布投降后仍拒不缴械的日寇，使高邮成为全国最后收复的一座沦陷县城，同时也标志着挺进师北上抗日历史任务的完成。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福建军区建黎泰军分区司令部特派员，独立师连政治指导员，红七军团营，团特派员，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师特派员，挺进师第三纵队副政治委员，第二纵队政治委员。坚持了南方三年游击战争。抗日战争时期，任新四军第二支队四团政治处组织股副股长，江南指挥部苏皖支队政治部调查统计科科长，苏北指挥部第三纵队司令部军法处主任，新四军第一师南通警卫团政治委员，浙东纵队政治部主任，苏浙军区第一纵队三旅副政治委员。解放战争时期，任华东野战军第一纵队二师政治委员，第三野战军二十军五十九师政治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军政治部主任，军副政治委员，南京军区装甲兵政治委员，军区工程兵政治委员，军政治委员，浙江省军区司令员，南京军区司令部顾问。

　　南京军区司令部原顾问张文碧同志（正兵团职待遇），因病医治无效，于10月4日在南京逝世，享年97岁。
 

　　刘英与粟裕因为叶飞南阳事件后，两人互相防备，从不在一个房间住。后来，粟裕才知道身边一部下为刘英的“暗探”，奉命可随时干掉他。

　　刘英1942年牺牲后，此人成为粟裕手下干部，又成长为高级将领，但粟裕待之如初，从无穿小鞋之事。

　　后来，《粟裕传》传记组到家采访此人，想了解刘英派他紧盯粟裕一事。此人几个小时默默独坐，既不肯定也不否定，始终不发一言，任凭传记组人员来去。因不能证实，《粟裕传》只得屏弃这一细节。

　　文中的“此人”即张文碧。

　　张文碧说（南京）军区通知学习，不能给粟总送行了。

　　王必成一听，瞪着眼睛说：“你敢！你要去，你必须去！”

　　接着，王必成说，下次中顾委华东组分片会在杭州召开，他要在会上提出粟裕这件冤案。他认为中央对粟裕不公平。

　　楚青虽然感动，但考虑到他自己也身处逆境，不愿他因此再受委屈，因此劝阻他。

　　王必成不听。

　　楚青急了，说：“你即使不为自己着想，也要为我们着想。我希望有一个较为平安的环境来完成粟裕同志的战争回忆录。”她请求王必成不要再提此事，以免惹出麻烦。

　　王必成这才默不作声，答应了楚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