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年生

　　文年生，1907年2月28日生。父亲文养然，母亲文瞿氏，都是老实巴交的农民。夫妻俩育有三子：老大年生、老二和平、老三庆祥。按族谱记载，文年生则属第十二代。

　　文年生8岁时，就开始帮父亲种田、打柴、捡粪，帮地主家放牛。10岁时，父母送他进屋场里文氏祠堂的私塾读夜学，仅读了一本《百家姓》。两个月后，因家贫而辍学。年少的他仍经常站在私塾的窗下，聆听里面的琅琅读书声。回家后他又向父母闹着要读书，母亲只好对他说：“家贫没有钱读不起书，也没有东西分给你们，给你学一门手艺在身好，你想卖出也卖不了，手艺在身不怕穷。”

　　不久，母亲送他到离家五里外的姑父那儿学裁缝。姑父瞿海平既是他的姑父，又是他的舅父。然而，这位驼背的姑父兼舅父性情凶暴，姑妈待他也十分刻薄，经常用尺打他。做工回来还得给姑妈看孩子，孩子哭了也要挨揍，受气挨骂，连饭都吃不饱。

　　1919年初的一天晚上，天寒地冻，小年生举着一盏铜油灯上茅房，不小心将灯掉入粪坑中。第二天姑妈逼着他光着膀子，下到一人多深的粪坑中把灯捞上来。性格倔犟的小年生感到受了奇耻大辱，伤心不已，一气之下跑回家去，向母亲闹着要读书。母亲没有办法，就想将他过继给二舅父做儿子，文年生死也不去。母亲又逼他回姑父家学裁缝，结果，第二天清晨，年仅12岁的文年生便负气离家出走。

　　当时，从文家屋场到岳阳县城有六十多里路，全是荒山野岭，小小年纪的文年生，竟只身一人流落到了县城。以后，又流落到离岳阳县城八十多里远的长江对岸的湖北监利县尺八口镇，进了一间木匠铺当学徒。因年小体弱，拿不动斧头，便只能干些打杂的零活。两年后，木匠铺倒闭关门，14岁的他又独身一人流落到洞庭湖区的华容、南县等地帮别人做工、种田、挑土筑堤。吃的是剩饭剩菜，受尽了欺侮与剥削。

　　1926年7月，国民革命军第八军教导师钟岳灵团攻占华容县城。那时的北伐军到处都受到民众的欢迎。19岁的文年生认为当兵不受气，又好玩，又可以发点洋财，于是便下狠心参加了国民革命军，参加了北伐攻打汉口等役。后随军转战河南、安徽、湖南、广西各地。

　　1930年，因不满新老军阀之间的连年混战，加上听一些曾参加过南昌起义的官兵讲：“朱毛的红军不打人，官兵平等，打土豪分田地。”给他的印象很深，他们几个志同道合的士兵便在长沙组织拖枪投奔红军，因被发觉而未成行。到宝庆后，又准备哗变，因被人告密未成，反而有3位弟兄被枪杀，这更加坚定了他投奔革命队伍的决心。1930年6月，他同李俊等8人一起离开湘军部队到长沙。不久，彭德怀率领红三军团攻占长沙城，文年生便与李俊等人参加了红军，被分配在第八军第二大队三连当战士，正式走上了革命道路。同年8月底，因作战勇敢，在江西清江县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无产阶级的先锋战士。

　　参加红军后的文年生，在党的培养与教育下，进步很快。1932年4月，时年25岁的文年生便担任了红三军团三师十团团长。1933年4月，又被选调入工农红军学校学习。红校毕业后，调任军委教导一团团长。

　　长征开始时，文年生仍任合编后的中央军委教导师第一团团长。土门战斗后，部队缩编，文年生调任红三军团第十一团团长。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全面抗战爆发。国共两党捐弃前嫌，联合抗日，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刚从抗日军政大学毕业的文年生被调到八路军一二○师第三五九旅第七一八团任团长兼政委。

　　1939年8月，文年生升任警备第一旅旅长。9月，日军第36师团3000余人，再次占领军渡，准备待机偷渡黄河。文年生率4个连再次渡河，迂回到敌后开展游击战，纵深达200多公里，时间两个多月。在大量歼灭敌人有生力量的同时，又牵制了企图渡河的日军，还扩大了自己的部队，文年生率领的4个连由出发时的700多人，发展到1400多人。

　　从1938年春到1939年底，文年生先后率领部队抗击了日军向我陕甘宁边区河防发动的23次进攻，其中规模较大的7次。同敌人进行大小战斗70余次，以伤亡160余人的代价，取得了歼敌800多人的光辉战绩，胜利地完成了党中央、毛主席交给的保卫黄河的光荣任务。在保卫黄河的同时，文年生还率领部队投入大生产运动，开展生产自救活动，取得了丰收，被西北局高干会议评选为生产模范，毛泽东同志为他题词：“生产教育二者兼顾　书赠文年生同志。”

　　就在文年生率部保卫黄河的时候，1938年11月11日，他的家乡岳阳沦陷。文年生的家乡云天村文家屋场一带被日军占领达7年之久，家乡人民惨遭屠戮。他的大弟文和平在一次去稻田放水途中，遭遇日军巡逻队，被诬为游击队便衣侦探，被日军用刺刀刺死于稻田水中。文瞿氏闻知儿子被杀，悲愤交加，气病而亡。这一切，远在西北黄河前线抗战的文年生并不知晓。

　　文年生将军生性刚强正直，作风正派，疾恶如仇。正是因为将军的这种秉性，使得他在广州军区工作期间，得罪了黄永胜一伙。“文化大革命”中，惨遭黄永胜一伙的诬陷、打击，最后被迫害致死。

　　1978年8月23日，总政治部批复了这个报告。“广州军区党委：经中央、中央军委批准，同意你们一九七八年二月一日《关于为文年生同志彻底平反，恢复名誉的报告》。追认文年生同志为烈士。撤销军区党委一九七三年九月一日《关于文年生同志问题的报告》和总政对这个报告的批复。”同年9月，广州军区正式为文年生将军召开追悼大会，将军冤案至此终于得以昭雪。
 

　　夫人蘇枫，曾任广州军区总医院副院长，2005年去世，育有四子三女（其中一子幼年夭折）。次子文仲夫曾任解放军军事医学科学院副院长，少将军阶。
 

　　文年生将军生性刚强正直，作风正派，疾恶如仇。正是因为将军的这种秉性，使得他在广州军区工作期间，得罪了黄永胜一伙。“文化大革命”中，惨遭黄永胜一伙的诬陷、打击，最后被迫害致死。

　　文年生最初与黄永胜共事是在1945年。在广州军区工作期间，由于两人的脾气性格各不相同，在工作中便产生了矛盾，由此而结下了一段恩恩怨怨，并最终导致了文年生惨遭迫害致死的结果。

　　黄永胜为人阴险狡诈，心胸狭隘，心术不正，善于玩弄权术，打击报复。文年生刚强正直，从不搞阴谋诡计，也最反对别人搞阴谋诡计。因此，他和黄永胜是脾气性格作风截然不同的两个领导干部。

　　1962年，在军区党委会上，黄永胜对四十二军政委陈德、五十五军政委王振乾发动突然袭击，无中生有地攻击、压制与打击他们。时任军区党委副书记的文年生对黄永胜的这种恶劣行为进行了坚决抵制，主持了公道，从而得罪了黄永胜。

　　1966年11月，广州军区的所有领导都受到了“造反派”的冲击。由于有林彪的撑腰，黄永胜没有被打倒。于是他便指使军区的“造反派”，以“篡夺军区领导权”、“贺龙的忠实爪牙”、“包庇反党分子吴自立、周小舟”等莫须有的罪名大肆攻击文年生。

　　1967年5月，黄永胜操纵军区党委全会，免除了文年生军区党委副书记职务，停止文年生参加党委常委的活动，停发了文件电报，并赶走了他的老司机，撤销了炊事员与专车。为孤立文年生，还两次将他夫人苏枫送进学习班。

　　1966年3月，黄永胜调任总参谋长后，未经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批准，指示广州军区政委刘兴元对文年生非法进行专案审查。从4月4日起，将文年生非法关押、审查、残酷斗争迫害，到6月6日的51天之内，连续批斗文年生达31次之多，使文年生在精神上和肉体上受到了严重摧残，健康情况明显恶化，却又得不到治疗。然而，作为文天祥后裔的文年生将军，大义凛然，与黄永胜一伙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他不屈不挠，宁为玉碎，不为瓦全。6月7日，一代名将文年生终于被迫害致死，时年61岁。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1978年2月1日，中共广州军区委员会正式向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与总政治部递交了《关于为文年生同志彻底平反恢复名誉的报告》。报告中说：“我们认为，文年生同志是林彪反党集团主要成员黄永胜迫害致死的，所列罪名纯属陷害，是冤案，决定为文年生同志彻底平反，恢复名誉，追认为烈士……文年生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我党我军的优秀干部……文年生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他的逝世是我党的我军的一个损失。”