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希林

　　1908年3月12日生于湖南省长沙县铜官镇源嘉湖石头嘴村一个制陶工人家庭。

　　6岁起入长沙县立第4小学读书。小学毕业后，先后考入湖南省立甲种工业学校附属乙种工业学校、甲种工业学校机械科学习。14岁时因家贫辍学，入湖南纱厂做工。

　　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6月，他因在“五卅”反帝运动中积极投身纱厂的罢工斗争，被厂方开除。后经省总工会介绍到安源路矿参加矿工俱乐部工作。翌年1月，受矿区中共组织派遣入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并转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4月考入黄埔军校第五期工兵营。毕业后被分派到国民革命军叶挺独立团任排长，后调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警卫团任排长、副连长。

　　1927年9月随警卫团参加湘赣边界秋收起义，转战至井冈山。后任工农革命军第1军1师连长，中国工农红军第4军副营长，参加了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斗争，曾参与指挥黄洋界保卫战。

　　1929年后历任红4军随营学校总队长兼教育长，闽西红军学校校长，红20军代军长兼第1纵队司令员，闽西新红12军参谋长兼34师师长，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警卫团团长。

　　1931年夏，因率部攻打宁都附近的赖村失利，在苏区肃反中遭诬陷，被开除党籍并被降职为红军特科学校教员，后任该校学兵连连长、营长、副团长、主任教员等职。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开始长征，特科学校编入干部团，任该团特科营工兵教员。征途中，曾发挥工兵技术特长，多次完成逢山开路遇水架桥的艰巨任务。到陕北后，恢复党籍，任抗日红军大学地方干部营营长、抗日军政大学队长。抗日战争爆发后，任陕甘宁边区保安司令部参谋长。

　　1938年底奉调赴华中，先后任中共豫鄂边区委员会军事部部长，新四军第4支队参谋长兼第14团团长、江北游击纵队司令员、第2师6旅旅长兼政治委员、津浦路西军分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皖江军区司令员兼第7师代师长。率部参加了巩固发展津浦路西和皖江根据地的斗争和反顽、反“扫荡”作战。解放战争时期，任山东野战军第7师师长、豫皖苏军区第一副司令员、胶东军区代司令员、人民解放军第32军军长。

　　1949年6月曾率部解放青岛。新中国成立后，任山东军区第一副司令员兼青岛警备司令部司令员。

　　1950年出任中国驻捷克斯洛伐克大使，1954年届满回国后重回部队，任训练总监部副部长。1958年至1969年任北京军区副司令员。

　　1970年2月11日在北京逝世。
 

　　根据授勋标准，副、准兵团级，多数可评为中将，而当时谭希林为副兵团级干部，所以授予中将军衔。
 

　　谭希林之子谭晓鹏

　　为纪念古田会议召开85周年、红军开始长征70周年和中国工农红军东路军攻漳战役83周年，由红岩儿女联谊会、西花厅联谊会和井冈儿女联谊会联合主办的中国工农红军东路军后代座谈会，于2014年11月1日在北京万寿宾馆举行。

　　座谈会由红岩儿女联谊会和西花厅联谊会总干事童丹宁主持。
 

　　“你上回说，谭希林谈了我们红五团的事，到底是怎么回事？”性情急躁的刘亚楼对我啰嗦的那一套，显然就没多大兴趣，便把话题扭上了正题。

　　我告诉刘亚楼：“1940年，蒋介石发动第二次反共摩擦新高潮时，指令大别山的广西军向我们淮南新四军四支队进攻。广西军里有个178团，由副师长谭何易指挥，从我们根据地的南边一口气打到我们四支队驻地太平集。后来，四支队司令部把七、八、九、十四团集中在一起，专门对付这个团。我们四个团围住广西军的这个团，在古城集又打了三天两夜，自己伤亡了一大堆，排、连、营指挥员伤亡的最多。最后这个团还是突出重围，扬长而去了。气得我们的指挥员跳起脚来骂娘。赌咒发誓要把这支“猴子军”消灭掉。这时支部参谋长兼我们团团长谭希林在会上说：“这是广西军大革命时期的一个主力团，是李宗仁、白崇禧起家的血本。北伐时期，蒋介石组织国民党的军队搞试射比赛，这个团拿了第一名。要消灭这个团，非红五团来不行。红五团政委刘亚楼，仗打到紧要关头，便脱光膀子，拎着刺刀同敌人拼。几仗下来，敌人打怕了，只要一见这个脱光膀子拼刺刀的共军，便吓得往后退去。‘刺刀见红’就是这样杀出名的。”

　　刘亚楼听完这段话，脸上的怒气顿时消散了下来。继续问我：“除了这些，谭希林还说了什么？”我回道：“他还说，我们这几个老团没有一个能跟红五团比的。他让我们向红五团好好学习。政治委员都要向刘亚楼那样，把部队带出‘刺刀见红’的作风来。刘亚楼瞪大眼睛逼视着我又问：“他没有说红五团的坏话？”我连忙回道：“没有，没有，绝对没有，反正我没有听到。”

　　一缕笑意，又回到了刘亚楼的脸上。

　　他身子埋在座椅上，默默地计数着咀嚼着些什么。忽然从座椅上猛地站起来，大步流星地在房间里转圈。那双墨黑锃亮的皮鞋，在划着大的弧圈。他一边转圈，一边扳倒指头计算着什么。

　　“谭希林这话，是1941年说的，对吧？”他转过身来问我。

　　我说：“对的，1941年。”

　　刘亚楼不待我把话说完，就说：“这时我在苏联军中服务，那时侯，苏德战争打得正热火呢！算算时间，他谭希林1934年在井冈山教导队，批我，整我，同我结成冤家，到1941年时间已经过了六七年，我已经离开中国。他也到了华中，忙着抗日，打鬼子。还要同顽军搞反摩擦，我同他真是天各一方啊！可是，他，谭希林却对你讲了红五团和我个人的这么多好话。我呢，却还在生他的气，这真让我惭愧，也确实让我感动。一个当面把我批得眼泪直流，令我耿耿于怀的人，我同他分别多年，国内国外，相隔千里万里，他却还惦记着我。而且，他对我的伤心落泪，让我怀恨在心的批评，并没有什么私心，恶意，倒真是为我好啊……”刘亚楼在那里越说越激动，我望着这个火爆脾气的大司令，这个直爽干脆的将军，却不知该怎样才好。在许多首长、老将军面前，我从来不问他们之间的恩恩怨怨的事，在这位大司令面前，我当然不好问他们之间产生隔阂的缘故啊！

　　我到北京景山后街谭希林住处去看望他，此时他已重病缠身。医院安排他去南方治病，即日成行。他见到我非常高兴，硬撑着从床上爬起来，由他夫人用一条棉被裹紧，坐在藤椅上跟我说话。我见到这位老将军已经病得不轻，怕惹他生气，便对刘亚楼的事只字不提。可是谭希林却主动提出：“你们空军司令刘亚楼还生我的气吗？我对他是做过很多批评，有些批评也确实太过火了。恐怕他现在对我还有意见，不过我对他并没有恶意。只为看到他是一个很有发展前途的年轻干部，我希望他日后能干成大事，所以就对他格外严厉了些，这也就是俗话说的‘恨铁不成钢’啊！现在他出息了，当了空军司令，我心里非常高兴。”我见谭希林都把话说到了这份上，便把刘亚楼交代我的话告诉了谭希林。谭希林听了异常激动，挣扎着从椅子上欠起身来，用他那颤巍巍的骨瘦如柴的手紧紧地握住我的手，眼里闪着泪光，动情地说：“你替我告诉他，就说我病得不行了，今生恐怕没有机会再见面！早年，我对他批评是太过火了。对于这点，我向他道歉。不过我内心里却藏着对他深深的爱意呀！希望他好好工作，为国家出大力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