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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正文】谷正文回忆录_谷正文与邓丽君

谷正文

人物简介   谷正文在九一八事变后加入共产党,抗战爆发时还担任过林彪的部下,然而他被国民党逮捕后立马叛变,成为军统特务,深受戴笠重用。谷正文号称“活阎王”,连毛人凤都说“他比我还狠”。谷正文在国民党败退台湾之际收到蒋介石赏识,专门从事对大陆的渗透工作,手上血案很多,甚至参与策划了暗杀周恩来的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

人物生平
  1910年,出生于山西汾阳路家庄,兄弟五人,排行老大,年轻时就读于汾阳中学。
  1931年,考上北京大学,本要立志做学问,但“九一八”事变后,国家危亡,时局艰难,华北之大,已经放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了。于是,像千万爱国青年学生一样,谷正文无心学习,转而投身学生爱国运动,成为中共北平学生运动委员会的书记,后又转到八路军115师担任某大队的大队长,他在抗战前夕,一次执行任务时失手被擒,被囚于国民党的牢房中,这才投效了国民党的特务机关军统局,成为军统局华北区的特工。谷正文自己说,1935在北大读中文系就加入了军统局,戴笠每个月还会派一个人与他联系,七七事变后,他与北平二十多个流亡学生来到济南,组成“山东政府教育厅演剧队”,受中共北方局领导。后又投入敌后游击工作,被日军俘虏,抗战胜利后再次回到军统局。然而,而知情人则揭露,谷正文所在部队,是一个非军务的“政治宣传大队”,实为戏剧演出队,后曾改称战士剧社。1941年,谷正文是携两只驳壳枪,长武山英一的特务,干过不少祸国殃民的坏事,后又投靠国民党军统戴笠门下的。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秘密入党,成为学运积极分子,曾任中共北平学生运动委员会书记。
  1937年,抗战爆发后,曾投笔从戎,在林彪将军的115师侦察大队任队长,后来在执行任务时被捕,叛变革命成为一名军统打手。因为他的“好学”,也因为他对华北的了解,受到国民党情报头子戴笠的赏识,被提拔为“北平特别勤务组组长”。此后,从抗战到大陆解放这十几年间,谷正文一直担任军统华北地区的负责人。
  1946年,戴笠死于空难,仓皇之间,蒋介石命令军统局主任秘书毛人凤接任局长。毛人凤清点戴笠遗物时,发现戴笠在他的日记里写道:“郭同震读书甚多,才堪大用。”从此对“郭同震”另眼相看。也因为这个缘故,国民党败退到台湾后,经毛人凤的举荐,谷正文受到重用,有一段时期直接受蒋介石领导,这是他的特务生涯中最得心应手的时期。
  那个时候,蒋介石整日叫嚣“一年准备、两年反攻,三年扫荡,五年成功”,企图以此提振士气。”谷正文当时除担任“保密局上校侦防组组长”外,也是马祖岛“祖国万岁救国军的副总司令”。“总司令”虚悬,上面没有派人,按照谷正文的说法,“总司令”虽然空在那儿,其实就是蒋介石本人。谷正文把办公室设在台北近郊的青山绿野深处,名为“求实斋”,是他搞反攻大陆情报活动的秘密总部。他舍弃“保密局”正规的训练特务的方式和招募人员的管道,从成千上万由大陆流落到台的单身流民中挑选“可造之材”,送到台北近郊的“蓝天海水浴场”附近的“情报局秘密基地”,接受情报训练。训练的内容除了基本的游泳和潜水训练以外,主要是爆破、暗杀、搏击、通讯,以及若干简单易学的情报技巧。只要短短几个月,训练好一批人,就可以派他们去“反攻大陆”了。那段时间,北从山东半岛,南到海南岛,台湾“情报局”在谷正文的策动下,进行了一波接着一波的“反攻”行动。但是,都难成气候。这些特务活动到了后期,暴力性质锐减,取而代之的是一些象征意义的任务,比如,派特务到大陆沿海城市过几天日子,在特工人员回台后,谷正文安排蒋介石接见他们。这个时候,特工们就拿出大陆的电影票票根,或者大陆的火车票、粮票之类的凭证,让蒋介石看看,逗“老头子”开心。 曾经犯过不少血案。
  不过,1950年到1970年初期,谷正文亲手领导执行过几宗骇人听闻的暗杀行动。当中最受蒋介石嘉许的,就是“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失事案,周恩来总理要不是临时改变行程,差点搭上那班死亡飞机,成了空中冤魂。1995年,台湾《中国时报》周刊第171期刊登了专访谷正文谈筹划刺杀周恩来始末的文章。当时任台湾“保密局侦防组组长”的谷正文承认,“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是台湾特务人员干的。
  2007年1月25日在台北医院病逝,终年97岁。
 
谷正文回忆录
  谷正文自诩:台湾出版的回忆录很多,陈立夫的回忆录最假最坏;谷正文的最真最好。书的序言是李敖写的,连李敖这样的强梁人物,都不得不折服惊诧于传主的聪明、干练、慧黠、奇宕和狠毒,而且遍查全书,找不到一丝的忏悔之词。除去过去公开披露的历史事件外,书中也有大量揭发他主子恶行文章,如亲自在北平市市长何思源家中安放炸弹将何的女儿炸死、与蒋纬国一起密谋绑架傅作义,到遵照蒋介石的旨意毒死白崇禧等等,都是活生生的故事和血淋淋的事实,读来惊心动魄,让人不寒而栗。
 
谷正文与邓丽君
  原国民党高级将领谷正文说:“邓丽君是台湾国民党国家安全局的秘密情报工作人员,隶属于台湾国家安全局第三处,协同工作的是我所在台湾国民党国防部情报统计局。”
  谷正文说,1968年夏天,邓丽君收到来自新加坡的邀请书,邀请她参加1969年在新加坡国立大剧院举行的”慈善音乐会”的演出。年仅15岁的邓丽君向台湾有关部门提出了出境申请。由于邓尚未成年,所以一同提出出境申请的还有她的母亲赵素桂。
  当时台湾处于军事管制戒严令期间,各种民间社会活动和人身自由均被明松暗紧地监视着,进出台湾的任何人都受到台湾安全局严格审查。“连外交部长都不得例外。”谷正文说。
  谷正文说:“像邓丽君这样的情报人员,与专业间谍有着根本区别,她们不承担需要特别间谍技能的工作,只利用她们现存条件为国民党政府效劳,只能算是信息传递媒介。”
  得知”邓丽君是间谍”,人们在惊讶之余,普遍倾向于同情邓丽君。
 
谷正文的四任妻子
  谷正文前后一共有四任妻子。谷正文的第三任妻子,姐妹都是共产党员。不知是因为感情不好,还是她发现了谷正文的军统特务身份,或者只是谷正文自己疑心太重。总之,按谷正文的说法,有一次,这位妻子趁他不注意,在茶水里下了毒。他端起茶杯,仰头正要喝,却见茶水表层有粉末在晃动,当下就疑心茶被动了手脚。因为他“机警”,才捡了条性命。自从受过这么一次“惊吓”,以后他不论到哪喝茶、吃饭,都提高警惕。
 
谷正文后代
  服侍谷正文晚年生活的干女儿谷美杏说:“在陌生场合,任何人沏茶请他喝,哪怕是一口他都不喝。”谷美杏也是和谷正文相处了好一阵子,才慢慢取得他的信任,最后终于能放心的喝她准备的水。疑心病救了自己一条命,但或许是因为疑心病,也或许是谷正文命中注定独缺子女缘,他的子女一个个离他而去,不是远居美国,就是各自成家立业,散居在台湾各地,顶多逢年过节的时候回台北永康街老屋子看看他,问声好,如此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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